我真诚地希望布鲁索和普林斯是在新加坡，或者澳大利亚，而且永远别再听到他们的消息。
“他为什么要和你联系呢？”我小心翼翼地问。
他咬着嘴唇，仿佛就要开始哭了。可以看见那4颗大板牙的牙尖。他一直在用手抓头，时光似乎已经凝结。“嗯，”他说，声音更加轻微，“他们走的时候像是留下了一笔钱。现在想拿到手。”
“他们？”
“听起来他们两人好像还在一起，是不是？”
“确实是。那他们要你做些什么呢？”
“这个嘛，倒从来没有具体谈过。但听口气，他们好像是要我们帮他们取回这笔钱。”
“我们？”
“是的。”
“你和我？”
“对。”
“有多少钱？”
“从来没说过。不过，你想也想得出，一定是一大笔。否则，他们是不会为它操心的。”
“那么，钱在哪儿？”
“他没有说清楚。只告诉我是现钞，锁在什么地方的箱子里。”
“他想叫我们去取？”
“对。我猜想，这笔钱藏在城里某一个地方，说不定就在我们现在坐的地方附近。联邦调查局到现在还没有找到这笔钱，所以他们很可能一辈子也找不着。布鲁索和普林斯相信你和我。再说，我们现在已经是半合法了，真的，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法律事务所，而不是两个街上的混子，一看到钱马上就会偷走。他们觉得我们可以把钱装上一部卡车，开到他们跟前，结果人人都会皆大欢喜。”
这一切究竟有多少是戴克的揣测？又有多少确确实实是布鲁索亲口所言？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但我依然十分好奇。“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呢？”
“这倒从来没有谈过。可是，肯定少不了。而且，我们还可以把应得的一份在事前就取出来。”
戴克已经把一切都统统考虑过啦。
“绝对不成，戴克。你别再说啦。”
“是的，我知道，”他闷闷不乐地说，一听见枪响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风险太大啦。”
“是的。”
“现在听起来倒是挺棒，那可是要蹲大牢的！”
“对，对。只是因为事关重大，非告诉你不可，真的。”他挥了挥手，仿佛是说这件事他连想都不敢想似的。一盘炸玉米片和鹰嘴豆泥放到了我们面前。我们盯着招待，一直盯到他转身离开。
我确实是为两个逃犯打过工的唯一律师。这件事我曾经想到过，但怎么也没有料到联邦调查局会牢牢地盯上了我。我的胃口一下子全没了，嘴巴里却依然又干又渴。一点点轻微的响声，都会把我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
我们双双陷入了沉思，默默地瞪着桌上放着的食物，直到招待送来了比萨，才又重新开口。我们一声不响地吃着。布鲁索是为什么与戴克联系的？他去拉斯维加斯，是谁出的钱？在两个逃犯消失之后，这是他们第一次通电话？这次通话会是最后一次吗？布鲁索干吗还在关心我？我多么想了解这一切的详情细节！
我终于从团团迷雾中理出了两条清晰的想法。第一，假如布鲁索有足够的办法跟踪戴克，能知道在他去拉斯维加斯的途中身后一直有人盯梢，那么他肯定有办法雇人从孟菲斯取走那一笔钱。他干吗还要缠着我们？我们是否会被人逮住，他是不会在乎的；他缠着我们，这就是真正的原因。
其次，联邦调查局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我问过话，那是因为他们不想惊动我。正因为我一直不防备他们，他们监视我才方便得多。
我又想到一件事。坐在对面的我这位五短身材的朋友，刚才很想敞开心扉，跟我认认真真地讨论讨论这笔钱。他知道的事情，肯定要比已经告诉我的多得多。他开始刚才的那场谈话，是周密盘算的结果。
我还没有那么笨。我不会相信他会轻易放弃这件事。
我对每天的邮件，已经开始产生了一种恐惧感。今天戴克像往常一样，在午饭后把邮件拿到办公室，里面有一封廷利·布里特事务所寄来的沉甸甸的信。我屏住呼吸，心情紧张地拆开这个标准信封。是德拉蒙德写的书面质询。他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要求获得原告或其律师所知道的所有文件，并且希望我们对一连串事实做出澄清；无论答案是肯定还是否定，答复都必须在30天之内用书面做出。假如这些事实没有被我们否定，那么今后将永远被看做已得到我们肯定。信封里还有一份通知：两周内在我们办公室对多特和巴迪·布莱克取证。我听人说过，在一般情况下，对取证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双方的律师都要在电话上谈一谈，取得一致的意见。这叫做职业礼貌，化上不到5分钟的时间，事情的进展却会更为顺利。很显然，德拉蒙德要么是忘记了常规的礼节，要么就是打定主意采取强硬的政策。无论他是属于何种情况，我都要改变他定下的时间和地点。这倒不是我喜欢和他对抗，而只是为了捍卫原则。
德拉蒙德在信里居然没有提出新的申请，这真是非同寻常！我明天将拭目以待。
书面取证必须在30日之内答复，而且双方可以同时向对方索取书面证词和材料。我要求对方提供书面证词的准备工作已基本完成，德拉蒙德的这封信更促使我立即投入行动。我下定决心，要给这位大腕一点颜色，让他明白我也能打一场纸上的恶战。他会留下深刻印象的。他会再一次意识到：他与之竞争的对手，是一位除了这桩案子，别无其他事情可干的律师。
我把车悄悄驶上车道时，天色几乎已经全黑。在包娣小姐的凯迪拉克旁边，停着两辆陌生的汽车。这是两辆擦得锃亮的彭蒂亚克，后面的保险杠上贴着艾维斯标签。我不希望被人看见，便踮起脚尖，绕过屋子向我的房间走去。我听见有人在谈话。
我在事务所呆到很晚才回来，主要是想避开德尔伯特和薇拉。我的运气真好！他们正在后院里和包娣小姐一起饮茶哩。而且，在座的还有别的几个人。
“他来了！”德尔伯特一看见我就大声说。我原地站住，应声望去。“到这儿来，鲁迪。”那口吻与其说是邀请，倒不如说是命令。
我向他们走去。他慢慢站了起来，另一个男人也站了起来。德尔伯特指着那张生面孔说：“鲁迪，这是我哥朗道夫。”
朗道夫和我握了握手。“我太太琼，”他指着另一个上了年纪皮肤粗糙的荡妇说。那女人和薇拉一样俗不可耐，只是头发的颜色很淡。我朝她点了点头。她瞟了我一眼，那眼神热得可以煮熟鸡蛋。
“包娣小姐，”我彬彬有礼地点头招呼我的房东。
“你好，鲁迪。”她声音悦耳。她和德尔伯特一起，坐在柳条沙发上。
“来坐一会儿吧。”朗道夫指着一张椅子说。
“谢谢。不了，”我说。“我得回房间去，看看有没有人偷偷进去过。”说这话的当儿，我一直瞟着薇拉。她坐在沙发后面，远远地离开别人，她或许是想尽可能离琼远一点儿。
琼的年纪在40与45岁之问。我记得，她的丈夫已年近花甲。我突然想起，她就是包娣小姐称为婊子的那个女人。朗道夫的第三个老婆。开口闭口总是不离钱。
“我们根本没有去过你房问。”德尔伯特恼火地说。
跟他这位徒有其表的弟弟相比，朗道夫随着年龄的增长，倒是增添了几分尊严。他身体不胖，头发没烫没染，身上也没穿金戴银。上身穿一件高尔夫衬衫，下着百慕大短裤，白色长统袜，白色休闲鞋。跟在场的另外几位一样，皮肤也晒成了棕红色。他很容易会被人当做一个退休的公司经理；如果身边再有一位体态娇美的纪念品似的妻子，这一形象就会完美无缺。“你打算在这儿再住多久，鲁迪？”他问。
“我不知道我要搬走嘛。”
“我不是说你要搬走。不过是出于好奇，问一声罢了。我母亲说并没有订合同，我这才问问你。”
“干吗要你来问？”事情正在迅速发生变化。就在昨天晚上，包娣小姐也没有提过合同的事。
“因为从今以后，我协助母亲处理她的事务。租金太低啦。”
“就是嘛。”琼帮腔道。
“你可是从来没有埋怨过，对吗，包娣小姐？”我朝她问道。
“嗯，没，”她含糊其辞地说，似乎她也许曾经想埋怨，可就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间。
我本可以提出搬运覆盖土、粉刷、拔草等等诸如此类的事，但转念一想，何必跟这几个白痴争来争去。“你们都听见啦，”我说。“房东都没有意见，你们操什么心？”
“我们不想让老娘被人利用。”德尔伯特说。
“喂，德尔伯特。”朗道夫制止他道。
“谁利用她啦？”我问。
“哎，我又没有说谁，不过——”
“他想说的是，”朗道夫打断了他的话。“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回来帮助母亲了，而我们关心的只是她的事务，别无其他。”
朗道夫说这番话的当儿，我一直在注视着包娣小姐。她脸色泛红。她的两个儿子就在她身边，为她操心，问这问那，提出要求，保护着她的利益。尽管我知道她瞧不起现任的两个媳妇，但她对儿子的表现却心满意足。
“很好，”我说。“只是别来打扰我。别踏进我的房问。”我说完转身就走，让他们把许多想说的话和许多想问的问题，统统烂在心里。我锁好房间的门，吃了一块三明治，坐在黑暗中，透过窗户，听着他们在远处叽叽咕咕。
我化了几分钟，在心中琢磨他们这次的聚会。德尔伯特和薇拉于昨天某个时候，从佛罗里达赶到这里，究竟出于何种目的，我或许永远也不得而知。他们用某种手段，搞到了她原来的那份遗嘱，知道她大约有2000万美元的财产可以馈赠，因而对她的事务变得极为关心。他们在得知她家里住了一位律师以后，十分关注，因而德尔伯特就给也住在佛罗里达的朗道夫挂了电话。朗道夫于是拖着战利品一般的妻子，匆匆赶到了孟菲斯。今天，他们用能想到的一切问题，折磨了老娘一整天，最后成了她的保护人。
这一切全跟我无关。我在心里暗自窃笑。我不知道这几个家伙到何年何月才能弄清事实的真相。
就目前而论，包娣小姐十分愉快。而我因此也十分愉快。
……
30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贝勒先生吗？”他边问边伸出右手。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我很忙。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他边说边勉强一笑。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作用很大。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他们厌恶法庭。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因此，律师的权力稍稍大于医生。但也正是因此，医生们对律师更为鄙视。
“我很忙。”他又一次说。
“我知道。你不是为我作证，而是为唐尼·雷作证。”
他眉头紧锁，呼吸沉重，仿佛这句话他听了很不舒服。“我作证1小时，收费500美元。”
这我早就料到，所以并不感到惊慌。念法学院时，我就听人说过类似的事，有的医生收费甚至比这还要贵。我来此是向他恳求。“500美元我付不起，科德医生。我的事务所6周前刚刚开业，而我现在都快要饿死了。这个案子是我手头唯一一桩像样的案子。”
讲真话产生的作用，有时候大得着实令人吃惊。我面前的这个家伙一年的收入可能会达到100万美元，面对我的坦率真诚，却立即束手就擒。我看见他的双目中流露出同情的眼光。他迟疑了片刻。也许他想到了唐尼·雷，想到了自己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沮丧；也许他在为我难过。谁知道呢？
“我给你寄去一张账单。你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付，好吗？”
“谢谢你，医生。”
“你去找我的秘书确定一个日期。在这儿取证行吗？”
“当然行。”
“再见。我得走了。”
我回到事务所的时候，戴克正在和一个委托人谈话。她是一个中年妇女，身材粗壮，穿着考究。我走过他门口时，他朝我招了招手。他为我作了介绍：这位梅基·德雷塞太太想要离婚。她一直在不停地哭。我倚在戴克旁边的桌上时，他在拍纸簿上写了几个字递给我：“她有钞票。”
我们和梅基谈了一小时。她的遭遇很悲惨。酗酒，殴打，别的女人插足，赌博，忤逆的儿女，而她并没有任何过错。她在两年前起诉离婚，她的丈夫却开枪打坏了她的律师办公室的前窗。他舞刀弄枪，是个十足的危险分子。她讲完她的故事后，我瞧着戴克，戴克却不愿瞧我。
她付了600美元现钞，并且答应以后还会付得更多。我们明天为她提出离婚起诉。她找到鲁迪·贝勒事务所，真是找对了地方啦，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