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就忍，有辱也吞了。可孩子的事耽误不得呀！那是孩子一辈子的前程啊，真耽误了对得住谁呀？要说嘛，做女人难，做军人的女人最最难！”
“这就是你为什么一定要让建刚今年转业的最根本理由？”
“可以这么说。”赵梅突然脸色变得颇为严肃，“他为国保边防牺牲了我作为女人应该享有的十几年生活，这我可以承受，但现在孩子长大了，到了决定女儿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建刚他有义务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尤其是当我力不从心的时候，我这样想并不过份吧？”
“当然。”面对我们的孩子，即使是功勋卓著的将军和元帅，也该暂且放下手中的指挥刀而去提携帮衬一把，因为孩子们确实是我们的明天啊！
在即将完成此作时，我给已经到地方工作的建刚打去一个电话，询问他和赵梅以及他们的千金的情况。他颇为兴奋地告诉我，他女儿现在的学习大有提高，看来今年的高考是有把握的。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头也像放下了一块石头。我知道，在中国的亿万百姓家庭里，军人的子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照的群体，否则将是极不公平的。
写到这儿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另一位战友，现在已是某省武警总队的司令员了。他叫张宝光，将军军衔。宝光将军当年与我同在武警学院任职，我转业后他只身到了南方，开始任总队的副参谋长，之后任参谋长，五年前任总队长，去年由军委主席江泽民签发命令晋升为将军军衔。宝光的家在北京，从小在北京的将军院里长大，后来成为“八一队”的运动健将。他在北京有个幸福的家庭，娇妻娇女，令人羡慕。那年我们一批家在北京的战友“集体”转业进了北京落户时，宝光则到了海南。老实说，我们这些战友对他的举动并不是十分赞赏的，因为当时海南省刚成立，而且武警总队也成立不久，且当时也只是个师级编制单位。我们半开玩笑地对他说，你的未来顶多只是个大校。大校在北京能算个什么？什么都不是，跟进京打工的农民一样多。那时海南特区刚建立，走私和敌情十分复杂。武警的任务非同一般地区。但将门出身的宝光说他就是爱那种冲锋陷阵、惊心动魄的军人生活，海南勤务的特殊性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渴望。宝光到海南后的战斗生活确实并不轻松，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艰辛与危险。那时海南几乎每天都有走私分子在海上猖狂，至于胶林和原始山林里的上匪以及灯红酒绿下的海口、三亚大街上，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事件也是出现一起。宝光是参谋长，老百姓都以为是大官，其实当兵的人都知道，以他的职位，在每一次执行紧急任务和处理突发事件时，既是前线指挥员，又是提枪冲锋的火线战斗员。在那些年里，宝光的女儿妮妮在北京读中学，当爸爸的他不仅难有时间回北京看望心肝宝贝，而且连一直陪伴妮妮的妈妈，最后也让他这个参谋长以一条“战事需要”的理由，调到了海南。妮妮知道妈妈要离开自己时，哭得好伤心，但懂事的女儿，擦干眼泪对妈说：“爸爸出生入死，经常要挂彩，有你在他身边会好些的。我会自己管好自己的。”妮妮上高中时，正是宝光带部队执行公安部命令在海南境内全面开展“严打”的紧张日子。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战斗，几乎天天都是刀光剑影。女儿妮妮写信告诉爸说，我现在的学习太紧张，天天要考试。宝光在巡逻的警车上或是在埋伏的草丛里给女儿回信说，爸爸和你一样紧张，你攻下一道难题，我便在完成一个歼敌战斗，我们在南北战线开展竞赛如何？妮妮说，好啊，我跟爸爸比赛，看谁消灭的敌人多！不过爸爸，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安全，小心踩上坏人的地雷与炸药，你要永远记住妮妮和我妈妈都在等你回家。在很残酷的战斗面前从不掉泪的宝光，读着女儿的信，眼泪忍不住流满两颊。他在胶林中提笔，给女儿妮妮写道：孩子，爸爸用枪声和捣毁匪窝的信号弹为你的高考演奏进行曲……那一年，妮妮在北京挥汗决战黑7月，赢得了高考好成绩。父亲宝光在五指山腹地的密林里指挥部队出击，一举击毙海南建省后最大的犯罪匪首刘进荣，胜利消息传遍海岛，传到公安部和中南海。
妮妮现在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她至今保存着将军爸爸当年为激励她参加高考写的“军令状”——“努力考取上海外国语大学！”
将门出才女。妮妮说她一直梦想能够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一名学子，所以爸爸“发”下了这个“军令状”。“嘻嘻，我成功了！在爸爸的肩头扛上那金光灿灿的国徽章时，我对爸爸说，你的将军衔上有我妮妮的一缕光。爸爸一听，搂着我开怀大笑着说：当然，还有你妈妈的一缕光呢！”
听着将军一家人的对话，我心头顿涌暖意。
毫不讳言，正因为我曾经有过十五年的军旅生活，战友们的家庭似乎更容易接近我的视线。1999年春，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在新加坡开完会回国途径深圳，这是一个我已经有十一年未踏过的城市。与第一次来时相比，深圳的变化是巨大的。我拨通了集体转业到此地的基建工程兵老乡和战友的电话，之后的情景是极其令人激动和难忘的。我至今找不到世上哪一种情谊能够超过战友情的，更何况迎接我的是一群我的老乡战友！
望着深圳一座座现代化的摩天大楼和车水马龙的大街，我忍不住在内心感叹道：深圳，你真该感谢我们的基建工程兵战友。80年代初，一位老人在南方划了一个圈，于是中国就有了一个代表改革开放的大特区。而正在老人划圈的时候，他又在军队建设上重重地画了一笔：裁军百万。我的基建工程兵战友两万余人服从命令，南下到了初期的深圳。那时深圳只是一个荒偏的小镇，我的战友告诉我，他们在前几年过的日子完全可以用“不堪回首”四个字来形容。住的是小毛坯房，吃的是自己垦荒种出的菜，干的是最苦的活——整天挖沟打洞修大路。“我们不少人都是北方长大的，从来没有到过南方，更没有见过像苍蝇那么大的蚊虫！吃下一口东西，得往厕所跑三趟，唉，那日子现在想都不愿去想……”在我的两万多名战友中，现在不乏已经成了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但只要他们回忆起当年经历的战斗生活，都会流下眼泪……
这些都是昨天的事了，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的下一代，因为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在上高中或开始考大学了。然而当我就子女上学问题采访他们时，却意想不到这些特区“垦荒牛”们有着无比的辛酸与无奈。
黄钢，当年第一批开赴深圳建设的基建工程兵战友。谈起他那个去年刚在深圳考上大学的儿子的有关情况，“一言难尽。”黄钢叹了口气。他说，他是1983年在进深圳前同家乡的一位姑娘结的婚。当时有两种考虑：如果深圳干得不好，就回老家，因为老婆孩子在河南老家，组织上也不能不考虑；如果深圳呆得下去，就想法以后全家都过来。这在当时基建工程兵大军里从将军到士兵，几乎人人都是这么想和这么做的。但是没有想到的是特区变化实在太快了，快得让这些埋头在为深圳的现代化城市铺路盖楼的官兵们一觉醒来时，发现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竟然被成千上万的“淘金者”都给占领了。包括户口、住房、好工作、好单位，甚至那些住着他们盖的房子赚了大钱的商人和漂亮的女人们，连楼门都不让他们进……
“我们部队同志的孩子，大多数跟我一样，基本在1989、1990年前大部分还在老家，因为这之前我们自己还立足未稳，而且根本没有时间和功夫去考虑自己安置落户的事，成天忙于当‘拓荒牛’。等我们稍稍立稳足后，发现我们亲手建起的美丽特区有许多事竟然对我们自己关起了门，如家属落户、孩子上学等全变成了需要‘走后门’的难题了。你也许听说过曾经发生的万名基建工程兵官兵大罢工的事件吧？那实在是我们感到生活对我们太不公平了才做的事。后来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大家的心便安定了下来。可是有些事已经不是政府和组织所能包揽的了。其中突出的就是孩子上学的问题。当我们还在埋头盖房铺路时，深圳的其他建设已经一日千里地在发展，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潮水般地涌入。而当我们这些‘老深圳’人准备从老家把自己的老婆孩子迁来跟我们一起过时，已经全然没有了我们可以去的地方：家属工作，全被那些打工者抢去了，孩子想上的好学校也都被大富豪们的子女占据了。我们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深圳，最终成了别人的乐园，我们自己的坟墓一一可能我说得重了些，但事实上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的确是这样。深圳后来一般招工单位都要求有大专、大学以上的文化。我们一想惨了，等我们的孩子参加工作时，不得至少要大本以上的文化程度吗？于是把孩子培养成大学生成为我们安家落户后要做的头等大事，一连串的难事也就开始了。首先，我们的从山区或者文化底子本来就差的农村甚至边远地区来的孩子们转学到深圳后，学习跟不上。怎么办？找好学校呗！可好学校是我们这些人进得去的吗？好学校找不到我们就想法请好的家教吧。于是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单位里，请家教成风。大批内地来的大学生一时找不到工作，便纷纷进驻我们的每家每户。随即我们辛辛苦苦盖楼筑路积攒下的血汗钱被卷得所剩无几。有的人自己的家里还没有来得及买齐家具备好新床，即将挣来的钱都花费在孩子的家教和上学上。家教一个月高的一两千元，一般的也要花上几百元。我们的工程头头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进深圳最好的中学，特意一个月花三千元请博士生做家教。我们的职工家属曾经反过来为那些当家教的大学生们做保姆。有个职工的家属来深圳后一时找不到工作，她丈夫又一天到晚在工地上，家里的孩子请了一个湖北某大学的本科生，每月说好了给两千元进行三个月的强化家教。那女家教不仅吃住得我们职工管，而且还必须负责接送她。有一次这个职工在工地活忙了些，没有及时把钱送回家，这个女家教就直骂孩子的母亲，最后让这位母亲当着孩子的面跪下认错。天下哪有这般理：主人反给仆人下跪！可是这样的事就在我们基建工程兵建设队伍中发生过。我们的职工知道后，就找到那个女家教，狠狠揍了她一顿、结果人家有叔叔在公安局工作，把我们的职工关了起来，最后是我们单位群起攻之，才把人放了。想起这些事，我们这些没有被钢铁和水泥板压垮的人，却被孩子上学的无奈压得心痛泪流……”
“就说说我自己孩子的事吧。”当年还是满脸稚气的黄钢，如今已是满颊胡须的中年大汉，他在我面前毫无掩饰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说，他的孩子是上完小学才到深圳的。孩子没有一开始到深圳上学就是因为当时黄钢的家没有安顿好，再说一家四口人一下到深圳仅靠他一个人的工资也很难度日，所以等他家属也找到工作时才把两个孩子从老家迁到深圳。没想到他的大孩子进中学成了问题。他找的第一家中学比较好，花了五万元赞助才进去。可一年下来学校通知他，由于成绩跟不上，劝其转学。没办法，黄钢一年白丢了五万元血汗钱。后来找到了另一所中学，可另一个原因出来了，说户口不在所在地，不能随便插班。好说歹说，黄钢托人拐来拐去找到市教育局的一位干部，才给解决了。上到半年，学校让孩子带回一张通知，要求学生“自愿赞助费三至五万元，用于改善学校设施”。黄钢家本来经济就紧张，一个半人（他爱人的工资只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要养活四口人，再说刚刚被前所学校“宰”了五万元还没喘过气，怎么“老虎”又来了？黄钢硬压着心头之火，脸带很难看的笑容找到校长请求“从宽处置”，黄钢想以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建设者身份出现，可能校方会给三分面子。谁知那校长见他后就眼睛一瞪，说：人家一个插班生交二十万的都有，你们这些穷当兵的怎么这么赖嘛！黄钢一听就急了，回敬道：你知道这所学校是谁盖的吗？那校长说，我管谁盖的？在深圳盖房子的还能不是些下里巴人？黄钢说他从未受过这等污辱，开口就朝那个校长骂道：你这样的王八蛋也配当校长，我把孩子送来是瞎了眼！骂也算骂得痛快，可孩子上学的事毕竟仍然是个问题。无奈中，黄钢又从单位借款把儿子送进了一所私立学校。私立学校倒是省心，可黄钢说他从此就像一个背了座山的老愚公似的，每天想着的是怎么还债。
“现在深圳的建筑市场已经不怎么好做了，竞争十分激烈，我们单位不得不做些贸易。前年我从施工一线要求调到贸易公司做部门经理，意在多赚些钱，供两个孩子上学，还要还债……”黄钢说到这里，不好意思起来，“你别看我的名片上已经是‘副总’了，其实徒有虚名。如果不是公司生意惨淡，单位也不会走马灯似的老换老总。我们都是当兵出身的，也许一辈子就改不了当兵的毛病。可这生意场上，我们当兵人的性格便成不了事，这不，我们也算是可以做些进出口贸易。要说黑着心赚大钱不是没有机会，可事情一到我们这些当过兵的人手里就不成。比如香港总有人说在你们进口的建筑材料集装箱里装点内地市场上热销的手机、VCD什么的，我们哪会答应嘛。有位老板不知从哪儿知道我儿子要考大学，便约我到沙头角‘喝茶’，当场拿出十万元港市，让我答应在我们的一批集装箱里装进他的手机。我说这事你找错人了。他说没有找错。我问你凭什么说找的就是我。他说凭你两个孩子都快要上大学了。我一听就火了，说去你妈的，我家里的事用得着你管吗？那家伙可能还从来没有见过像我这样的人，请客的喝茶钱也没有顾得付，收起那十万元钱便跑了。”
“其实我当时是窝心，本来为了孩子上学的事遇到那么多叫人说不出道不白的事，他个外人凭什么也来捅我们的心窝？我们已经够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