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是他们所做的一种试验，看看他们一年之内能搞到多少现金。这是一个冷酷的决定，完全出于贪婪的动机，而绝对没有为唐尼·雷·布莱克这样的人做过丝毫的考虑。
提到现钞，我取出大利公司的财务报表对陪审团说，我对此已研究了4个月之久，然而仍弄不懂。保险业虽然有它独特的会计制度，但即使根据大利公司自己的数据计算，它手头仍旧拥有大量的现金。我在黑板上把它的现金、储备和未曾动用的盈余加在一起，总数高达4亿7500万美元。而对方承认的净值则是4亿5000万。
你们诸位将如何惩罚这样一个富有的大公司呢？我问道。我看见炯炯的目光在朝我射来。陪审员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引用了一个流传多年的先例。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他是想以此来软化陪审员们的立场，而且这一着显然十分有效。至于说到赔款的数额，他对我的建议实在是大惑不解，干吗要求陪审员按照大利公司净资产的一定百分比，裁定给多特·布莱克赔款的数额呢？这太令人震惊啦！这样做有什么益处？他已经承认他的委托人确实是错了。应该对这件不公道的事情负责的那些人也已经解雇了。大利公司已经用行动纠正了自己的错误。
所以，裁定巨额赔偿金能起到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都起不到。绝对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德拉蒙德开始小心谨慎地对不正当的致富手段进行抨击。他非小心谨慎不可，否则就会触怒多特，而触怒多特也就会触犯陪审团。他谈了布莱克家的一些情况；他们居住的地方，在那儿住了多久，那座住宅，那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在这样叙述的过程中，他把这一家描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中产阶级之家，生活朴素，但幸福快乐。他真是慷慨大方！名闻遐迩的大画家诺尔曼·罗克韦尔也不可能比他描画得更漂亮啦！我简直可以看到那林荫遮盖的街道和那友好的报童啦！他讲得有声有色，陪审员都在洗耳恭听。他描述的不是他们现在的生活，而是他们渴望享有的那种生活。
你们，陪审团的诸位女士们先生们，为何想把大利公司的金钱拿给这布莱克一家呢？这只会损坏这幅令人愉快的画卷。这只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混乱。这只会使他们处于和邻居及朋友们大不相同的地位。简而言之，这只会毁了他们。而且，难道有谁有这个权利，获得我鲁迪·贝勒提出的那笔钱财吗？当然没有。仅仅因为大利公司有这么一笔钱就把它拿走，是不公正的，也是不公平的！
他走到黑板前，在上面写了746美元这一数字，对陪审团说，这就是布莱克家的月收入。他又在这一数字旁边，写了一个20万美元，乘以6％，得出了12000美元这样一个数字。他接着又对陪审团说，他确实想要做的是，让布莱克家的月收入翻一番。这样的结果我们难道有谁还会不喜欢吗？可办到，十分容易。移植手术值20万，那就把这一笔钱付给布莱克家。假若他们把这笔钱投到收益率为6％的免税债券上，那么他们每个月就会获得1000美元的免税收入。大利公司甚至可以负责为多特和巴迪进行投资。
多美的一笔交易啊！
他干得着实不坏，他的论据很有吸引力。我看看陪审团，他们全都在望着黑板，认真考虑。这看起来是个挺不错的折衷方案。
在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我不仅希望而且祈祷上苍，让他们不要忘记多特曾经发出的把钱一分不留统统捐给美国白血病协会的誓言。
德拉蒙德以对明智和公正的祈求结束了他的结案辩词。他的声音深沉，语调缓慢，整个儿就是至信至诚的化身。务请诸位秉公裁决啦。他发出这一请求后走回被告席。
由于我是原告律师，我还可以最后再做一次发言。指定给我进行反驳的时间是半小时，但我刚才第一次发言已经省下了10分钟。我微笑着走向陪审团。我对他们说，我但愿将来有一天，我也能干得像德拉蒙德先生刚才那样出色。我赞扬他是位老练的出庭辩护律师，在全国范围之内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瞧，我是一个心地多好的小伙子！
我仅发表两点评论。首先，大利公司现在承认自己错了，而且实际上愿意支付20万美元使本案和解。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正在一边咬着手指甲，一边热切地祈祷上帝，不要让对他们的惩罚超过20万。其次，德拉蒙德先生星期一上午对陪审团致词的时候承认过大利公司犯了错误并表示过愿意赔偿这笔钱了吗？不，他没有。他现在知道的事，他当时同样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不向诸位承认他的委托人错了呢？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他们当时希望你们不至于了解事实真相。现在诸位了解到了事实真相，他们也就变得如此诚惶诚恐，低声下气啦！
我用几乎是挑衅的口吻结束了我的最后发言。我说：“假如你们裁定的数额最多就是20万美元的话，那就干脆免了吧。我们不需要。这20万美元是手术费，可是这个手术是永远也不会做的了。如果你们认为大利公司不应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惩罚，那就留下这20万，我们大家各回各的家吧。”我慢慢地从陪审团面前走过，凝视着每一位陪审员的眼睛。他们是不会拒绝我的要求的。
“谢谢诸位，”我说，在多特身旁坐下。在基普勒对陪审团做最后指示的当儿，一种愉快而又轻松的感觉，突然涌遍我的全身。我从来没有这样轻松过。再不需要为证人或者文件或者申请或者概要烦恼了，再不需要为听证会或者最后限期或者这个证人那个证人烦恼了。我深深地吁出一口气，缩在椅子里。给我几天我也睡不醒。
这种平静的心情仅仅持续了大约5分钟。这时已快到10点30分，陪审员们走出法庭，去开始进行他们对本案的审议。
于是，我又开始了焦急的等待。
我和戴克走到法院大楼的二楼，递交了赖考离婚案的诉状，接着径直去了基普勒法官的办公室。法官为我的精彩辩护向我表示祝贺，我又再次反复感谢他对我的大力关照。但我心里此刻还在想着另外一桩事。我请他看了离婚诉状的复本，匆匆地谈了谈凯莉·赖考，她经常受到殴打和他那个疯子丈夫的事。我问他是否能采取紧急的强制措施，禁止赖考先生接近赖考太太。基普勒虽然厌恶离婚，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家庭虐待案中，这种措施相当普遍，他又信任我，因而立即签署了一道命令。这时，陪审团尚无消息，他们已经审议了一刻钟。
我们在走廊里找着了布齐，把离婚诉状的复本、基普勒刚刚签发的命令以及传票统统交给了他。他事先已经同意到克利夫·赖考上班的地方把离婚案的文件送给他。我又一次要求布齐，办事的当儿不要让那个小伙子太难堪。
我们在法庭上等候了一小时。德拉蒙德和他们那帮手下人缩在一边，我、戴克、库柏·杰克逊、赫尔利以及格伦菲尔德则呆在另一侧。我愉快地注意到大利公司那几位穿着黑西服的高级主管和他们的律师们保持着相当远的距离。昂德霍尔、阿尔迪和洛夫金坐在后排，面色阴沉，他们正在等着消防队呢。
到了中午，有人把午饭送进陪审员室。基普勒打发我们出去吃中饭，可以等到一点半再回来。我的五脏六腑都在翻江倒海，一点儿也不想吃饭，于是我便开车去鲁宾的住处接凯莉。她独自一人。离开家时，她既没有拿衣服，也没有带化妆品，现在就穿着一套松松垮垮的运动衫，脚上拖着一双借来的运动鞋。她走路时一跛一拐，痛得厉害。我扶着她上了车，托起她的双腿，让她转身坐正。她咬紧牙关，不叫也不哼。在阳光下，她脸上和脖子上青紫的肿块颜色显得更深。
我们驶离公寓时，我发现她在东张西望，她像生怕克利夫会突然跳出树丛向她猛扑过来。“这个东西是刚刚才交出去的。”我说着把离婚诉状给了她。她把它凑到眼前看着。我们的车在拥挤的车流中穿行。
“他什么时候可以收到呢？”她问。
“差不多就是现在。”
“他一定要发疯了。”
“他早就疯啦。”
“他一定会追踪我们的。”
“我倒是巴不得呢。可是，他不敢。他是个懦夫。打老婆的男人，都是下三流的懦夫。别担心，我有一支枪呢。”
收容所房子很旧，上面又没有标记，看上去和街上其他的房子并无区别。门前的草坪很宽很深，围着一道浓密的树篱，挡住了邻居们的视线。我在车道尽头刹住车，把车停在另外两辆的后面。我让凯莉留在车上，自己下车敲响了一道边门。从门上装的内部通话的扬声器传出了一个声音，问我姓名，要我报出自己的身份。他们把安全放在首位，所有的窗户全都遮盖得严严实实，后院的木头栅栏足有8英尺高。
门开了一半，一个粗壮的年轻女子瞪着两只眼睛瞧着我。我不想与任何人发生冲突，可我在法庭上与对手已经较量了5天之久，此刻显得很不耐烦。“我要找贝蒂·诺维尔。”我说。
“我就是。凯莉她人呢？”
我用头指了指车。
“把她带进来。”
我完全可以十分轻松地把她背起来，可是她腿肚上受的伤实在碰不得，只好让她自己慢慢走。我扶着她一寸一寸向前挪，过了走道，跨进门厅。我觉得自己搀扶的好像是位90岁高龄的老太太。贝蒂微笑着把我们领进了一个小房间，大概算是办公室。我们和贝蒂在一张桌子两侧分别坐下。早晨我们和她通过电话，她想看看离婚诉状。在她阅读这些文书的当儿，我和凯莉手拉着手。
“你原来是她的律师呀。”贝蒂说，眼睛却望着我们握着的手。
“是的。而且也是朋友。”
“你准备何时再去看医生呢？”
“过一个星期。”凯莉说。
“那么目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治疗啰？”
“不。”
“吃药吗？”
“就吃几颗止痛片。”
几份文书她看了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开了一张200美元的支票，作为预付款和为凯莉交纳的第一天的费用。
“我们不是注册的正式收容所，”贝蒂解释道。“仅仅是为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受虐待妇女提供安全住宿。是私人开的，业主本人也是个受虐待的妇女。在这个地区这样的地方有好几家。谁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谁也不知道我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这样下去。你们二位同意保密吗？”
“当然。”我们一起点点头。贝蒂把一张表格推到我们面前，让我们签字。
“这没有什么不合法吧？”凯莉问。考虑到这里颇为神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