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上我有的是时间想而又想。可当时我却无法回想阿图罗？贝拉诺，因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我心里对自己说：奥克西里奥，坚持住，你要是出去了，他们会把你投进监狱（或许驱逐你回蒙得维的亚，因为你天生永远收拾不好自己的证件，你这个傻瓜）他们会唾你，会揍你。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坚持下去。抵抗饥饿和孤独。我先是坐在马桶上睡了几个小时，就是这一切开始时我正坐在上面的那个马桶，虽然人已极度虚弱，我还是相信它会给我带来好运，可是睡在马桶上太不舒服了，最后我索性蜷缩在地板砖上睡。我一个劲地做梦。不是噩梦。而是音乐般的梦，透明的质疑之梦，还梦见光亮安全的飞机在寒冷、明媚、湛蓝的天空上横穿拉美大陆。我醒来时人已经冻僵，而且饥肠辘辘。我向窗外望出去，卫生间的那扇小窗户外面，在拼图般的校园残片中，我看到了新一天的清晨。那天早晨我在哭泣和感谢天国的上帝声中度过，在这样的天国，谁也不会断水。千万别生病，奥克西里奥，我对自己说，喝你能弄到的所有的水，但千万别生病。我脊背靠着墙滑到地板上，我又打开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书。我闭上眼睛。我大概睡着了。后来我听到了脚步声，我又藏进格子间（那个格子间就像我永远不曾拥有过的小卧室，那个格子间就是我的战壕和我的杜伊诺宫，我在墨西哥的主显节）。接着我又开始读佩德罗？加菲亚斯的诗。然后我又睡着了。我又从小窗向外眺望，我看见了高高在上的乌云，我想起了奥特尔博士［1］奥特尔博士（，1875—1964），本名Gerald Murillo。墨西哥画家，画作主要表现他个人对墨西哥火山的着迷。［1］的画和《最明净的地区》［2］La region más transparente，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小说代表作。［2］。接着我又开始想些开心的事。有多少诗我烂熟于胸呢？我开始背诵起来。轻吟着我记得的那些诗，我真想把它们写下来，但我却只有一支钢笔没有纸。后来我又想：你这个傻瓜，在这儿你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纸啊。于是我拿了点卫生纸开始写起来。后来我又睡着了，做起梦来，噢，太荒诞不经了，梦见了胡安娜？德？伊瓦沃罗［3］胡安娜？德？伊瓦沃罗（Juana de Ibarbourou，1892—1979），乌拉圭诗人。［3］，梦见她的那本1930年出版的诗集《风之玫瑰》，梦见她的处女作《钻石的语言》，多么漂亮、多么美丽的书名啊，仿佛一本先锋派诗集的书名，一本去年刚出版的法国书，事实上那是1919年出版的作品，换句话说那年她才二十七岁。那时她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女人，整个世界就在她脚边，所有的绅士们准备好了优雅地按照她的吩咐去做（那些绅士已经不复存在，但胡安娜还活着），所有的现代派诗人准备为诗歌而献身，所有那些顾盼的眼神，所有那些漂亮的言词，所有的爱。然后我又睡着了。然后我又醒来，一连几个小时，或许好几天，我为流逝的年华，为我在蒙得维的亚度过的童年，为那些至今还困惑着（甚至比过去还让我困惑）、我宁肯不想谈论的面孔而哭泣。我已经忘了自己在那里囚禁了多少天。我从窗户里看着鸟儿、树木，从看不见的地方伸出的树枝、灌木、草丛、乌云、墙壁，我看不见有人，也听不到任何声响，我不知道自己在里面待了多久。后来我开始吃卫生纸（部分原因可能是想起了夏洛特），不过，只是一小片，我没有那个胃口吃得更多。后来我发现自己完全没有了食欲。后来我捡起写过东西的卫生纸，把它们扔进马桶，然后拉了下链子。冲水的声音吓了我一跳，我想我犯糊涂了。我想：尽管我很聪明，并且付出了很多牺牲，我还是犯糊涂了。我想：毁掉自己写的东西是多么诗意的举动啊。我想：我要是吞了它们就好了，因为我现在糊涂了。我想：写作是徒劳的，毁灭是徒劳的。我想：因为我写作，我才挺住了。我想：因为我毁了自己写的，他们会找到我，抽打我，*我，杀了我。我想：这两个行为是互有关联的，写作和毁灭，躲藏和被发现。后来我坐在马桶上闭上眼睛。后来我又睡着了。后来又苏醒了。我的身体禁锢成一团钢筋。我绕着卫生间慢慢地活动，照了照镜子，梳了梳头发，洗了把脸。噢，我的脸太难看了。现在的样子会让你联想到什么。后来我听到了人声。我想，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了。那感觉就像鲁宾逊在沙地上发现了脚印。不过我的脚印是人声和门砰的关闭声，好像大理石墙忽然像雪崩般倒塌在大厅里。接着弗姆沃纳教授的秘书鲁佩打开门，我们俩站在那儿面面相觑，俩人都大张着嘴说不出话来。我想，这一震惊让我晕过去了。我再次睁开眼睛时人已在里乌斯教授的办公室（里乌斯是一个非常勇敢、英俊的男人！）周围是朋友们和熟悉的面孔，是大学里的人而不是士兵，更奇妙的是我开始哭起来，根本无法连贯地描述究竟发生了什么，虽然里乌斯不断地鼓励着我，他对我的经历似乎一下子很感动又很震惊。这就是我的经历，年轻的朋友们。这个传奇乘着墨西哥城和1968年的风撒播开来，中间又穿插进死者和生还者的事迹，现在人人都知道了有个女人在那个美丽悲惨之年，在自由惨遭涂炭之际还待在大学里。我已经有很多很多次听别人讲这个故事，在他们的讲述版本中，这个女人关在卫生间里十五天没有吃东西，是个学医的学生或是托雷？德？雷克托里亚的一个秘书，不是没有证件没有工作，甚至没有地方搁一下脑袋的乌拉圭人。有些版本中的主人公甚至不是女人而是个男人，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学生或者一个患肠胃病的教授。我聆听这些故事，这些有关我的故事的不同版本时，总是一言不发（特别是没有喝醉的时候）。如果喝醉了，我就尽量低调处之。根本没有这回事，我说，这是大学里的传说，是城市传奇，这时他们就盯住我说：奥克西里奥，你是墨西哥诗歌之母。我说（如果喝醉了就会吼叫）：不，我谁的母亲都不是，不过我认识他们所有的人，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那些出生在这里和外省来的年轻人，还有那些乘着风潮从拉美其他地方刮到这里的人，我爱他们所有的人。 。。
第二部荒野侦探（22）
5
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大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接着我对他们说：好吧，小伙子们，如果这瓶梅斯卡尔酒喝光了我们该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下楼再去买一瓶，萨尔瓦铁拉先生，阿马德奥，别担心。因为心里踏实了，或者至少受到了鼓舞，我美美地喝了一口，把杯子一倾而空。过去他们酿的梅斯卡尔酒醇美之至，在我们国家也算得上最好的了，没错，先生，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藏书前，落满灰尘的藏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擦过书架了！——不是我不再爱护那些书，肯定不是，而是因为生活把我们弄得如此脆弱，同时还不断地麻痹我们（几乎让我们难以察觉，先生们），有些人，尽管我没有碰到这种事，甚至被搞得恍恍惚惚，有的最后落得个只剩个从中分裂的左半边大脑，这是描述记忆问题的一种说法，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两个小伙子也从座位上站起来，我能感觉得出他们在我脖颈背后呼吸的气息，当然这只是形容而已，我没有转过身，问吉尔曼或者阿克莱斯、曼努埃尔说我提到过干什么工作了没有，我靠什么生活。他们说没有，阿马德奥，谁也没有对我们说过任何这方面的事儿。接着我很排场地说，我写作，我想我一定笑了，或者咳嗽长达好几秒，我靠写作为生，小伙子们，我说，我和帕斯是这个可恶的国家仅有的两个靠写作谋生的人。他们呢，当然，依然令人激动地沉默不语，如果你允许我这样说的话。就像人们说吉尔韦托？欧文那样沉默着。接着，我依然背对他们，盯着我的藏书的书脊说：我就在附近上班，在圣托？多明戈广场里，我主要写诉状、祷词和书信，我又笑了，笑声的力量激起书里的尘土，这时书名、作者以及我放着昔日没有发表的文稿的夹子能看得更清楚了。他们也笑了，一阵短促的大笑从我的脖颈背后扫过去，这两个小伙子挺克制，直到我终于设法找到了要寻找的那个夹子。给你们，我说，我的生平，顺便说一下也是塞萨雷亚平生留下的一切都在这儿了。有意思的事情出现了，先生们：他们并没有贪婪地扑向文件夹，然后迅速翻阅这些资料，而是站在那里问我写不写情书。我什么样的书信都写，孩子们，我告诉他们，然后把夹子放在地板上，又在杯子里斟满苏西达斯牌酒，母亲给孩子的信，孩子给父亲的信，女人给狱中丈夫的信，当然还有情人的信，情书写来最妙，一来天真烂漫，二来又那么情欲缠绵，简直就像杂货店老板的货架，各种东西无所不包，有时捉刀人还会添加些自己的创意。多美妙的工作啊，两个小伙子说。在圣托？多明戈的拱门下度过三十年后，一切都今非昔比了，我说着打开夹子，开始浏览那些资料，寻找我拥有的惟一的一份《卡沃尔卡》，那份塞萨雷亚怀着极其隐秘和兴奋的心情编辑的杂志。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77年1月。
有些书你无聊的时候可以看。这样的书多不胜数。有些书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可以看。在我看来，这种书最好。有些书你忧伤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开心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渴求知识的时候可以看。有些书你绝望的时候可以看。乌里塞斯？利马和贝拉诺他们想写的就是这种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不妨以一个普通读者为例，这个人头脑冷静、成熟、受过教育，过着多少还算健康的生活。经常买书和文学杂志。你可以拿他为范例。这种人会读你平心静气的时候写的东西，但读其他任何种类的书时都会带着一副批评挑剔的眼光，公正冷静，不会有荒唐或者令人惋惜的共犯之嫌。我是这么认为的。我希望自己没有冒犯到任何人。我们再来说说绝望型读者，这种人大概是为绝望文学而生的观众。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首先：这样的读者往往是青少年或者还不成熟的成年人，缺乏安全感，神经质。属于那种操蛋白痴（请原谅我这样说），读了《少年维特的烦恼》后就想自杀。其次：这种读者有局限性。为什么说有局限呢？很简单：因为他只读绝望型作品或者给绝望者写的书，这是一回事，这种人或者变态分子是不可能通读比如《追忆逝水年华》或者《魔山》（以我的愚见，这是镇定、冷静、纯粹文学的典范之作）这种作品的，也不会去读诸如《悲惨世界》或者《战争与和平》这样的作品的。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吗？好的。于是，我劝告他们，说服他们，警告他们，提醒他们面临的危险。我这样形同跟墙说话。还有甚者：绝望悲观的读者就像加利福尼亚的金矿。他们迟早会耗光的！为什么？太显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在绝望中过一辈子。最后，身体会背叛的，这种痛苦会变得忍无可忍，最后，透明物体就会从巨大的冷泉中涌出。绝望型读者（特别是绝望型诗歌读者，这种人令人无法忍受，相信我说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离书而去。他最终必然会成为一个平庸的绝望者。他也许会恢复正常！然后，作为恢复再生过程的一部分，他开始逐渐回归——感觉就像裹在襁褓里，就像在溶化了的镇静剂的疾雨之下——回归到我所谓的为冷静、平和的读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上来，坚定地把头脑扛在自己肩上。这就是所谓（被我称为，如果没有别人这样说的话）从青春期到成人的过渡。我不是说一个人如果成了头脑冷静的读者就不再阅读为绝望者写的书了。他肯定还会读的！尤其是如果这种东西写得不错、文雅，或者朋友推荐给他的话。但是，最终，这种东西会让他厌倦的！归根结底，那种悔恨文学、充满了利器和遭到凌迟的救世主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就像平心静气的作品，精心构思的作品，技术完美的作品不会刺伤他的心脏一样。我总是对他们这样说。我总是告诫他们。我给他们看技术完美的作品。我警告他们注意那些危险。不要把自己的心血耗尽了！谦卑些！亲自去探索，亲自在陌生的土地上迷失！但是要有一根指南线，哪怕这线用面包屑或白色石子构成！然而我疯了，我被他们逼疯了，被我的女儿们，被劳拉？达米安逼疯了，所以他们不听我的。
第二部荒野侦探（23）
华金？巴塞乌斯？阿马拉尔，正行走在美国中西部一所大学校园里，1977年 2月。
不，不，不，当然不是。那个叫贝拉诺的男孩人非常好，特别懂礼貌，绝非满怀敌意。1975年我到墨西哥来发布——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翻译的庞德《诗章》，这本书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顺便说一下，那一版非常漂亮，由华金？默蒂斯出版），贝拉诺和朋友们来参加这个活动，随后，这点很重要，他们留下来跟我交谈，陪同我（如果你初来乍到某种意义上是个外国的城市，你对这种事儿会很感动的），我们来到一家酒吧，我忘了具体是哪家了，肯定是在城区，在贝拉斯美术馆附近，我们谈论庞德一直谈到很晚。换句话说，我在发布会上没有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看到墨西哥诗歌界著名人物的面孔（如果有人来的话，我也认不出来，我很抱歉这样说），我只看到那些孩子们，那些充满了渴望、理想主义的孩子们，你明白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很欣赏这点。
我们都聊了些什么？当然是聊这位大师了，聊了他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的时候，聊到那个叫费诺罗萨［1］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美国东方学家、美学家，深入研究东西方文明、语言和诗，庞德受到他的理论影响，曾在《诗章》中使用汉字。［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