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收到律师写来的信时，情况怎么样呢？”
“那就会完全不同。如果索赔金额在5000美元以下，要求又完全合法，我们立即付款，并且发信向投保人表示道歉。用的借口无非是，你知道，公司忙中出错啦，或者计算机出了毛病啦。这种信我寄出过上百封。如果索赔金额超过5000美元，那么我就把材料交给监理。我想，这样的索赔要求几乎总是如愿以偿的、假如律师已经提出诉讼，或者即将提出诉讼，公司就迅速进行谈判，悄悄地私下把案子了结。”
“这样的情况出现得多吗？”
“这我确实不知道。”
我退下讲台，对她说了声“谢谢”。接着，我转身面对德拉蒙德，愉快地微笑着说，“证人是你的啦。”
我在多特身旁坐下。她泪流满面，正无声地哭泣。她以前就一直在责怪自己没有更早地聘请一位律师，如今听到杰基这样的证词，心里更是格外痛苦。无论审讯有什么样的结果，她都是永远不会原谅自己的。
有几位陪审员已经发现她在哭泣，这对案子的结果会有所裨益的。
可怜的德拉蒙德慢慢地走到一个远离陪审团的地方站住。他恨不得离陪审团更远一点，可是再向前迈一步，他就不能诘问证人了。我想不出他能有什么问题好问，但我相信他以前也曾遭到过类似的伏击。
他非常友好地做了自我介绍，对杰基说他们以前当然没有见过面。这是在向陪审团暗示，他对她将会说些什么一无所知。杰基怒容满面，她不仅憎恨大利公司，而且也憎恨不幸代表这家公司的律师。
“莱曼西支克小姐，你由于某些原因，最近曾被关进一家精神病院，这是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除非你对问题的答案心中有数，否则就不该提出这个问题。而我有种感觉，杰基会做出什么样的回答，列奥毫无所知。他的消息来源，只是过去一刻钟内，那几个想捞救命稻草的人一番窃窃私语而已。
“不！这不是真的！”她气愤地大声说。
“我请你原谅。可是，你是接受过治疗的吧？”
“我不是被人关进去的。我是自己自愿去的，呆了两个星期。而且，我什么时候想离开那儿，我都可以随时离开。治疗费用本应在大利公司的集体保险名下支付；在我离开大利公司以后的12个月内，我本应继续拥有这一保险。可是他们，当然啰，到现在还在拒绝支付这笔医疗费。”
德拉蒙德咬着指甲，眼睛盯着手中的拍纸簿，仿佛并未听见她的话。问第二个问题吧，列奥！
“这就是你到这里来的原因吗？你来这里，是因为你在生大利公司的气？”
“我憎恨大利公司，憎恨在大利公司工作的大多数爬虫。这样回答你满意了吗？”
“你今天在此作证是出于你对公司的仇恨？”
“不。我在此作证，是因为我知道真相事实，知道他们是如何故意欺诈成千上万的人。我应该说出内情。”
最好还是一边歇着去，列奥。
“你是为了什么原因进医院治疗的？”
“我在与酗酒和意志消沉进行斗争。此刻，我一切正常。可下周会怎么样，谁能说得上？在过去6年当中，你的那些委托人，只把我当成一块肉。我像一盒糖果，被他们在办公室里传来传去，谁想吃都可以。他们糟踏我，因为我身无分文，单身一人，带着两个孩子，还有一身床上功夫。他们剥夺了我的自尊。我现在拼命要夺回来，你明白吗？德拉蒙德先生？我在拼命拯救自己。因此，如果我必须治疗，那么我决不会迟疑。我但愿你的委托人支付那些该死的医疗费。”
“没有别的问题了，大人。”德拉蒙德匆匆溜回被告席。我陪着杰基走过围栏，几乎把她送到门口。我向她谢了又谢，并且保证给她的律师打电话。戴克开车送她去机场。
时间已经快到11时30分。我想让陪审团在午饭时回味她的证词，因而要求法官提前休庭。我正式提出的理由是，我需要有一些时间研究那些计算机打印的材料，以便传唤更多的证人。
那笔1万美元的罚款汇到的时候，正在开庭。德拉蒙德把它交给法官时，附上了一份长达20页的申请书。他准备就这笔罚款提出上诉，因而这笔钱谁也不能动用，将留在法院的账号上等待上诉结果。我不在乎。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
……
45
午饭后，陪审员们返回法庭依次就座时，又有几位向我绽开了笑脸。在正式将案件提交他们裁决之前，他们本不应议论案情，但每当他们走出法庭，他们总会交头接耳，私下进行议论，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几年前，有两位陪审员曾经为某个证人的证词是否可信争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那次开庭预期两周，而引起他们争论的才是第二个证人，法官只好宣布审判无效，一切从头再来一遍。
我们的陪审员已经用文火把杰基的证词煨了两小时，现在该让我告诉他们应当用什么办法来纠正大利公司的一些罪过啦。是提出钱的问题的时候啦。
“法官大人，原告要求传威尔福·基利上庭作证。”基利在附近被找来了，他急步冲进法庭，作证的愿望倒是显得十分迫切。尽管我们已经揭露了他们那么多无法抵赖的谎言，形势对大利公司十分不利，但他仍旧精力饱满，态度友好，与洛夫金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显然是想向陪审团证明：一切由他负责，而他是个信得过的人。
我问了几个一般性的问题，以便让众人明白他是总裁，是大利公司的第一把手。接着便交给他一份大利公司最新的财务报表。他满不在乎地接了过去，仿佛他每天早晨都把这玩意儿看一遍。
“基利先生，你能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值多少钱吗？”
“你所谓值多少钱是什么意思？”他反问道。
“我的意思是净值。”
“这可不是一个明确的概念啊。”
“这是个明确的概念。看着你手上的财务报表，用一栏里的资产减掉另一栏里的负债，然后把结果告诉陪审团。这就是净值。”
“事情可不像你说的那么简单。”
我不信地摇摇头。“你的公司净值约为4500万美元，这你同意吗？”
拆穿一个公司大亨当众撒谎，除了那些明显的好处之外，还有一个有利的效果：在他以后登场的证人不敢重蹈他的覆辙。基利必须老老实实，以便令人耳目一新。这一点，我想德拉蒙德肯定已经反复向他说明。不过，让他心悦诚服，照此办理，恐怕也并不容易。
“这一估计比较公平。我同意这个估计。”
“谢谢你。现在告诉我，你的公司有多少现金？”
这个问题出乎意料。德拉蒙德站起来反对，遭到基普勒驳回。
“嗯，这很难说，”他说着露出了我们已经习惯的大利公司的人特有的那种惊惧和疑虑。
“说吧，基利先生，你是大利的一把手嘛。你在公司已经干18年了嘛，而且又是从财务部起家的。你们有多少现金存放在公司里？”
他像发了疯似的翻着材料，我在一旁耐心地等着。他最后总算讲了一个数字，而正是在这个地方，我应该感谢马克斯·勒伯格过去给我的指导。我拿着我的一份财务报表，要他对储备金的账目作出解释。假如我状告他们，要他们赔偿1000万，他们就把这笔钱拨出，作为支付赔款的储备金。每一件诉讼都是如此，无一例外。这笔钱仍旧是他们的钱，仍旧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润，但在账上却列入债务一栏。保险公司在受到巨额索赔的起诉时，都爱这么干，这样就可以在储存了大笔金钱的同时，扬言自己几乎破产。
而这一切是完全合法的。保险这一行业是个没有受到规范的行业，有它独特的一套模糊不清的会计制度。
基利开始使用谁都听不懂的长长的金融专业术语。他想把陪审团搞得稀里糊涂，而不愿承认事实。
我又就另一项储备金对他盘问了一番，然后转而询问盈余。有限盈余。无限盈余。我对他不断逼问，我的语言不乏智慧。我利用勒伯格的笔记，把一些数字加加减减，并且问基利公司约有4亿8500万美元现钞是否正确。
“要有这么多就好啰，”他哈哈一笑说。可是在场的其他人，连嘴巴也没有咧一咧。
“那么你们有多少现金呢，基利先生？”
“哦，我不知道。我看约有一个亿。”
就目前而言，这就够了。以后做终结辩论的时候，我可以把数字写在黑板上，向陪审团说明钱在何处。
我把一份有关理赔材料的打印材料交给他，他吃了一惊。我吃午饭时就拿定主意要在他作证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而且又不让他成为洛夫金的翻版。他用目光向德拉蒙德求助，可是列奥也无能为力。这位基利先生是大利公司的总裁，他肯定能帮助我们弄清事实真相。他们以为我会再把洛夫金传上堂，把这些数据讲讲清，可是我尽管十分喜欢洛夫金，但我对他的诘问已经结束，不会再给他机会反驳杰基·莱曼西支克的证言。
“你认识这份打印材料吗，基利先生？这是你们公司今天上午给我的。”
“当然认识。”
“好。你能否告诉陪审团，1991年你们公司生效的保单有多少？”
“嗯，我不知道。我瞧一瞧。”他把材料翻了一阵，翻了一页，停下，又翻另一页。
“9万8这个数目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也许。肯定。哦，我想，对。”
“这些保单的投保人1991年提出索赔的有多少？”
又是老一套。基利一边在打印材料上折腾，一边叽叽咕咕自言自语地数着数字。那样子颇为难堪。就这样磨了几分钟，我终于问道：“1万1这个数字你觉得如何？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差不多，我想。不过，我需要证实一下，真的。”
“你怎么证实呢？”
“呃，我需要对这份材料再研究研究。”
“这么说这些数字就在这份材料里啰？”
“我想是。”
“你能否告诉陪审团，你的公司拒绝了多少份索赔申请？”
“呃，这，我还是得对这份材料再做一点研究。”他边说，边用双手拿起打印材料。
“那么这个数字也在你手上这份材料里啰？”
“也许，是的，我想是。”
“好。请看第11页、18页、33页和41页。”他唯命是从，立即执行。只要不是让他作证回答问题，叫他干什么都成。只听见翻动纸张的声音。
“9100这个数字你觉得怎么样？上下略有一点出入。”
他听到这一惊人的数字显然大为惊诧。“当然不对。这太荒唐啦。”
“可你说过你并不知道是多少呀。”
“可我知道决不会有这么多。”
“谢谢你。”我走到他面前，取回打印材料，又交给他马克斯·勒伯格给我的那张大利公司的保单。“你认识这个吗？”
“当然，”他开心地说，只要能让他摆脱那该死的打印材料就行。
“这是什么？”
“是本公司发出的医疗保单。”
“何时发出的？”
他细细看了一下。“1992年9月。也就是5个月以前。”
“请看第11页，F节，第4段，C小段，13句。你看见了吗？”
保单字体太小，他几乎要把保单贴到鼻子尖上。我不禁失声咯咯一笑，再看看陪审团，他们也在欣赏这一幽默镜头。
“找着了。”他终于开口说。
“好，现在请你读一遍。”
他眯起眼睛皱着盾头读者，好像是说这玩意确实单调无味。读完后，他勉强一笑。“完啦。”
“写这个句子的目的是什么？”
“把一些外科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具体地说，是什么手术？”
“具体地说，所有移植手术。”
“骨髓移植也在排除之列吗？”
“是。骨髓移植在排除之列。”
我走近证人，把布莱克保单的复印件给了他，并且请他朗读了某一节。那些蚂蚁一样的小字，使他看起来非常吃力，但他总算英勇地把这一节读完。
“这一保单把哪些移植手术排除在保险范围之外？”
“所有重要器官的移植手术。肾，肝，心脏，肺，眼睛，全在这儿列着呢。”
“骨髓移植呢？”
“这儿没有列出。”
“那么，骨髓移植并没有被专门排除啰？”
“对。”
“本案是何时起诉的，基利先生？你记得吗？”
他望望德拉蒙德；德拉蒙德此时此刻当然是爱莫能助。“我记得是去年仲夏。会不会是7月？”
“完全正确，先生，”我说。“是在7月。你知道不知道是在何时改变了保单的文字，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外的？”
“不，不知道。我不管这种事。”
“你们的保单是谁起草的呢，是谁负责印制的？”
“法律部。”
“明白啦。可不可以说：这份保单的文字是在本案起诉之后的某一个时间修改的呢？”
他望着我盘算了一会。“不。可能在起诉之前已经修改了。”
“是不是在起诉之后，在1991年8月修改的？”
“我不知道。”
他的回答令人怀疑。他要么是对公司的工作不负责任，要么就是在撒谎。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我已经得到了我想得到的东西。我在辩论中可以向陪审团指出，这文字上的修改是一明确的证据，说明他们以前并未想过要把骨髓移植排除在布莱克保单保险范围之外。他们以前排除在外的是除了骨髓移植之外的一切，而如今则是包括骨髓移植在内的一切。所以，是他们自己修改的文字，让他们被人揪住了辫子。
我对基利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了。“杰基·莱曼西支克在被解雇的当天签的协议，你有复本吗？”
“没有。”
“你见过这一协议吗？”
“没有。”
“你有没有授权付给杰基·莱曼西支克1万美元现金？”
“没有。那是她撒谎。”
“撒谎？”
“我就是这么说的。”
“那么埃夫雷特·洛夫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