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就是吻郝奇特尔的嘴），从此就再也没有人来骚扰她了。绝对没有人。好像那些杂种在他们那混账领袖那儿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不喜欢亲眼目睹的这一幕。不过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贝拉诺的调戏之举，持续时间仅限于那次没完没了的巴士之旅，换言之行为还算纯洁，所以他可能真的不知道后排不远处坐的那个豁牙家伙就是他想上的这个女孩的伙伴，可是郝奇特尔是知道的啊，她认可那个智利人献媚的样子跟容忍卢西欧斯？思肯或者潘乔？罗德里格斯这伙人的献媚完全不同。我是说你看得出跟他们是在自娱自乐和寻开心，而且大笑不已，可是跟贝拉诺在一起时，她的脸蛋，那天晚上我能看得见的她的脸蛋的角度，透露出完全不同的感情。那天晚上，在宾馆，我觉得郝奇特尔好像显得心事重重，比平常更加冷淡。可我什么也没说。我自以为心里明白为什么。于是我开始聊起别的事儿来了：基本上是我们的孩子，她和我要写的诗以及未来的生活。我也不提阿图罗？贝拉诺或者对我们来说真正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我去找工作或者我们俩挣足了钱，找个地方养活自己和孩子。这些都没有沾到，我谈的主要还是诗歌，跟我每天晚上聊的没什么两样，谈的仍然是创作活动和本能现实主义，这场与我内心的本质和对现实的感觉完全吻合的文*动。 。。
第二部荒野侦探（20）
那个有点灾难性的夜晚过后，我们几乎天天去见他们。他们上哪儿我们就去哪儿。我想，几乎刚过一个星期，他们就邀我们参加这个团体的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不错过任何一次聚会。贝拉诺和郝奇特尔的关系也在彬彬有礼的礼节中逐渐转冷，不是失去了某种神秘性（然而这是一种不会在我妻子稳步变大的肚子上投上阴影的神秘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发展。事实上，阿图罗就没有真正在意过郝奇特尔。那天晚上在载着我们沿墨西哥城空落、凄凉的大街行走的巴士上究竟发生什么了呢？我不知道。或许一个还看不出怀了孕的女孩跟一个梦游者陷入了几个钟头的情网。看来只能是这样了。
后来的故事非常平淡。有时乌里塞斯和贝拉诺在墨西哥城消失些时日。有些人不喜欢这样。有些人不关心。我认为这是桩好事。有时乌里塞斯会借点钱给我。他们有成堆的钱，多得不是一般，而我总是缺钱花。我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搞来这么多钱，我也不关心。贝拉诺从不借钱给我。他们去索诺拉时我有个感觉，预感这个团伙快要分崩离析了。这有点像一个玩笑不再逗人乐了。我好像觉得这也不是件挺恐怖的事儿。我儿子就要出生，我最终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晚上，拉斐尔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回来了，但马上又要走了。很好，我说，钱是他们的，就让他们随心所欲花好了。这回他们打算去欧洲，拉斐尔说。很好，我说，大家都该去。可这场运动怎么办呢？拉斐尔说。什么运动？我问，望着沉睡的郝奇特尔。房间里很黑，宾馆的标志透过窗户在闪烁，像黑帮电影里的情景。就是在这样的阴影下，我儿子的祖父在干着腌臜的勾当。你说“什么运动”是什么意思啊？本能现实主义啊，拉斐尔说。那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说。我要问的就是这个啊，拉斐尔说，本能现实主义怎么办呢？我们就要出版的杂志怎么办呢，我们所有的设想怎么办呢？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可怜，要是郝奇特尔没睡的话我会放声大笑。我们自己出杂志，我说，有没有他们，我们都可以开展活动。有一阵子，拉斐尔什么也不说了。我们可不能脱轨，他咕哝着。又沉默了会儿。在思索呢，我猜。我也没说什么。但我没有思索。我很清楚自己的立场和应该干吗。就像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从那时起计划要干什么，我也知道拉斐尔最终也会找到自己的道路。压根就没什么可忧虑的，我告诉他，这时我站在黑暗中耳朵扣着电话，已经很累了。我不忧虑，拉斐尔说。我想我们也应该出去。我不想离开墨西哥，我说。
玛丽亚？芬特，科里马大街，康德萨小区，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们得把父亲送进精神病院（母亲纠正我说是心理诊所，然而有些词你是粉饰不了的：精神病院就是精神病院），那是乌里塞斯和阿图罗从索诺拉回来不久前。我不知道告诉过你了没有，他们扔了我父亲的车。妈妈说，正是这一行为，她称之为卑鄙甚至犯罪的行为，触发了父亲的崩溃。我不同意这种说法。说得保守点，父亲与他的财产、他的房子、他的车子、他的艺术书、他的银行存折之间的关系从来都非常淡漠和模棱两可。父亲似乎总想让自己释下重负，无论心甘情愿还是勉为其难，总想摆脱掉各种事物，可是由于运气太不济（或者太迟钝），他渴望的赤条条的境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你也许能想像得出，就是这一点最终逼他走上疯狂之路。跟那辆小车没有关系。乌里塞斯和阿图罗回来后，我又看见他们了，那是在基多咖啡店，而且纯属偶然——尽管我似乎处于一个讨厌的情况下，一副刻意在等他们的样子——我说过了，我又见到他们时几乎认不出他们了。他们跟一个我不认识的家伙在一起，这人全身上下都穿着白衣服，柴棍似的脑袋上扣一顶草帽，刚开始我还以为他们看见我了只是假装没看见。他们坐在靠墙的一个角落里，从那里能够望到布卡雷利大街，挨着那面镜子和写着“烤山羊”的招牌，但他们什么也没吃。他们面前摆着两大杯咖啡，时不时无力地嘬一口，看上去好像生病了或者精疲力竭，不过白衣男子在吃着东西，但不是吃烤山羊（我每重复一次烤山羊这几个字就觉得恶心）而是香辣鸡肉玉米饼，基多咖啡店最著名的便宜菜，他面前还放着一瓶啤酒。我想他们装作没有看见我，他们不可能看不见我，他们变了许多，可我一点儿都没变。他们不愿跟我说话。这时我开始想起父亲的英帕拉车来，想起母亲说过的话，说他们偷走父亲那辆车简直无耻至极，实在不可思议，还说最好去报案把车要回来，我又想到了父亲，每当什么人说起那辆车的事儿来，他就断断续续地语焉不详。看在上帝的分上，基姆，母亲会说，别吚吚呀呀的了，我已经厌倦了来回坐巴士或者出租车了，因为到头来在路上花的费用可大了。妈妈这样说的时候，可怜的父亲就笑着说小心点，否则最后落得个腿瘸了。母亲听不出其中的幽默，可我听得出。我这样说出来可能一点都不好玩，而父亲脱口而出，而且说得比平时更加自信，或者至少语气上显得更加自信，其实是很聪明和机智的。无论如何，我母亲就想报案说英帕拉失窃了，这样我们就能要回那辆车，我的意思是别报警了，因为它会自动回来的（挺有意思的，是吧？）我们只需等待，给阿图罗和乌里塞斯充足的时间让他们回来，把车还了就可以。现在他们就在这儿，在跟那个白衣男子交谈，回到墨西哥城了，他们没有看见我或者故意躲避，所以我有的是时间观察他们，考虑怎么去跟他们打招呼，说父亲在一家精神病院，说他们应该把车还了，尽管时间过去很久了，我却不知道自己在那里坐了多长时间，我桌子附近的人都走空了然后又填满了，那个白衣男子始终不摘掉帽子，那盘香辣鸡肉玉米饼好像永远都吃不完，各种事儿开始在我脑子里纠缠起来，我想说出来的那些词语好像植物，忽然间开始蔫了，凋谢了，死了。看来琢磨父亲关在精神病院里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像要自杀般压抑沮丧，也不愿想像母亲挥舞着威胁或者让警察拘留的横幅，像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的拉拉队员一般（她上大学时还真干过这个，可怜的妈妈），因为，忽然间我也蔫了，开始分崩离析，开始觉得（或者毋宁说像个手鼓般不断对自己重复着什么）一切都没有意义，觉得我可以在基多咖啡店的那张桌边一直坐到世界末日的到来（我还上高中时一个老师宣称非常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会怎么办：那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因为那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也许这只是个玩笑，我不知道，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当整个文明世界消失后，墨西哥还将继续存在，当这个星球蒸发掉或者分崩离析时，墨西哥也会依然如故），或者一直坐到乌里塞斯、阿图罗和那个穿白衣服的陌生人站起来走了。可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况都没有发生。阿图罗看见我了，他站起来走到我桌边，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他问我想不想过去跟他们坐在一起，或者要不在这儿等着他们。我说还是等着吧。好，他说，然后又回到那个穿白衣服的人的桌边。我尽量不去看他们，我坚持了一会儿，但最终还是望过去。乌里塞斯垂着脑袋，头发盖住半张脸，好像马上就要睡着了。阿图罗盯着那个陌生人，每隔一会儿就看我一眼，两眼同时并用，一眼看着白衣男子，一眼又看着我这桌，两只眼睛都显得心不在焉或者冷漠，好像他早就离开了基多酒吧，只是魂还留在这里，在焦躁不安地游动着。后来（多久以后呢？）他们起身过来走到我这儿。那个白衣人走了。咖啡店里空空荡荡。我没有打听父亲的那辆车。阿图罗告诉我，他们马上就要走了。回索诺拉吗？我问。阿图罗笑了。他的笑声就像在喷唾沫。好像在朝自己的裤子上喷。不，他说，更远。这周，乌里塞斯打算去巴黎。真好，我说，他可以见到米歇尔？布尔特奥了。可以看到那条全世界著名的河了，乌里塞斯说。很好，我说。是啊，不赖，乌里塞斯说。你呢？我问阿图罗。我打算过些时候走，去西班牙。你们还打算回来吗？我问。他们耸了下肩膀。谁知道呢，玛丽亚，他们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显得如此漂亮。我知道这样说听着很傻，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么漂亮过，这么诱人过。显然他们不是刻意如此。事实上，他们很脏，谁知道他们是多久前洗的澡，多久前睡的觉，他们的眼睛下面都有了黑眼圈，需要刮刮胡子了（乌里塞斯不用，因为他永远不需要刮），但我还是想把他们两个都吻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同时跟他俩上床，操他们，直到大家都奄奄一息，然后看着他们睡觉，然后起来再操。我想：如果我们找个宾馆，如果我们走进一间黑屋子，如果我们拥有这世上所有的时间，如果我把他们*了，他们也把我*了，一切都将好起来，包括我父亲的疯癫，那辆失去的车，我的忧伤和劲头，那时这些东西几乎要让我窒息了。可我一言不语。
第二部荒野侦探（21）
4
奥克西里奥？莱科图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系，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2月。
我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认识所有的诗人，所有的诗人都认识我。我认识阿图罗？贝拉诺的时候他才十六岁，还是个不会喝酒的羞怯男孩。我是乌拉圭蒙得维的亚人，可是有一天我却来到了墨西哥，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为了谁，怎么来，什么时候来的。1967年，也许是1965年或者1962年，我到了墨西哥城联邦区。我记不清具体日期或者行程了，只知道我到了墨西哥，然后就再没有离开过。我到墨西哥时，莱昂？费里佩（完全是个巨人，完全是一个性情中人）还活着，他是1968年死的。我到墨西哥时，佩德罗？加菲亚斯（多么了不起的人物，那么忧郁）还活着，1967年佩德罗先生去世，这意味着我肯定是1967年以前到墨西哥的。所以，不妨说我是1965年到墨西哥的。我想应该是1965年到的，但我也有可能弄错了，我每天都去见那些博学多才的西班牙人。我跟他们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以一个女诗人、英语陪同和永不疲倦地照料兄长的小妹妹的身份作着激情奉献。他们带着那种古怪的西班牙语口音跟我说话，这种口音老是绕着Z和C打转，把S撇下，让它显得更加孤苦伶仃和*不羁：奥克西里奥，别在屋里瞎忙了，奥克西里奥，别管那些稿纸了，女人。尘土与文学从来都是携手而逝的。我告诉他们：佩德罗先生，莱昂（有意思吧！我称呼年纪更大些的、身体更虚弱的那位“你”，而那个年轻些的有点让我畏怯，我不敢漏掉“您”这个字！）这个我来干好了，你做自己的事，只顾写好了，放松，就当我是个隐形女人。他们会大笑。或许只是莱昂？费里佩在笑，不过说实话，你永远搞不清他是在大笑还是清嗓子或者诅咒呢，佩德罗先生不会笑（佩德里托？加菲亚斯，这是一个多么忧伤的人啊）他不会笑，只是用日落时分的湖水般的眼睛望着我，那种藏在山间、无人光临的湖水，那种忧伤平静的湖水，静谧得仿佛超凡脱俗，他喜欢说别麻烦你了，奥克西里奥，或者谢谢你，奥克西里奥。顶多如此。多么可爱的一个人啊。所以，我说了，我经常去看他们，真心诚意，从不爽约，从不带着自己的诗去打扰他们或者有所企求，不过我也有其他事情做。我工作。我尝试着工作。因为在墨西哥城生活很容易，如人人都知道或者以为自己知道或者想像的那样，可是只有当你有钱或者奖学金或者工作时生活才会容易，而我一无所有。通往最明净的地区的旅程耗掉我的许多东西，包括从事什么古老工作的精力。所以我只好还在大学里兜圈子，特别是文学系，干些或许可以称之为自愿服务的工作：某一天我可能帮加西亚？里斯卡诺教授录入手稿，另一天我又可能在法文系翻译些法语文章，再过一天我又像个纠缠者般粘在一伙拍戏的人中。我会花八个小时观看彩排，绝不夸张，弄三明治吃，在镜头前试试手。有时我会拿到一份有偿的活儿干干：某个教授可能会从自己的薪水中拿出钱付给我，让我担任比如助手什么的工作，有时文学系的头儿们会亲自安排或者让系里的教师雇我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干些散活儿，大多是子虚乌有的东西，有时秘书们（多么好的女孩子啊）会让她们的老板给我些小活儿，这样我就可以挣几个比索。这是白天的工作。到了晚上，我就跟朋友们过起*不羁的文化人生活，这种生活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