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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圮上桥边发生了什么或没有发生什么，终究是个不可企及的问题。因为你不可能穿透张良毫无旁证的叙述。《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有人刁钻地下一转语：“但当时没有人在现场看。”如同“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这是叙述学上无从克服的疑难，你只能信任张良，或者怀疑他。满身血泪的太史公从他残破的命运中惊叹地注视着张良潇洒雍容的背影，他看着张良入世而出世，了无牵滞，那雪白的长袍甚至没有沾上一星灰尘，这情景一定使司马迁无限仰慕和向往。于是他和张良结成了隐密的同盟，把张良的叙述写入历史的正文。他不是没有疑虑，他说：“至如留侯所见老父予书，亦可怪矣。”但他宁愿张良的一生完美如戏，因为完美的人生是他自己的一个伤心的梦。就这样，他专横地为一个可疑的神话戴上了合法的冠冕，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之中的人们的梦境。
我曾经以为我已经揪住了张良的破绽，将以理性的名义对他实施一次胜算在握的谋杀。但当我写到“从此张良就统治了携书仗剑，奔走于泥泞中的人们的梦境”时，我想我这一剑已经刺空，因为张良并不活在文本中，他活在他人的梦境里。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年。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看到《三岔口》，追光灯在舞台上打出一个明亮的光柱，两个人屏息敛气，全神贯注地互相搜寻。雪亮的刀锋贴着对方的头顶划过，他们对面凝视，就是不能穿过那虚拟的黑暗看到对方，这曾使我大为焦躁。
此时，我可能已经理解了《三岔口》的预定规则：他们决不能看到对方，就像人和历史之间横亘着词语构成的明亮的黑暗。但他们必将感到对方的存在，被对方驱迫和统治，于是他们尖锐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
伪经制造者
路易·梅纳德，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兼画家和发明家，他炮制的一种化学物质珂珞酊据说对摄影术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我注意到梅先生却是因为他的另一项事业：义务为古人当枪手，他写出了埃斯库罗斯现已失传的剧本《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还替狄德罗写出了《咖啡馆的魔王》，他认为狄德罗应该写这么一篇文章，应该写而没写，梅先生很生气，只好替他写；如果不是被法朗士看出破绽，该文章还真的就被收进《狄德罗选集》里去了。
梅先生的这一爱好给一个阿根廷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伪造的经典，这成为该少年日后持久冥思的主题——日后，少年成了小说家博尔赫斯，为了纪念梅先生，他写了一篇幽默而晦涩的小说《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
如上所述，梅先生的伪经制造者生涯其实是不成功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群众的眼睛总是雪亮。窃以为，博尔赫斯还是不够“博”，后来他当上了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的馆长，本来可能在迷宫般的书库中遭遇一册寂寞的中文书，其中记载着一个远为神奇的伪经故事。当然，他不懂中文，即使懂也没用了，上帝和这位狂热的爱书者开了个玩笑：赐给他八十万册图书以及黑暗，他差不多在当上馆长的同时双目失明。
在那个被博尔赫斯错过的中国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立图书馆的馆长：公元前八年，刘歆继承父业，主持西汉宫廷的藏书阁，负责校勘群经。
然后，据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的描述，正当盛年的刘歆双目亮如灯笼，他焚膏继晷，不吃不睡，左手不释卷，右手不停挥，大群腰酸背疼的书生把如山的简册搬运到他的面前再从他的面前搬走，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壮观的作伪工程，其规模之大一百个梅先生加一个博尔赫斯先生都无从想象。
他到底干了什么？康先生告诉我们，这位刘歆，他替古人写出了《左传》、《毛诗》、《周礼》等等一系列典籍，为了骗过同代和后代，他还把天下之书差不多篡改了一遍，比如，为了让我们相信春秋时真有一位名为左丘明的盲人写出了如此这般的一部《左传》，他不得不替老前辈司马迁改文章，把刘版《左传》中的文字塞进《史记》。这还不够，据钱玄同先生揭发，为了证明他的赝品来历清楚，刘歆甚至自创了一整套先秦汉字……
——只手遮天，掩尽天下耳目。我替鲁迅和胡适各写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我还修改当时和现在的报纸、编造当时和现在人的日记和书信和评论，以至二00六年和二一00年的人们都相信那确实是鲁先生和胡先生的作品——我的神啊，是我疯了还是讲故事的人疯了还是这个世界全疯了？
康、钱二先生当然没疯。如果我们愿意相信刘歆是古往今来头一号的黑客、绝世的超人，那么《。文。》在他的时《。人。》代事情并非绝《。书。》对不可想《。屋。》象：没有纸，没有印刷术，书本来就少，又被秦始皇一把火烧了大半，剩下的几乎就是国宝，常常是只有皇宫内院藏着一册两册，如果馆长先生愿意，他确实有可能把私货塞进馆藏，宣布那是独存于世的典籍。
而且，康先生和钱先生的指控还有一个有力的旁证：从秦到汉，书生们也确实热衷于伪造经典。
遥想秦汉时代，广袤的华夏大地上，书生一度是珍稀濒危物种——本来就不多，又被秦始皇活埋了不少，剩下的各自躲在阴暗的角落，喘息着，守一盏如豆孤灯，听天地间大风横行，他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像那位姓伏的山东老儒生一样，活着，并且要记住，竭尽全力把被焚毁的典籍记在心里；另一件事就是，大家都做梅先生——从秦到汉，一二百年间，中国书生们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替他们的古人写书，不署名、无报酬，上不告父母下不告朋友，用尽平生所学，在竹简上一字一字地书写，终于，那无名的书生对自己说：就在此刻，又一部伟大的典籍重新出世……
这件事的结果是，我们很难确认我们的一些基本典籍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古老，或者它的作者究竟是谁。比如《礼记》写于何时？《管子》是谁写的？《尚书》中哪一篇是古君王的文告哪一篇是后人的编造？《庄子》中哪些篇章是庄子的作品哪些是后人的手笔？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学问家分成今文和古文两大学派，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谁真谁假或者谁更真谁更假，而且这种争论照例演变成了比谁道德更高尚，比谁更会讲故事。
到了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出了康与钱两位大师，这两位中，康是讲故事的能手，亲身经历的百日维新都被他自己忽悠得云遮雾绕，而钱先生是五四运动摧枯拉朽的先锋，两位加在一起，学问和想象力和激情均非博尔赫斯能及，讲出的故事撼天动地：刘歆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最成功的伪经制造者，造一个大鼓把中国人蒙了两千年，如今真相大白，传统文化的根基就此碎裂——康写《新学伪经考》，立意就在旧章不可信，从此要维新；钱更是激进，由怀疑一切到打倒一切，既然连《说文解字》里的古文都是假的、都是刘歆伪造的，索性把汉字废了，改用罗马字母，让时间和文化从现在开始，咱们创造一个如假包换的新世界！
但是，且慢。钱穆先生写了一本《刘向刘歆父子年谱》，没有想象力，没有激情，摆事实、讲道理，老吏断案，一板一眼，最终论定康有为、钱玄同两先生的大故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原来刘歆并非超人，他的同代人也并非傻瓜，即使在两千年前，他也无法完成那超现实的壮举。
——很扫兴。康与钱在讲故事，这另一位钱先生偏要讲道理、讲常识，故事有审美价值，常识不那么激动人心，但幸亏常识能够捅破故事，我们脚下才有稳定的地面，于是，我现在还是写方块汉字，还在读《左传》、《毛诗》，中国人总算还有一个可以凭依的背景和来历。
但问题仍在：秦汉书生为何热衷于制造伪经？莫非他们像如今的网上才子那般富于娱乐精神？
我以为，原因就在秦始皇帝。这位被当今的中国人热情讴歌的大人物，功业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不要以为皇上这么干仅仅是受不了七嘴八舌，始皇帝岂能和你们单位的小头头一个水平？大人物必有大志，始皇帝的大志是，他要抹去天下人的记忆，让时间、让一切从他开始、从大秦朝开始。他才是真的只手遮天，只可惜天不给他时间，否则这件大事他很可能就真的办成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就真的从秦朝开始，没有孔孟，没有老庄，没有《诗经》和《离骚》，一切都不曾有。
劫后余生——余下了几个书生，他们在废墟上力图重拾记忆，重新让人们有一个过去。后人很难体会他们的艰难，那是在大火烧过、大风刮过之后，于灰烬中拣出几片残简，他们只能凭此去追索曾经存在的一切。
这种时刻，你让他们怎么办？他们沉默，重新书写。
对此，康和钱不能理解，我认为，他们二位比较理解始皇帝。但对那些沉默的书生们、那些伪经制造者，我怀有最深的敬意。
——一千个博尔赫斯也无从想象他们的绝望和他们不灭的信念。
汉语中的梵音——《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为《四阿含》之一种。后秦弘始十四年至十五年（公元412…413年），由记宾（今阿富汗南部、克什米尔）僧人佛陀耶舍诵出，凉州僧人竺佛念译为汉文，道士道含笔录。
2002年，在去云南中甸的飞机上，我读《长阿含》，见晚年的释迦牟尼为肉身所苦，他说：“吾患背痛”，他独自坐在一棵树下，这时，一个名叫波旬的妖魔蹦出来叫嚣：“佛意无欲，可般涅磐，今正是时，宜速灭度。”
佛说：“止！止！波旬！佛自知时，是后三月，于本生处拘尸那竭娑罗园双树间，当取灭度。”于是，“魔即念：佛不虚言，今必灭度。欢喜踊跃，忽然不见。”
——我忽然觉得，此时的佛是软弱的，那是类似于受难的耶稣的软弱。释迦或者耶稣，宗教创立者包容和承担着人类的软弱。
“止！止！波旬！”这是佛的声音吗？翻成现代汉语，那个名叫释迦的老人也许正说：“且慢，别急……”他的声音是慈祥的、宽容的、疲惫的？
《四阿含》是声音的奇迹。佛陀入灭后，弟子迦叶在灵鹫山召集五百罗汉共同编订释迦训诲，编订的方式今日看来匪夷所思：先由侍佛二十五年的弟子阿难诵出释迦一段言行，迦叶提出质询，阿难答出相关的时间地点、前因后果，最后众人合诵，确认无争议、无讹误，遂定为一经，如此形成了汉语译文长逾百万言的《四阿含》。
也就是说，整个过程不立文字，佛之言阿难听了，阿难之言众人诵之、传之，神圣的经文存于声音之中、口耳之间，存于记忆，存于心。
——文明的普遍趋向是对声音越来越不信任，声音是风，是水，是红尘，是身体，是人类生活中比较嘈杂、比较混乱的部分，是世俗和大众，相比之下，书写是浮出海面的礁石，它稳固、超越，更像“真理”。人类曾力图以字迹覆盖声音，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主要困难之一是听不到明朝的“声音”，他不知那时的人怎样说话，他意识到，落在书面上的一切已远离人的身体和人的心。
然而，在文明的上游，几个人安详地发出声音，释迦、孔子、苏格拉底、耶稣，他们说出真理，他们坦然地以转瞬即逝的方式呈现永恒。他们何以如此？他们是绝对的天真还是绝对的悲凉？难道正是由于声音之脆弱、微渺，他们成为了人类的伟大导师？
天花乱坠。读《长阿含》，遥想当日我佛说法，必是绚烂、壮美。即使是家常情景，只要释迦开口，你一定会目眩神移。如果释迦和耶稣坐在一起，耶稣就是个寡言的木匠，而孔子或苏格拉底则是简朴的夫子，释迦也许是其中最具神性光芒的一位，他曾是王子，他的声音中有浩大的富丽，是无穷无尽、汹涌澎湃的繁华。
——可以想象，一千几百年前的中国人将为之迷醉。两汉是黑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雄浑，然而单调，想起汉代、想起三国，你肯定不会想到“缤纷”、“丰饶”、“繁复”，佛经的传入不仅是宗教事件，还是一个审美事件，热带的思维、感性和想象如暖湿气流灌注我们的心灵。
我一向认为印度人是最罗嗦、最烦琐的民族，多年前读佛经，总是惊叹于他们可以在一个点上纹丝不动而任由言语四外蔓延，他们是能指游戏的高手，他们要用八万四千只狗去追一只兔子，他们的耐心举世无双，你会感到，那经文无论是被书写还是被念诵，书写和念诵行为本身就是对“永恒”的模仿。
《长阿含》是佛教原始经文，比较而言，它本色、质朴，但读它依然需要耐心。我在中甸读完了《长阿含》，但我一再自问，为什么读它？它对我有何意义？
没什么意义。我不是佛教徒，我迷恋世间苦。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倾慕释迦庄严而安详的语调，那种梦幻气质，那种博尔赫斯式的玄思，当然，准确合理的说法是，博尔赫斯有释迦式的玄思。在《者尼沙经第四》中，关于“摩竭国人命终生处”，整个叙述隐含着令人晕眩的时间回环，你越往下看，越找不到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起点和终点，一切都是在终结之处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