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我走来。我僵立在人行道上。四周是那么黑，那么静。
“你是鲁迪·贝勒吗？”他对着我的面孔问道。他是个常见的牛仔，穿着尖头皮靴，莱维牌紧身牛仔裤，粗斜棉布衬衫，头发剪得整整齐齐，蓄着络腮胡。他嚼着口香糖，摆出一副要和我过几招的架势。
“你是什么人？”我问。
“你到底是鲁迪·贝勒，还是不是？”
“是。”
他从后面裤袋里抽出几张纸，塞到我眼皮底下。“对不起了。”他口气真诚地说。
“这是什么东西？”我问。
“传票。”
我慢慢地接过传票。天太暗，无法阅读，但我明白其含义。“你是送传票的？”我沮丧地问。
“对。”
“税务局？”
“对，还有汉普敦。他们要把你赶出门。”
要是我头脑清醒，手上捏着一份命我扫地出门的传票，我也许会感到震惊。但这一天之内，我受到的惊骇已经够多了，现在对什么都不会再感到震惊了。我望着草坪上散布着的乱七八糟的杂物、人行道上长着的杂草、灰暗阴沉的汉普敦公寓，心里不停地回想，这个可怜的地方当初怎么居然会吸引了我。
他后退了一步。“全在这儿啦，”他解释道。“开庭的日期，律师的姓名，等等。你或许可以打几个电话，把它私了掉，不过这与我无关。我不过是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这是什么样的职责！偷偷摸摸地躲在暗处，冷不丁地跳出来扑到毫无提防的人面前，把传票塞到他们眼皮底下，提条把无关痛痒的免费建议，然后就脚底擦油去恐吓别的什么人。
他走了几步又站住脚说：“喂，你听着。我以前当过警察，车里现在还装着收话机。几小时前听到了一个古怪的电话，说是一个名叫鲁迪·贝勒的家伙砸了城里一家法律事务所。听他们描述，倒蛮像是你。车子的牌子和型号也跟你的一模一样。我不相信真的是你。”
“如果真的是呢？”
“那也不关我的事，真的。不过，警察正在找你。损坏私人财产。”
“你的意思是，他们会逮捕我？”
“嗯。我今晚得另找个地方睡觉了。”
他匆匆钻进汽车。那是一辆宝马。我目送着它消失在夜幕中。
布克在他那整洁的二联式公寓前面门廊上迎我。他在睡衣上面披了一件花呢的浴袍。没有穿拖鞋，干脆赤着脚。除我之外，在学法律的人中，他大概是唯一的穷学生，整天掰着指头计算还得等待多久才能开始上班。但他却很注意穿着打扮。壁橱里挂的东西尽管不多，他的服装却都经过精心挑选。“到底是出了什么事？”他紧张地问，两只眼睛仍有点浮肿。我在转角处青年食品商场的公用电话亭，给他打过电话。
“对不起，”我一边跨进他的窝，一边说。我看见查莲正在小厨房里煮着咖啡。她也穿着花呢浴袍，头发拢在脑后，眼睛红肿。我听见有个孩子在后面喊叫。现在将近凌晨3时，我把他全家都吵醒了。
“坐下，”布克说。他抓住的我手臂，轻轻地把我按到沙发上。“你喝酒啦。”
“我醉了，布克。”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他站在我面前，倒更像一个气呼呼的父亲。
“一两句话说不清。”
“你在电话中提到过警察。”
查莲在我旁边的桌上放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你没有事吧，鲁迪？”她问，声音甜美无比。
“棒极了。”我说，口气就像出自一个真正自以为是的家伙。
“你去看看孩子。”布克对她说，而她也就随之消失了。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布克坐在咖啡桌的边上，离我很近，等着我开口。
我没有碰咖啡，头痛欲裂。我把昨天下午分别后发生的事情，一件件摊在他的面前。由于舌头发硬，转动不灵，我只好打起精神慢慢腾腾地说着。查莲悄没声响地走到最靠近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极其关心地听着。“我很抱歉。”我低声对她说。
“没关系，鲁迪。没关系的。”
查莲的父亲是田纳西乡下某个地方的牧师，她对于酗酒或其他不良行为，丝毫不能容忍。我和布克在法学院虽然一起喝过几次，可那都是偷偷摸摸干的。
“你真喝了一打？”他怀疑地问。
查莲离开了我们，去照管又在后面开始啼哭的孩子。我以送传票的人、起诉、扫地出门结束了我的叙述。这实在是糟糕透顶的一天。
“我得设法找个工作，布克。”我喝了一大口咖啡后说。
“你惹的麻烦可真大啊。我们3个月后要参加律师资格考试，接着还要面对甄别委员会的审查。要是你因为玩的这些把戏而被逮捕和判刑，那你就完蛋啦。”
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的头在开裂，真的在怦怦地跳动。“可以给我一块三明治吗？”我觉得恶心。我喝第二盒6瓶装的啤酒时，虽然吃过一袋椒盐薄脆饼，但那是和博斯科及包娣小姐共进午餐之后，我吃过的唯一的东西。
查莲在厨房里听见了我的话。“来点成肉煎鸡蛋，好吗？”
“好的，查莲。谢谢啦。”
布克想了一阵。“等几个小时我给马尔文·香克尔打个电话。他可以给他兄弟打电话，也许能跟警察通通关系。我们必须设法让他们不抓你。”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坏。”马尔文·香克尔是孟菲斯名声最大的黑人律师，也是布克未来的老板。“打电话的时候，你顺便问问，他那儿有没有位子空着。”
“行。你想进一个维护民权的黑人事务所工作？”
“哪怕是专办离婚案的事务所，我都愿意去。我一点恶意也没有，布克。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我眼看就要破产了，伙计。现在恐怕还有别的债权人，正躲在树丛里，等待机会拿着文件朝我扑过来哩。我可不能逆来顺受，听天由命。”我慢慢地在沙发上躺下。查莲在煎咸肉，那浓浓的香味在这小窝里飘荡。
“那些文件在哪里？”布克问。
“在车上。”
他走出房间，一会儿又转了回来，坐在椅子里认真读着税务所的起诉书和把我赶出公寓的通知。查莲在厨房里忙着，给我又送来了咖啡和阿斯匹林。时间已是凌晨3点30分，孩子们终于安静入睡。我有一种安全、温暖、甚至被人爱着的感觉。
我的头在慢慢地旋转。我闭上眼睛，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
5
午后很久，我选的两门课早已下课之后，我像一条在灌木丛中爬行的蛇，偷偷摸摸溜进法学院。现在还学什么体育法？还读什么拿破仑法典选读？简直可笑！我钻到图书馆底层无人光顾的那个角落，潜伏在我那个小洞里。
布克把我从沙发上唤醒。他带来了一个蛮有希望的消息：他已经和马尔文·香克尔谈过，事情正在进行之中，有人在给一个警长之类的人打电话。香克尔先生对问题的解决颇为乐观。他的兄弟是某个刑事庭的法官，万一对我的指控不能撤销，还有别的门路可走。不过，究竟警察是否在追捕我，依然消息全无。布克将再打几个电话，并把情况不断地告诉我。
布克已经在香克尔事务所拥有一间办公室。他在那儿已经当了3年的职员，课余去那里工作，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其余人中随便哪5个加在一起都多。他在课间休息时给秘书打电话，与人们联系约见的时间，并且把这个或那个客户的情况告诉我。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声显赫的大律师的。
由于昨夜酗酒的影响，我无法理清混乱的思绪。于是我便在拍纸簿上把重要的事情写下。例如，我已在无人发现的情况下成功进入这座大楼，下一步该做什么？我将在此呆几小时，等法学院的人慢慢走光。现在是周五的下午，是一周内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然后我要悄悄走到学校就业办公室，拿出浑身解数去和主任纠缠。如果交上好运，也许会有某个清水衙门，由于没有哪个毕业生愿去，现在仍可以向一位聪明能干的法学院高材生提供一个年薪2万美元的职位呢。或者有某家小公司也许突发奇想，要再找一位公司专职律师。事已至此，留给我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在孟菲斯流传着一个神话般的传说。这个法学院有个毕业生，名叫乔纳森·莱克，他和我一样，在市区大事务所里也找不到工作。事情发生在20年以前。由于得不到声名卓著的事务所的宠幸，莱克自己租了一个地方，挂出了一块小小的律师招牌，宣布已做好一切准备，随时可以替人打官司。他先是挨了几个月的饿，接着骑的那辆轻骑又在一天晚上闯了祸。他断了一条腿，醒来时已躺在名叫圣彼得的慈善医院里。过了不久，他隔壁那张病床上来了个小伙子，也是在摩托车祸中受的伤。那人从头到脚都是伤，而且烧得很严重。他女朋友的烧伤甚至更重，几天以后便不治而亡。莱克和此人交上了朋友，并且把这两个案子统统接下。后来发现，是一辆豹牌轿车撞着了停车标牌，接着又将莱克那两个委托人骑着的摩托撞翻的，那辆车的驾驶员恰恰就是市里排名第三的大事务所的资深合伙人。而且6个月前，就是此人主持了对莱克的面试。他醉酒后开车，撞上了停车标牌。
莱克怀着报复心理对他提出了起诉。那位喝醉酒的资深合伙人，在保险公司投保的金额数目巨大，因而公司立刻将大把大把金钱掷向莱克。谁都想把案子迅速了结。通过律师资格考试6个月之后，乔纳森·莱克结案时获得了260万美元赔偿金。而且是现钞，没有一张长期支票，全是明晃晃的现钞。
根据这个传说，两人都还躺在医院里的时候，骑摩托的那位就曾对莱克说过：鉴于莱克那么年轻，刚出校门，不管赔偿金是多是少，他都可以分得一半。莱克认住了这句话，摩托车手也没有食言。因而莱克拿走了130万。传说如是说。
假如我是他的话，我会带着我的130万驾着自备的双桅纵帆船，啜着朗姆烈酒去加勒比海。
可莱克没有这么干。他建了一座写字楼，把里面塞满了秘书、律师帮办、跑腿打杂和调查人员，认认真真地干起了诉讼这一行当。他每天工作18小时，哪个干了坏事他都敢起诉。他努力学习提高自己，没用多久就成了田纳西州最红的出庭律师。
20年后的今天，乔纳森·莱克依然每天工作18小时。他的事务所有11名律师，但没有合伙人。承接的大案比谁都多，每年的收入据说高达300万左右。
而且他又喜欢大手大脚地花钱。300万一年在孟菲斯这样的地方很难不引人注意，因而他总是成为热门话题。关于他的传说也越传越神。每年不知有多少学生，因为他的缘故，才进了这家法学院。他们都做着这个梦。有些毕业生离开法学院时并不找工作，他们只想在市区有一个门上贴着自己名字的狭窄小天地。他们愿意忍饥挨饿，艰难谋生，就像莱克开头那样。
我猜，他们也像他那样骑一辆摩托。也许这就是我注定要走的路。也许这有希望。我和莱克都有希望。
我去找马克斯·勒伯格的时间选得很不合适，他正在打电话，两只手不停地挥动，像喝醉了的水手一样骂着脏话。通话的内容与圣保罗市的一件官司有关，他必须去出庭作证。我假装在写写画画，眼睛看着地板，尽量不听谈话的内容，由他一边在写字台后脚步重重地走来走去，一边不停地拉着电话线。
他挂了电话。“你可是牢牢地卡住他们的喉咙啦。”他一边伸手在乱成一团的桌上摸索，一边飞快地对我说。
“抓住谁？”
“大利公司呀。昨天晚上我把那叠文件全看过了。典型的借方保险欺诈。”他从角落里拿起一个活动文件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你知道借方保险欺诈是怎么回事吗？”
我想我是略知一二的，但我怕他会追根究底，于是就说：“不太清楚。”
“黑人称之为‘街头保险’，挨门挨户卖给收入低的人，十分便宜的那种保单。卖保单的经纪人每个礼拜来收保险费，记在投保人交款卡的借方名下。他们靠欺诈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养活自己，等到投保的人凭保单要求理赔的时候，他们无一例外地一口拒绝。对不起，由于这个或那个原因，你的要求不在保险范围之内。他们编造拒赔的理由，那可是很富有创造性呢。”
“人家不会告他们吗？”
“这很少，研究表明：在拒赔欺诈的纠纷当中，仅有三十分之一是在法庭上解决的。保险公司对此当然了解得清清楚楚，而且把这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你要记住，他们的对象是下层的人民，是害怕律师和这个法律体制的那些平民百姓。”
“假如被人告了，他们会怎么样呢？”我问。他不知道是朝一只臭虫还是苍蝇打了一巴掌，两张纸从桌子上飞了起来，飘落到地板上。
他把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一般地讲，不会有什么大不了。在全国范围内，有几次保险公司确实曾被判付出巨额惩罚性赔款。我本人就参与过两三次。但是，陪审团是不会乐意让买廉价保险的小百姓成为百万富翁的。譬如说，有这么一位原告，他有一张5000美元的医疗费账单，虽然明显属于保险范围，保险公司却拒绝支付。而该公司的财产，譬如说，却值两个亿。庭审时原告律师要求陪审团做出裁决，除了5000美元外，让这家公司再赔两三百万，作为对其不良行为的惩罚。这种要求很少会被接受。陪审团会同意给那5000块，外加1万美元罚款，结果赢家还是保险公司。”
“可唐尼·雷·布莱克快要死啦。而这完全是因为他不能做骨髓移植手术，可根据保单规定，他是有权做这种移植手术的。我说得对吗？”
勒伯格朝我不屑地笑了笑。“你也真是的。你这是在假定他的父母把一切全都告诉你了，但假定总是靠不住的。”
“可是，假如这一切都在那上面呢？”我指着保单问道。
他耸耸肩，点点头，又笑了笑。“那么这就是一桩好案子。谈不上了不起，但却是好案子。”
“我不明白。”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