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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外的是，他说也爱我，想跟我一起生活。他好像挺高兴。尽管很累——他搭便车差不多走遍整个省，最后终于找到了——却很高兴。那天下午，我记得，除了汉斯和莫妮可，每个人都出去游泳了，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河里，那个巡夜的待在岸上，全身裹得严严的，事实上是穿得太多了，好像无论天多热他都感觉挺冷的。这时发生了一件貌似无足轻重的事儿，但我却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手：命运或上帝之手。我们在水里时，三个流动工人出现在桥上，站在那里长时间地看着我们，看着艾瑞卡和我。他们是两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和一个少年，也许是祖父、父亲、儿子关系，穿着破破烂烂的工作服，后来其中一个用西班牙语说了句什么，那个巡夜的回答了他们。我看到他们的脸朝下看着，巡夜的脸朝上看着（天空很蓝），先寒暄了几句后开始交谈起来。三个流动工人和那个巡夜人都很健谈。起先，好像是一问一答，接着像是闲聊起来，三个人坐在桥上，一个流浪汉站在桥下，进行着简单的对话，我们几个，史蒂夫、艾瑞卡、休和我像天鹅和鸭子一般洗着澡，游来游去，期间谈话继续进行着，我们这样理论上是避开这场西班牙语的谈话，但那只是目标的一部分，主要是艾瑞卡和我成了他们视觉享受和憧憬的源泉。可是那几个人很快就走了（不等我们从水里出来），他们说了声再见，当然这句西班牙语我能听得懂，巡夜人也向他们说了再见，此事到此为止。
那天晚上吃晚饭时，大家喝得酩酊大醉。我也喝醉了，但还没有醉到像别人那种地步。我记得休大声地喊着暴君、暴君，我记得艾瑞卡挨着我坐在长桌边，抓住我的下巴在我嘴上吻起来。
我敢肯定就要发生不祥的事情了。
我对巡夜人说我们该上床睡觉了，他没理我。他说个不停，糟糕的英语中混杂着法语，谈论着一个在胡西雍失踪的朋友。你正好可以找找朋友，休说，跟陌生人喝喝酒。你们不是陌生人，巡夜人说。后来他们全都唱起歌来，休、艾瑞卡、史蒂夫和那巡夜人，我想他们唱的是一首摇滚歌曲。过了会儿，那两个跟我们一块儿干活的西班牙人来了。我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叫来的。这回我一个劲儿地想：不祥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可我不知道会是什么事儿，也不知道该采取什么措施阻止它，除了拉着那个巡夜人去我的房间跟他*、说服他睡觉。
第二部荒野侦探（47）
这时汉斯从自己屋里走出来，晚饭后不久他和莫妮可老早就上床了，他让我们别这么闹了。我记得他这样出来警告了好几次。汉斯打开门，逐一盯着我们，说太晚了，这么闹他老睡不着，我们明天还要工作。我记得没有任何人理睬他哪怕一丁点儿。他出来时大家说好的，好的，汉斯，我们这就不闹了，可是等到门一关，立刻又喊叫大笑起来。然后汉斯又打开门，裸露的身上只穿着一条白色贴身*，金色长发乱糟糟的，他说聚会结束了，大家该马上各回各的房间。巡夜的站起来说：听着，汉斯，别那么白痴了，别这样。我记得休和史蒂夫大笑，或者笑汉斯脸上的神情，或者笑他的英语句子说得很别扭。汉斯站了片刻，满脸茫然，接着开始咆哮起来：你够放肆啊？说了这句后就向巡夜的冲来。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完全有条件详细地观察他，一个*巨人以几乎奔跑的速度穿过房间直接向我可怜的朋友冲来。
可是，随后发生的情景谁都没有料到。巡夜人坐在那里动都没有动，当那团肉横过屋子冲撞而来时，他仍然镇定自若，当汉斯距离他仅有几寸之遥时，一把刀出现在他的右手（在他柔软的右手里，那只手跟一个剪葡萄的工人的手完全不同），这把刀举起来放到汉斯的胡须下面，事实上几乎要挨着胡须的外围了，汉斯冷静了下来，他说，这是什么？这是开什么玩笑？他是用德语说的，艾瑞卡尖叫着，莫妮可和小乌多藏身的那扇门打开一道缝，莫妮可的脑袋匆匆一闪，她自己可能也赤身*。这时巡夜人朝前走去，朝汉斯冲过来的方向走去，那把刀，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就在数尺之远，滑进汉斯的胡须，汉斯开始后退，但在我看来他们好像穿过整个房间朝莫尼可藏身的那扇门退去，其实他们只走了三步，也许两步，然后停下，巡夜人把刀放低了，盯着汉斯的眼睛，转过身背对着他。
休后来说，那一瞬间汉斯应该能扭住他，将他制伏，可事实上他站住没动，甚至都没有注意到史蒂夫走到身边给了他一杯葡萄酒，他简直像吞空气般喝了酒。
这时巡夜人转过身开始辱骂他。他管汉斯叫纳粹，说你想对我干吗，纳粹？汉斯盯着巡夜人的嘴里喃喃自语，握起了拳头，我们都以为他会冲向巡夜人，这次没有什么会拦他，可是他忍住了，莫妮可说了句什么，他转过身应答了一声妻子，休走到巡夜人跟前把他拉到一把椅子里，可能又给他灌了很多酒。
我记得接下来所有的人都离开那幢房子到普拉内萨斯街上去赏月。我们仰望着天空：月亮藏在巨大的乌云后面，可是风又向东吹拂着乌云，月亮露了出来（我们都大声尖叫起来），可是又消失了。在某个时刻我觉得我们个个都像鬼魂。我对巡夜人说：我们回家吧，我想睡了，我累了，可是他根本不理我。
他一个劲儿地说着一个失踪了的人，同时还不停地大笑着，开着谁也听不明白的玩笑。当最后几幢房子抛在我们身后时，我想该回去了，如果现在不回去，明天就起不来了，我走到巡夜人跟前吻了他一下。一个道晚安的吻。
我回到住处时所有灯都熄灭了，而且万籁俱寂。我走过去打开一扇窗户。没有一丝声音。我又回到自己房间，脱了衣服上床。
我醒来时发现那个巡夜的睡在我旁边，我说了声再见就去跟别人一起干活去了。他没有反应，躺在那里跟死人似的。一股呕吐的味道弥漫在房间。我们中午回去时他已经走了。我看到床上留了张纸条，对自己昨晚的行为表示道歉，还说我可以随时去巴塞罗那，只要我愿意，他会在那里等候我。
第二部荒野侦探（48）
那天早晨休对我讲了昨晚发生的事，他说，我走了后那个巡夜人简直疯了，他们来到河边，一个劲儿地说有人在呼唤他，那声音就在河的对岸。不管休告诉他多少遍，说那边什么人也没有，只有水的声音，甚至连水的声音都很轻微，可他坚持说有人在下边，在河的对岸，在等着他。我想他是在开玩笑，休说，可是趁我没留心，他在沥青般的漆黑中沿着下坡跑掉了，朝他想像中的那条河跑去，跌跌撞撞地穿过灌木丛和荆棘。休说，这时只有他和我们邀请参加聚会的那两个西班牙人脱了群，巡夜人沿着下坡路往下奔去时，三个人都在后面追着，但速度慢多了，因为天太黑，坡度太陡，绊一跤没准会把骨头跌折了，所以他很快就在视野中消失了。
休认为他可能想跳进河里去。不过最有可能的是，休说，他一头撞到一块石头上，那儿石头多着呢，或者绊倒在一根掉在地面的树枝上，或者一头栽进荆棘丛里。他们来到尽头时，发现巡夜人正在草地上等着他们。这时最离奇的事情发生了，休说，当我走到他身后时，他来了个急转，刹那间我就摔倒在地，他骑在我身上，双手捏住我的喉咙。休说，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他都没有工夫害怕，事实上巡夜人在往死里掐他，那两个西班牙人不知消失在哪儿了，既看不见他的影子，又听不见他的声音，巡夜人的手勒着他的脖颈（这种双手跟我们当时已经伤痕累累的手是那么不同），休发不出任何声音，更不用说喊救命了，已经被惊傻了。
他可能会要我的命，休说，可是巡夜人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什么，然后就放了他，嘴里还说对不起。休看清了他的脸（月亮又出现了），用他的话说，这张脸泪流满面。休的叙述中最匪夷所思的是：当巡夜人放了他还说抱歉时，休也开始哭起来，因为忽然想起离他而去的女朋友，那个苏格兰女孩，他忽然想到没有人（除了父母）在英国等着他，他忽然明白了一直向我解释不清或者只能解释得挺拙劣的那种感觉。
后来那两个西班牙人来了，吸着大麻烟，他们问休和那个巡夜人为什么哭，他们开始笑了，休说，两个体面、正常的西班牙人，什么也不用说就全明白了，把那根大麻烟让大伙传着抽，后来他们四个人一起往回走。
现在感觉怎么样呢？我问休。挺好，他说，准备收完葡萄就回家。你觉得那个巡夜的怎么样？我问。我不知道，那是你的问题，你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
干完收葡萄的活儿，也就是一个星期后，我跟休回到英国。我本来打算还去南方旅游，去巴塞罗那，可是收割结束后我实在太累了，太虚弱了，我决定最好还是回到伦敦的父母身边，如果可能的话再看看医生。
我在家里跟父母一起待了两个星期，无所事事的两个星期，没有见任何朋友。医生说我“生机消耗殆尽”，开了些维生素，又让我去眼科大夫那里看看。大夫说我需要配副眼镜。过了没多久，我搬到牛津科利路25号，我给那个巡夜人写了几封信。我告诉了他一切：我如何离开法国，医生怎么说的，我现在戴着眼镜，如何想尽快挣点钱计划去巴塞罗那看他，还说我爱他。我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给他写了大概有六七封信。后来新学期开始了，我又碰到了别人，于是也就不再想他了。
第二部荒野侦探（49）
阿兰？莱伯特，切斯？拉欧尔酒吧，旺德尔港，法国，1978年12月。
那时我好像生活在反抗组织中。我有一间自己的窑洞，常常去拉欧尔酒吧读《解放报》。我并不孤单。还有别人跟我一样，我们从来没有百无聊赖的时候。晚上，我们讨论政治，玩撞球。有时聊聊刚刚结束的旅游旺季。每个人都会聊起别人干过的傻事，以及给自己挖的陷阱，我们在拉欧尔酒吧的露台上聊得大笑不止，看着航船或者星星，这些亮闪闪的星星在宣布严峻的月份，那些需要辛苦工作和寒冷的月份的光临。然后，在酩酊大醉中，我们独自或者成群结伙地离去。我呢，回到城外的窑洞里，离波莱多岩石山不远的一个地方。我不明白这座山为什么会叫那个名字，我从来没有费神打听过。最近，我注意到自己出现了一个让人讨厌的倾向，那就是随遇而安。总之，我说过了，每天晚上我都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窑洞里，睡思昏沉地步行过去，到那儿后就点亮蜡烛，方便在里头走动。波莱多岩石山有十个窑洞，有一半住着人，可我从未进错过。我会爬进自己的那只加拿大猛人探险者牌睡袋开始思考人生，思考发生在眼前的一切，那些你时而理解时而不理解（大多数时候）的事情，然后浮想联翩，最后在不知不觉中昏然入睡，在梦中飞翔或者爬行，不一而足。
到了早晨，波莱多就像一个通勤者居住的小镇。特别是夏天。每个窑洞里都住着人，有时达四个或者更多，大约十点的时候，每个人都开始外出，说着早上好，朱丽特，早上好，皮埃罗特。如果你待在窑洞里，躲在睡袋里，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着大海以及今天它有多么明媚，接着会听到锅盘撞击的声音，有人用野炊炉煮水的声音，甚至都能听到打火机的咔嚓声，高卢牌香烟从皱巴巴的烟盒里从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声音，你能听到哈哈声、呵呵声，当然总有白痴在谈论着天气。可是，在那里你真正能听到的全部声音还是大海的声音，波浪扑打到波莱多岩石的涛声。接着，夏季结束，窑洞开始空了，只剩下我们五个人，然后四个，最后只剩三个人，皮莱特、马莫德和我。这时皮莱特和我已经在伊索贝尔号上找到了工作，船长告诉我们可以带上装备，搬进船员宿舍。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但我们不想立刻跟他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窑洞里有隐私，有自己的空间，而船舱里简直就像睡在棺材里一样，皮莱特和我已经习惯了在露天的空气中睡觉的舒服劲儿。
九月中旬，我们开始去狮子湾出海，有时挺顺利的，有时彻底失败，一般是以赚钱多寡来衡量，如果运气不错，赚的钱足以付我们的饭钱，倒霉的日子，拉欧尔酒吧连牙签也要给我们赊账了。这种萧条期会令人焦躁不安，乃至一天晚上在海上时船长说也许皮莱特是个灾星，一切都是他的错。他走出来这样说，就像人们在谈论下雨了或者饿了一样。接着，另外几个打鱼的说如果真是如此，干吗不把皮莱特就地扔进海里去呢？回港口后就说他喝得醉醺醺的自己跌进海里了。我们聊了会儿这事，半开玩笑半当真。所幸皮莱特喝得太厉害了，搞不清我们别的几个人在说什么。凑巧，那段时间，几个警察杂种到窑洞里来找我。我偷过一家超市的东西要在奥尔比附近的一个小镇受审。这是两年前的事儿了，我只拿了一块面包、一些干酪、一听金枪鱼罐头。可是你仍然逃不掉法律的长臂。每天晚上，我都跟朋友们在拉欧尔酒吧喝得烂醉，诅咒警察（即便我认出邻桌上有警察在喝着茴香酒）、社会以及经常跟你过不去的司法体制，我大声朗读着《艰难时世》杂志里的文章。坐我那一桌的人都是些打鱼的，有职业的也有业余的，还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小伙子、城里来的小孩，暑期打工的，来旺德尔港洗盘子，直到被盯上后才不干了。一天晚上，一个叫玛格丽特、我一直想跟她睡觉的女孩，读起罗贝尔？德斯诺的一首诗来。我不知道罗贝尔？德斯诺是他妈的何人，可我那一桌上其他人都知道，那首诗挺精彩，听了很有感触。我们坐在外面一张桌子旁边，镇上人家的窗户里灯光闪耀，可街上连只猫也没有，我们能听到的全部声音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以及在去车站的路上行驶的一辆遥远的小车的声音，只有我们在那里，或者我们自以为如此，但是却没有看见（或者说至少我没有看见）那个坐在最远的桌子边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