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一些无关大局的文件时，佩洛特对布莱克的索赔申请又谈了几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那几封拒赔的信，他倒是在与之无关而且并不重要的文书上面化了大量时间。
“德拉蒙德先生，”法官板着面孔打断了他们的二重唱。“我已经跟你说过，要谈实质性的问题。这些文件可以让陪审团作为证据进行研究嘛。这位证人的证词，别的证人早已说过几遍啦。别再磨来磨去啦！”
德拉蒙德的感情因此受到了伤害。他受到了一位偏心的法官的训斥，此人一个劲儿专挑他的刺。他使劲地克制自己，可他的表演却欠点儿水平。
在涉及理赔工作手册时，他们采用了一种新的战略。佩洛特说，这只不过是一本平平常常的书而已。他本人已不知有多久没有看过这本该死的东西。由于不断地修改，大多数老资格的理赔员根本连看都不看。德拉蒙德向他展示了U节，可这个流氓居然说，他以前从未见过有这一节。这一节对他毫无意义。对他手下的那些理赔员毫无意义。就他本人而言。他从未听说有哪位理赔员不嫌麻烦翻阅过理赔手册。
那么，索赔要求究竟是如何处理的呢？佩洛特向我们一一道来。在德拉蒙德的导演下，他以一个假定的索赔申请为例，按照正常的渠道，一步一步演解下去。填不完的表格，写不完的备忘录，数不尽的步骤。他的语调一直是那么平淡，直把陪审员们听得厌烦至极。坐在后排的8号陪审员莱斯特·戴斯已经进入了梦乡，其他人则是呵欠不断，眼皮下沉，在拼命地和瞌睡斗争。
这种现象并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
如果说佩洛特由于未能在陪审团面前一鸣惊人而有所不快，他也没有丝毫流露。他的声调没有变化，他的举止依然如故。只是临到末尾，他才对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情况，做了一点令人警觉的披露。大家都知道她有酗酒的毛病。上班的时候常常是一身酒味。她工作中的失误比谁都多。她越来越不负责，被解雇是不可避免的。她那乱七八糟的男女关系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佩洛特和大利公司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件事在另一个日子在另一个法庭上将做专门讨论，他们在本案中所说的每一个字都将列入记录，保留到将来再派用场。所以，他们没有把她说成一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跟人上床的荡妇，而是采取了一个高明的策略。
“我对此确实是一无所知，”佩洛特说，从而在陪审团心目中赢得了一分。
他们又磨了一段时间，直到将近中午，才轮到我盘问佩洛特。基普勒本想休庭吃饭，在我保证用不了多长时间之后，他才勉强同意让佩洛特继续作证。
我从他签字的给多特·布莱克的一封拒赔信开始。这是那第四封拒赔信，根据的理由是：唐尼·雷的白血病是保险之前的“先存情况”。我要他向陪审团朗读，并且承认是他写的信。我要他解释发出此信的目的，而他当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封信本是佩洛特和多特·布莱克两人之间的交往，从来就没有准备拿出来公开，更没有准备在此法庭上公开。
他谈到了杰基错填的一份表格，又谈到了与克罗基特先生之间的一次误解。唉，真该死，整个地就是个错误。而他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感到遗憾，你不觉得为时过晚了吗？”我问。
“我想是。”
“你发出这封信的时候，你并不知道还会再发出4封拒赔的信吧？”
“不知道。”
“那么，这封信是作为给布莱克太太的最后一封拒赔信发出的啰？”
这封信里有“最终拒绝”几个字。
“我想是。”
“是什么导致了唐尼·雷·布莱克的死亡？”
他耸耸肩。“白血病。”
“又是什么疾病促使他提出索赔申请？”
“白血病。”
“你在信中提到的‘先存条件’指的是什么？”
“流感。”
“他是什么时候患的流感？”
“我记不起来啦。”
“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把档案拿给你看一看。”
“不，不必啦。”只要我不拿档案，他怎么都成。“我想是在他十五六岁的时候。”
“那么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患过流感，亦即在购买这张保单之前，而在申请投保时没有提到。”
“对。”
“现在请你告诉我，佩洛特先生，根据你从事理赔多年的经验，你有没有见过流感的发作会与5年以后患急性白血病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只可能有一种回答，但他却不想说。“我不这样认为。”
“这是否意味着你没有见过？”
“是。”
“那么，那次流感与后来的白血病无关啰？”
“是。”
“那么你在那封信中说的是谎话啰？”
他在那封信中当然撒了谎。他现在若说当时未撒谎，那他就是在继续撒谎。陪审团会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落入陷阱，但德拉蒙德事前帮他做了准备。
“那封信是个错误。”佩洛特答道。
“是撒谎还是错误？”
“错误。”
“一个帮助杀死了唐尼·雷·布莱克的错误？”
“反对！”德拉蒙德在座位上吼道。
基普勒沉思了一会。我料到德拉蒙德会表示反对，而且我估计法官会判反对有效。可法官大人却另有主意。“反对驳回。回答问题。”
“本律师对这个问题再次表示反对，并要求列入记录。”德拉蒙德愤怒地说。
“知道啦。请回答问题，佩洛特先生。”
“这是一个错误，我只能说到这里。”
“不是撒谎？”
“不。”
“你在陪审团面前作证的证词怎么样？是充满谎言还是错误？”
“既无谎言，也无错误。”
我转身指着多特·布莱克，眼睛望着证人说：“佩洛特先生，作为高级理赔监理，你能直视着布莱克太太的眼睛对她说，你们公司对她儿子的索赔申请处理是公平合理的？你能这样说吗？”
他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眯着眼睛，皱着眉头，望着德拉蒙德求助。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竭力装出一副受人冒犯的样子说：“我想谁也别想强迫我这么干。”
“谢谢你。我问完啦。”
不到5分钟，我已结束了对他的话问，而被告律师们还在低头奋笔疾书。他们本以为我盘问赖斯基要用今天一整天，而把明天用来折磨佩洛特。可我却不想在这些小丑身上浪费时间。我要打动陪审团。
基普勒宣布中午休息两小时。我把列奥拉到一边，交给他一份追加的6位证人的名单。
“你在搞什么鬼名堂？”他问。
“6位医生，全是本市的，全是肿瘤专家。你要是让你那个冒牌医生上场，他们全都愿意随时出庭作证。”德拉蒙德把骨髓移植手术说成仍处于试验阶段，他的这一策略激怒了瓦尔特·科德。他给伙伴和朋友们施加了压力，他们已做好出庭作证的准备。
“他可不是冒牌医生呀。”
“他是冒牌医生，这你清楚。一个从纽约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来的疯于。我这儿却是6个本地的伙计。你让他上，那一定很好玩。”
“在审前命令上没有这些人的名字。你这样突然袭击，太不公平了。”
“他们是进行反证的证人。你找法官叫去吧。”我说完转身就走，他独自站在审判席前，呆呆地盯着我的那份名单。
下午开庭之前，我坐在原告席附近，与瓦尔特·科德医生以及他的两位伙伴闲聊。德拉蒙德请来作证的那个冒牌医生密尔顿·杰飞，独自一人坐在被告席后面那一排的座位上。律师们正在为下午的审讯忙着做准备，我把德拉蒙德请到身边，将科德的两位朋友介绍给他。这是一个难堪的时刻，他们的露面显然使德拉蒙德惊慌失措。3位医生在我身后那一排椅子上坐下。特伦特与布伦特事务所的那5位仁兄只好干瞪眼。
陪审团坐定之后，德拉蒙德传唤杰克·昂德霍尔出庭作证。他宣誓后坐下，像个白痴似的咧着嘴巴望着陪审团。在过去3天中，陪审员们一直都在盯着他，德拉蒙德怎么还要把他打出来？难道陪审团还会相信这家伙说的话？我实在不明白。
他的目的很快就露了馅。他们的双簧全与杰基·莱曼西支克有关。她在1万美元现钞的问题上撒了谎。她在签定协议的问题上撒了谎，根本就没有什么协议。她在所谓的拒赔阴谋上撒了谎。她在和上司们睡觉的事件上撒了谎。她甚至在医疗费的问题上也撒了谎，胡说什么公司原先答应后来却又拒付她的治疗费。昂德霍尔的话语起初还带有三分同情，后来却越说越刻毒。谈论这样的内容，当然不可能要求他面带微笑，可他诽谤她的欲望却显得过于急切。
他的表现当然很英勇，但同时却也很危险。这位公司大亨指控别人撒谎，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他们认为目前本案的审理，比杰基以后采取的任何法律行动都更为重要，因而德拉蒙德甘冒完全失去陪审团信任的风险，在杰基身上打上许多个问号，以便把水搅浑。杰基此刻又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还会得意洋洋地以为，对这样一个年轻妇女进行这种相当恶毒的攻击，他不会有什么损失呢。
杰基在工作上的表现十分糟糕，昂德霍尔告诉我们。她总是喝得醉醺醺的，而且和同事们的关系很糟。不得不采取某种措施。公司主动给她一个辞职的机会，以便不影响她的就业记录。这跟她要提供证词的事毫无关系。跟布莱克索赔要求毫无关系。
他作证的时间奇短。对方希望在没有造成很大损害的情况下，让他尽快走下证人席。在他身上，我也没有多大的用武之地；他是律师，我不想和他争辩。我只希望陪审员们像我一样地蔑视他。
“昂德霍尔先生，贵公司是否保存有雇员的人事档案？”我彬彬有礼地问。
“是。”
“你们有没有杰基·莱曼西支克的档案呢？”
“有。”
“现在在你身边吗？”
“不，先生。”
“那么，现在什么地方呢？”
“在总部，我想。”
“在克利夫兰？”
“是的。在总部。”
“那我们现在无法看到啰？”
“我不是说了吗？档案不在我身边。没有谁叫我把它带来。”
“档案里有对表现的考核这样一类东西吧？”
“有。”
“假如一位雇员受到训斥、降职或者调动，这些内容是要记入档案的吧？”
“是。”
“杰基的档案里有这样的内容吗？”
“我想有。”
“她的档案里有她那封辞职信吗？”
“有。”
“昂德霍尔先生，有关档案内容你讲的这些话，我们可是要认真对待的！”
“没有谁叫我把档案带到这里来，贝勒先生。”
我翻了翻笔记，清了清嗓子。“昂德霍尔先生，你有没有杰基签的那份协议的复本？是在你给她那笔现钞、她保证永远不说出来的时候签的那份协议。”
“你的耳朵一定不太好。”
“什么？”
“刚才作证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协议。”
“你是说不存在这份协议？”
他用力摇摇头。“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她是说谎。”
我假装惊诧，然后慢慢走回散乱地放满了文件的原告席。我找到了想找的那一份，在众人的注视下皱着眉头瞄了一遍，接着又走回讲台边。昂德霍尔顿时紧张起来，慌慌张张地瞧着德拉蒙德，而德拉蒙德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我手里拿着的文件。他们一定是想起了那个U节！贝勒又要要那一套把戏啦！他已经找到了那藏得很深的文件，在我们说谎的当儿揪住我们的尾巴了！
“可是杰基·莱曼西支克在告诉陪审团她被迫签的东西的时候，她是说得十分明确的。你记得她的证词吗？”我在讲台前晃动着手上的文件。
“是的，我记得她的证词，”他说，声音高了一点，语调紧张了一点。
“她说你交给她1万美元现钞，叫她签了一份协议。你记得吗？”我瞧着文件，仿佛是在阅读。杰基对我说过，协议的第一段明明白白地列着1万美元这一数目。
“我是听她说过，”他眼睛瞟着德拉蒙德。他知道我手上并没有这一份协议，因为是他本人亲自把协议的原件藏起来的。但他又摇摇摆摆，无法肯定。有时候常常会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我不是出乎人们意料地搞到了那个U节了吗？
他决不能承认有这样一份协议，但也不敢否认。如果否认了，而我却把它亮了出来，那么由此会造成多大损害，只有等陪审团宣布裁决后才能估量。他坐立不安，扭来扭去，不停地擦着额上的汗。
“那么，你是拿不出这份协议的复本向陪审团展示了？”我挥着手上的文件问。
“我拿不出。没有协议嘛。”
“你肯定？”我边问边用手指捻着文件的边。
“肯定。”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着他受罪的模样，心里真像猫戏老鼠时一样高兴。陪审员们早就把瞌睡抛到九霄云外，个个精神抖擞，睁大眼睛等着斧头往下劈，等着我呼的一声亮出协议，等着看他瘫倒在地。
但是，我却不能。我把手上那张一文不值的纸揉成一团，用夸张的动作朝桌上一丢。“没有别的问题啦。”我说，昂德霍尔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脏病没有发作！他跳下证人席，离开了法庭。
德拉蒙德要求休庭5分钟。基普勒觉得陪审员们需要更多一点儿时间，决定休息一刻钟。
被告方面原打算把作证拖成马拉松，从而把陪审员的脑袋里灌满浆糊。但他们的这一伎俩未见效。陪审员们对赖斯基的证词纵声大笑，在佩洛特作证时埋头睡觉。昂德霍尔差点儿造成致命的灾难，德拉蒙德提心吊胆，唯恐我已经搞到了他的委托人向他保证决不存在的那份文件。
德拉蒙德已经吃足了苦头。他将充分利用机会，在最后的结案辩论中做出强有力的辩护，而这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休息结束之后，他宣布，被告已经陈述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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