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个体生命见之，于社会生命亦同样见之者，正指此。
明乎此，再回头把本章起始较论中西之自由、民治各段通看一过，则对于“西洋文化是从身转到心的，而中国却有些径直从心发出”，（1）（北新书局出版鲁迅译厨川白村著《出了象牙之塔》有“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一段，与此所论不无关系，值得参考。）“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应无疑义。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第十三章 文化早熟后之中国
一 由此遂无科学
必从讨论中国民主问题入手，才得揭开他那文化早熟之谜，而揭开之后，首先便要指出由此遂无科学。民主属于人对人的事，科学起自人对物之间。一旦把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中国人便不再向物进攻，亦更无从而攻得入了。以下只就这几句话来分释。——
科学虽然好像不限于对物，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但科学实起自人对物。并且我们还可以说：科学起自人对物，物亦起自人的科学。离开人还有没有物，且置不谈；但人所知之物，总是从人才有的。而人之有所知，即其有科学之始。科学非他，就是人的精确而有系统的知识。前曾说：“心思作用是行为之前的犹豫作用，犹豫之延长为冷静，知识即于此产生。”（见第七章）。冷静地向外看，生命由紧张而松弛，空间遂展开于吾人之前，物体遂展开于吾人之前。就在这一瞬间，是物之始，亦是知之始。感觉（ 看）所得为物，空间则出自理智推计。生命原不是静的，但感觉和理智却是生命中最静 的了。知识从生命而出，原本静不了，然而极力趋向于静。其精其确，即于此得之。静观即客观。科学就是顺比趋向，力求客观，乃得成其为科学。对于物又不以感觉所得为满足，更究问其质料为何，是有物质观念。物质观念就是把纷杂陈列于吾人面前之物体，化为更具客观性之物质，以贯通乎一切，智识乃因之而成系统。知识精确而有系统，方为科学。则科学与物质，物质与科学，盖如是其不相离。生物有生命，即其有超于物质者在。生物愈高等，其生命愈强大，其离物质乃愈远。至于人，其生命之强莫匹，其超离于物，更不待言。吾人虽同样要把许多生物以至人类都收入科学研究之中，求得其精确有系统之知识，以便于应付，如同应付物质那样，而卒不尽可能。结果只能把捉其接近于物的那几分，亦即其比较机械的那几分，而其余则略去。从生物科学到社会科学，所把捉愈少，所略去愈多，就愈不准确而难语于科学。社会科学只算得是“准科学” ，正为此。
更且对于人的行为或社会现象，若徒看其外表动作，而不从其情意了解之，有何可研究者，而人情则非体会不能得。这必须回省自己经验——非复一味向外看，更须设身处地去想——非复一味静观。尤其像法律、政治、经济，一些应用的学问，处处离不了人的情感反应，理想要求，岂是单单客观所能了当？这其间时时要视人如己，以己度人，多 是理性之事，不徒为理智之事。科学从理智来；从理性来的，却不属科学。此其中大部分只是思想（包含哲学及主义）而非知识了。
中国人讲学问，详于人事而忽于物理，这是世所公认的。中国书籍讲人事者，盖不止十之九，这只须一翻开中国书就晓得。中国人心思聪明之所用，何为如是偏于一边？此应 究问者一。中国学问虽云详于人事，却非今之所谓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还是顺着自然科学之路，尽可能地作客观研究，此则处处以主观出之——多从道德观点，亦或从实用眼光与艺术眼光。即在客观叙述之中，亦寓有主观评价，纯客观研究百不一见。盖不唯其学问对象偏于一边，作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根本亦不一样。是又何为而然？此应究问者二 。倘若于此两大问题不注意，便是无识。注意了，而如果不用我们从上（第十一章）以来所作解答，亦是莫得其解。盖自从化阶级为职业，变贵族为士人，一社会之中，劳心者务明人事，劳力者责在生产，这样一划分，就把对物问题划出学问圈外，学问就专在讲人事了。又所谓务明人事者，原是务于修己安人。从修己安人来讲人事，其一本道德观点或实用眼光，而不走科学客观一路，又是当然了。这是就后二千年历史来说。后二千年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之形势既成，此二千年间中国学术大势即随以决定，此无可疑也。（伦理本位则促成其修己安人之学问。职业分途则划出农工商，使不入于学问 。）
“中国文化以周孔种其因，至秦汉收其果”（见第十章）。凡后二千年之事，皆果之事。秦以前，中国学术尚不如此成定型。然而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在人生第一问题尚未解决之下，萌露了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由此而精神称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科学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国人笨拙，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
张东荪先生最看到此点，在他所著《知识与文化》一书，较论中西学术不同之故，曾有极可贵之阐明。第以散见各篇章中，难于引录原文。兹综其大意，而为之条列于次：
从语言构造上看：西洋一句话必有主语（subject）谓语（predicate），其语言中盖甚注重主体。中国则主谓语之分别不清，其语言不注重主体。
从思想态度上看：西洋发问恒先问“是什么？”可谓之“是何在先态度”（What priorit y attitude）。中国恒先问“将怎样？”可谓之“如何在先态度”（How priority attitu de）。
科学的对象是物，历史的对象是事。西洋人极有物的观念，且或化事为物；中国人极有事的观念，且或化物为事。
西文动词 to be 转为名词 being，实为物的观念之所寄，西洋哲学之本体观念亦即出 于此。但在中国思想中，则似只有 being 而没有 being。
西洋哲学直问一物的背后，像是直穿入的；中国哲学则只讲一个象与其他象之间互相关系如何，像是横牵联的。
在逻辑上，西洋以同一律为根本；中国不重同一律，却可说有一种相关律。
在哲学上，西洋以本体论为开始，且作为最重要之一种讨论，中国人却从不见其究问本体。在西洋无论如何只能以宇宙观为人生观之前奏曲，不能合并为一。然而在中国则宇宙人生合一炉而冶，或且宇宙论啄收于人生论中。中国简直可说只有实践哲学，而没有纯粹哲学。（1）（张著《知识与文化》，商务印书馆出版。此见原书第三编之第二第三各章，及附录之一、二、三、四各篇，附录各篇尤重要。）
如左列出这些点，实在是一贯的。东荪先生指出是中西人心思（mentality）有些不同。 当其最初亦许不显著，而展转熏习，卒致各自走上一路。西洋一路正是产生科学之路，中国之路恰是科学不得成就之路。明白说：西洋有物的观念，而中国没有。虽严格来说，物的观念是西洋近代（十六世纪以来）科学家创造出来的，然却渊源自古。有人认为中西思想学术之不同，只不过是古今之别，并无中外之异，显见其不然。
东荪先生所谓心思之不同，若用我的话来说，便是：西洋人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之理智；中国人则由理性早启，其理智转被抑而不申。盖就身体是图生存之具来说，理智是身体的顶点，犹兵器之有锋刃，必用到理智方得尽其图生存之能事。然若理智直接为生存要求而用，其用有限。必藉理智和官体对外产生出知识来，再根据知识以解决生存问题，其用始大。这就要经过好奇心或游戏本能转一个弯。好奇心或游戏本能，在生物进化中随着理智之逐渐展开而肇见于高等动物间，至人类最发达。它一面是从身体来的一种本能兴趣，有异乎理智之冷静，却又一面超脱于身体之生存要求，而近乎理智之无所为，恰恰在身体理智间作桥梁。尤其是好奇心，殆为动之终而静之始。其为研究而研究，实知识学问创造之所资。西洋自古艳称“爱智”，其科学正由哲学衍来。中国后世之无科学，即为其古代无哲学，哲学只是西洋所有物，亦犹乎科学只是西洋有之。在古中国，哲学只不过是其道德实践之副产物，在古印度则为其宗教实践之副产物，皆未尝独立自存。似此思路之不同，岂非彼此人生态度有所不同？在学术上，在文化上， 明明是东西流派之分甚早，岂得看做一古一今？
中西学术不同，亦有可看做一古一今者，我们初不完全否认。即如学术混合，学不能独立于术之外而自行发展，古时通例如此，中国亦如此。中国几千年来学术不分，其所谓学问大抵是术而非学，最为大病。其结果学固然不会有，术亦同着不会发达，恰落于“ 不学无术”（借用）那句老话。旧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曾痛予揭出。（1）（旧著云：早然书史上面有许多关于某一项某一项（经济政治等）的思想道理，但都是不成片段缺乏系统的。而且这些思想道理，多是为着应用而发，不谈应用的纯粹知识简直没有。这句句都带应用意味的道理，只是术，算不得是学。凡中国学问大半是术非学，或学术不分，离开农政和园艺，没有植物学，离开医经和治病的六书，没有病理学，更没有什么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中略）此其结果，学固然没有了，术亦不得发达。因为术都是从学产生出来的。——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26～31页。）若问何以古时通例如此？则为人类文化之初，莫不从身体出发，其时头脑冷静不足，理智尚未得申。必从身体出发，而进达于其顶点，理智申发，乃不涉应用，专于求知而成学。此即西洋之路，亦即是一般应用顺序，却不料中国沿袭古初，一直不改。关于中国人不能离用而求知这一点，有识者多能见到，东荪先生外，故张荫麟教授亦曾提出说过。（1）（张荫麟教授论文有云：过去中西文化一个根本差异是，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纯粹活动的兴趣之上。在中国人的意识价值里，实际价值压倒了观念的价值。——原文见《思想与时代》月刊第十一期。）他并且说：
许多中国人认定西方文明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文明；而中国人在这类（利用厚生）事业之落后，是由于中国人一向不重功利。这是大错特错的。（见《思想与时代》月刊，张著 ：《中西文化差异》）
其实张君亦是知其一，未知其二。流俗的错误，是忽略了西方学术之成就，正在其静心求知，绝不急功近利，张君所指斥者诚是。然若根据这个，就硬说西洋是不尚功利的，而中国却一向是重功利，把从来一般论调完全翻案，是否得为公允？是不是中肯？正恐张君亦自不能无疑。这就为他未及认识人类生命这一曲折，功利为图生存之表露，发乎身体，然当其进达顶点，却变为理智冷静，恍若无所为，冷静本为犹豫之延长，虽若无所为，其实还是功利。西洋之卒不出乎功利者以此。质言之，非超越身体之有对，而到人心之无对，不能超越功利。近代以来之西方文明，大致是顺着身体发展工具（见上章），世人以功利目之，岂无由哉！至于中国不能离术而有学，当然是冷静不足。但冷静不足 有二，一为通例，一为变例。张君又未及辨。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是为古初之通例，中国人显然不属于此。何以言之？（一）身体势力方强，头脑未进于理智，最 好之例是甄克斯《社会通诠》所述西洋人，当民治初起，还不晓得投票时，那种开会表决，那种选举竞争。——请回看上章所引录。窃恐在中国早不会有这样事情。反之，温文尔雅，雍容揖让，以理性代冲动，在中国却见之最早。老实说，自周孔之礼乐教化以来，中国人的身体势力毋宁是弱而不强了。（二）冷静分析莫如论理、数理。论理学和认识论，在先秦尚有可见，而后来倒没有了。《周髀》《九章》发明何等早，而后来历算倒要靠伊斯兰教和西洋。是知中国不是未进于理智，乃是进而复退。前于第一章讲第八特征，即曾指出科学在中国早有萌芽，无奈其后退而不见。理智未进是通例，倒退不能不说是变例。吾人由（一）可知其非通例，由（二）可定其为变例。
变例怎样发生？中国文化亦如一般之例，先自身体出发。但正在进达理智之际，理性肇 启，理性以无私的情感为中心，是动而非静。于是身体之动，转化为理性之动，本能之情导入于理性之情。若云以此代彼，诚有未能，然出入于二者之间，牵混不清，接连一气，却是极容易的了。坐此而理智不申，冷静不足，冷静不足之由来在此。
从这里便有下列三点情形呈现——
前云“即遇到物亦失其所以对物者”，就在这时。此时人与大自然之间，融合相通之意味多，不像西洋那样划分出一个自然界，而人与之相抗。此为中西人生态度一大不同，学者多能言之。（1）（在西洋，人与自然仿佛分离对立，在中国，则人与自然融合。杜威博士在北京大学讲演会言之。又鲁迅壁下译丛译厨川白村《东西人之自然诗观》，论之最详。张东荪先生近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中说：自然界的独立分出是西洋文化上一大特色一大贡献，亦是此意。中外学者言之者尚多，不备举。）人之所以对物者在知 识，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而中国人则以此（融合相通）之故，其生命中对外求分别求确定之倾向，大为减退。所以中国学术中，恒以浑沦代分明，以活动代确定，亦即是以思想代知识。物生于知识，知识生于物。中国人不倾向知识，亦就失去了物。
前云“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就在此时。此时人与人之间，其生命相联相通之一硕面易得流露，所以人对人的问题就不致全为人对物的问题所掩盖。当人类文化初期，争求生存，对物问题居先，即遇到人，亦以对物者对之。一般说：人对物问题是掩盖了人对人问题的，独中国不同。如我所说，第二问题暨第二态度中国很早萌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