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的主人。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的是本能，绝不是理智。理想家如果认此为可憾，那亦是莫可奈何的。说理智是工具是对的，但他没晓得本能亦同是工具。理智一本静观，没有好恶取舍，诚非历史动力所在，但生物的本能到人类早已减弱，它又岂能推动历史，支配社会，控制人生 ？此其缺欠实在不认识理性。二十七年前我亦还不认识理性，同意克鲁泡特金道德出于 本能之说，而不同意罗素本能，理智，灵性三分法（1）（此见罗素著《社会改造原理》，有余家菊译本，中华书局出版。）。及至有悟于理性、理智之必须分开（详见第七章）， 而后恍然罗素之三分法为不易之论。……罗素所云灵性相当于我所谓理性。雷先生称道英国民族生存本能强而其理智同时亦发达，没有错；指摘中国民族生存本能衰弱，而同时其理智不发达，亦没有错。错就错在他的二分法，又把本能理智二者看成有冲突的。雷先生原说一为主人，一为工具；主人与工具又岂有冲突者？显然不对。再从中英两实 例上亦经证明其不对。照我的说法，本能理智动静虽殊，同属身体一面，而理智居于其顶点，……见第十三章。英国人所表见，明明是我说“从身体出发”这成功者。中国人的受病，则在雷先生所不及知之理性之早启。为了便于说明，我再引另一位先生一段话：
中国人遇到一件事情，只考虑应该不应该，不考虑愿意不愿意。……这是几个朋友闲聊天说的话。他们以前谈什么，我忽略了。只是这两句深深被我听进。因为它正搔着我所眩惑的问题的核心。中国人作事情没有精神，缺乏热诚，就是因为只考虑到该作不该作，而不问其愿作不愿作。所以社会那么多伪君子，而没有真小人。（中略）圣人简直不教你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既不存在，我不晓得我还会不会感觉到其了事物的存在。 （中略）我劝人要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己作出发点。……我存在，主要地还是为我自己存在。我不是为做父亲生儿子而存在。关于这一点，欧美人是比东方人高明，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那么多该不该的道德律。（中略）把人看着必须吃饭的动物，其实就够了（1 ）（见1946年出版之《导报》第12期，《忠恕与民主》一文，原作者似为戈衍棣。）。
这段话正代表中国人理性早启走出去太远，现在要求返回到身体到本能之一种呼声。数千年来中国人的身体和本能从某点上看，无疑是衰败了。“伦理本位”与“自我中心” ，从“理性出发”与“从身体出发”，不相协调在这里显得何等分明！使得中国人本能 孱弱者是理性，尤其貌似理性的那些习惯。
理性、本能其好恶取舍尽有不同，而同属人情。中国人所谓应该不应该，原非从外（宗 教上帝）加于人者。正唯其离本能颇近，乃排斥了本能。从外加的，终会遭到反抗，其 结果或强化了本能而非削弱之。请看中古以后之西洋人，岂非如此？然又不可误会理性 本能相冲突。人类生命因理智而得从生物本能中解放出来，一面其好恶之情乃不必随附于本能。……这就是理性。一面其本能乃不足当工具之任，而必从后天补充。……这就是种种习惯在人类生活中一切莫非本能习惯之混合，纯本能殆不可见。严格说，只有理性是主人，理智、本能、习惯皆工具。但理性不论在个体生命或在社会生命，皆有待渐次开发。方其未开或开发不足之时，人的生活固依于本能习惯以行，乃至理性既启，亦还是随着本能习惯之时为多。除根本无好恶可言之理智，只会作工具，永不能作主人外，本能习惯盖常常篡居理性之主位。所谓理位、本能不冲突者，当理性为主，本能为工具之时，理性的表现皆通过本能而表现，固无冲突。当本能篡居主位时，理性不在，亦何有冲突？然理性虽其著见于好恶似与本能同，其内则清明自觉，外则从容安和，大有 理智在，却与本能不同。本能不离身体，理性却远于身体，恒若超躯壳，甚至反躯壳。 中国人理性早启，久而久之，其本能当然不堪与英国人从身体出发者相较。从头脑言之 ，则习尚于讲理，而以应该代本心情愿。从动作言之，自古雍容文雅之风尚既成，则多 有貌似理性之动作习惯代替了本能反应。其本能与身体相偕以俱弱者，昭然在此。同时 其理智不过随其理性（或貌似理性之习惯）而生作用，既非同英国人循身体作用进达其顶 点那样，且反而随身体作用同受抑阻，当然就无从发达。
譬如西洋人以握手、接吻、拥抱为礼，还有群众拍掌欢呼，把所欢迎之人高举起来等等表情。中国人乍见直骇然退缩，感觉受不了。此即西洋之礼主于亲爱，其情发乎身体，更要藉身体来表示。而中国之礼则主于敬让，其情发乎理性，虽其表示亦不能有藉于身体，而温文尔雅，含蓄有致，却实在离身体很远。其间如握手拍掌，今日中国人虽亦能模仿一二，可见人情本不相远，而卒于拥抱接吻感觉受不了，是即其数千年来身体本能积渐萎弱之明征。……在数千年前，对此固所不取，尚不致怯缩，有受不了之感。
然在身体本能积渐萎弱之后，中国人的理性亦就不行了。因为生命浑整不可分，未有其身体本能既萎弱而理性犹健生者。今日的中国人，从某些地方看其理性尚不如西洋人，即为此。前列民族性第八点，所云对人（如凌迟处死等酷刑）对牲畜之残忍，最为西人讥弹者，是其例。
大抵民族性所由成，有两面，以上所论为其可能遗传递衍之一面；还有一面则是后天习惯，主要因社会环境之剌激反应而形成。凡前所列中国民族性十点，一一皆可本此两面以了解之。……
例如第四点“和平文弱”，其间即有出于遗传与成于后天之两面。成于后天者，主要在 “集团与斗争相联，散漫与和平相联”，第十章特有分析，可不赘。然而对于他族之从身体出发者而说，此理性早启之中国人根本上就是和平的，又不待其社会形势散漫始然。由理性早启驯至身体本能弱下来，是其所以文弱之本，而社会有许多貌似理性的习惯，尚文不尚武，自又为其后天成因。第五点“知足自得”，一面是由理性早启，生命得其和谐，又有一面是由此社会特殊构造之所锻炼，看第十章讲“个人安于所遇”一段可 以明白。第二点“勤俭”当然是此职业分途的社会，政治上经济上各机会均难保持不坠 ，而人人各有前途可求之自然结果（见第十章），主要是得之于后天。但中国人精神上实 用主义实利主义之倾向，却好像是天生的理智冷静不足（见第十三章）。第三点“爱讲礼 貌”，当然是此伦理本位的社会彼此尊重对方，相尚以敬让之所演成。但其落于虚情客 套，便属前所云貌似理性的动作习惯，特别在后世身体本能既弱，理性随以不足时为最 多。
第六点“守旧”，其少有冒险进取精神，一动不如一静，自是身体本能萎弱之征，但其所以必要守旧者，却多决定于后天。一则为秦汉后之中国，势必循环于一治一乱，在社会构造上不能推陈出新。社会构造是文化的骨干，骨干不变动，其他附丽于骨干者因亦无多大出入。即在此二千年因袭局面下，其守旧习惯遂以养成。再则为古人智慧太高（ 理性早启），文化上多所成就（文化早熟），以致一切今人所有，无非古人之遗，一切后 人所作，不外前人之余。后来人愈钻研愈感觉古人伟大精深，怪不得他好古薄今。三则为其学术走艺术之路，而不走科学之路。艺术尚天才，靠个人本领，不像科学那样客观凭准，从浅外一层一层建筑起，总是后来者居上，而况中国人的禀赋既积渐而弱，后世难得古人那样天才，其俗自必以古为宗，异乎西洋科学之趋新，又是当然的。
第七点“马虎笼统，不求精确，不讲数字”，往者李景汉先生在河北乡村作社会调查，感触最深。而日本人内山完造则于此特有了解，他指出：中国人非有得多，不能说有；大部没有，即可说无；而非有一个便说有，一个都没有，乃说无。后者为模型的思考法，前者为实物的思考法。后者彻底，前者不求彻底，后者为理论的，文章的，前者为实际生活的。因此他称中国文化为生活文化，与文章文化相对待（1）（内山完造著《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开明书店出版。）。其所见已接近于前引张东荪先生西洋有科学中国 无科学由彼此心思（mentality）根本不同之说。盖知识之道在分别明确，由身体对外静 观而来。中国人则以理性早启，理性与本能接连牵混，其生命与大自然偏于融合相通，对外求知识之倾向乃大为减退（具见第十三章）。至于其间后天之熏习渐染，自亦是有的。
第八点之“残忍”已说于前。其坚忍（自己能忍耐至甚高之程度）则显然为向里用力之人生（见第十章）训练出来的。且不妨说坚忍亦足引致残忍。第九点“韧性及弹性”，似可说即其生命上坚忍力养成之实际表现。这有许多事实曾引起西洋医生、军官、教士之惊奇，散见中外各书（1）（见潘光旦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商务出版。），此不 叙。唯地理学家沙学浚先生有《中华民族的气候适应力》一文（2）（1948年6月30日重庆 《大公报》星期论文。原文罗列证据，此只举其大意。），具有学术价值，略略引叙于 此。据说各地方的气候（寒暖湿燥），从其纬度的高低，距海的远近，和地形高低等等因素以形成，全世界共可分为十一个区。所有各区都可找到中国人的聚落，证明中国人的气候适应力最强，更无他族可与相比。气候适应力之含义，主要有两点。（一）在如此气候下依旧可以劳心劳力工作；（二）长久住下去，有固定聚落，传后代，长子孙，譬如白种人在热代便难适应，而日本人则较怕冷，中国人竟自冷热都可以行。俄国人虽有耐寒之称，中国人耐起寒来，比他还强。我们要问：中国人何以这样特别？论身体，中国人 并不比他们更健壮，相反地，中国人的身体本能毋宁是较差。况且体育运动，卫生营养，又不讲究。从先天禀赋到后天方法，均非优胜。如果你只把生命看做身体之事，当然就索解不得。但你如其知道身体不过一生活工具，生命初不局限于此，而源泉深远，那么，你于中国人的长处将亦不难有认识。中国人的长处无他，只在其能从生命更深源泉处取给活力，便不像西洋人那样浅而易竭。人类自身体本能中大得解放后，其生命主要已不在身而在心。心是什么？前曾说“生命充实那松开的空隙，而自显其用，是为心”（ 见第七章）。不过心不一直对外，还是要通过官体其用始显。中国人气候适应力之强， 不强于身而强于心，犹惜其身不够健全，否则将表现更好。西洋人之所以不逮，非缘其外面工具（身体及方法）不够，而是其里面容积不够，以致没有回旋余地。虽韧性及弹性包含甚广，此第就其一端而言其理。然大体说，其他一切亦无不根本在此。盖西洋人多向外作理会而发达了工具。中国人多向里作理会而涵养了生命。论工具，中国不如西洋，论生命，西洋又不如中国。此其大较也。
第十点“圆熟老到”，为我民族性总括的特征，含义甚丰，难于分说说明。然读者却亦不难看出其与本书所论中国文化是成熟非幼稚，是精深非粗浅者之相合。同时亦就知道一切固执社会发展史，抱持文化阶梯观，认定中国落后于英美苏联一二阶段者，显然不对。但我们亦初不否认英美苏联在某些地方为先进。即由此先进后进之参差互见，吾人是有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早熟之论断。所谓“不露圭角而具有最大之适应性及潜力”，则又其所成熟在内不在外，在生命本身不在生活工具之证明。反观今日西洋人正有自己不能适应其文明进步之苦，都市中精神病患者日益加多，则其所成就在外不在内，在生活工具不在生命本身，又彰彰也。
末后要论到第一点“自私自利”。潘光旦先生曾以为这是遗传的。他欣赏人文地理学者亨丁顿（Ellis Huntington）以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来说明中国民族性（1）（见潘著《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商务版。）。说是中国数千年不断水旱灾荒，唯自私心强者易得存 活殖种，不然则灭亡，遂淘汰而得此结果。我们实在不敢深信。很显然地是潘先生本其优生学研究，只向遗传上着眼，根本没有明白中国社会构造之特殊，及其如何陶铸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习惯。Z 本书于中西两方社会生活之不同，再三致意，其间中西第一对照图（见第五章），第二对照图（见第九章），读者最不可忘记。如图所示：从一个人到他可能有之最大社会关系，约划为四级，在西洋人生活中意识中最占地位者，为个人及团体两级，而在中国人却为家庭及天下两级。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必胸中了然于此不同，而后于此一问题的曲折，乃可望辨察明白。……
（一）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见第四章），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做自私自利多半为此。西洋人之有公德亦不是天生的。既锻炼于血的斗争，又培养于日常生活，其开端盖在宗教组织，而从中古都市自主以还乃大为成功（见第三 章）。
（二）公德所由养成，端在公私利害之一致，为公即所以为私，为私亦势须为公。譬如在国际经济竞争下，一个国民总要用他的国货，这固然可以说他爱国，但他却亦正是要巩固他的生计。又如在政党选举竞争下，一个党员为他的党而奔走，这固然可以说他忠党，但他却亦正是在争取他的前途。往时教徒于其教会，手工业者于其行会，近代产业工人于其阶级组织……其例甚多不必番数。总之，公与私相合而不相离，积久而行乎自然。反之，如其公私恒若两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