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辩，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他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朝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二、平靖边疆谨守国门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未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张照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竟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大金川藏族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3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居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军前，令讷亲自裁，之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20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给予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挂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他们是南疆的宗教首领，在维吾尔族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叛乱爆发后，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3000人，被霍集占率领的1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3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8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91年）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乾隆还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又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4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乾隆在注意巩固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这时已来到东方，进而叩响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给以了足够警惕。
清朝在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开四口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泉州、宁波三地贸易。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丝斤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和中国行商严加控制。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戈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像、军器、音乐、器皿等物，共19件，价值1。3万英磅。为了显示马戈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
马戈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
马戈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戈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戈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戈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赐予一道敕书。马戈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戈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允许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