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谣言说，国会议员们准备反叛——许多国会议员要求，立刻向希特勒发出最后通牒，不必等待法国。张伯伦却坚持统一行动。晚9时50分，他打电话给达拉第，建议妥协。达拉第支支吾吾：他的内阁坚持把让希特勒从波兰撤退的时间延至次日中午。电话刚放下，赫塞便来到唐宁街10号求见威尔逊。希特勒之撤出波兰新建议令霍拉斯勋爵“明显地动了心”。但又不愿意将它提交给内阁。他说，自上一次两人会晤以来，局势已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罗斯福已秘密向张伯伦保证，如他宣战，罗斯福便支援他；俄国肯定不会站在德国一边作战。
赫塞坚持不舍。“在这个建议中”，他说，“我看到了避免战争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机会。也看到了希特勒已承认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的迹象。不然，我怎么能把这项建议搞到手。”
霍拉斯爵士不相信希特勒已经改变主意。他会为其暴力行动公开道歉吗？如果可以，那还有一线希望。赫塞说，这种建议，从心理上说，是个错误。至少在希特勒眼中，此次危机的责任，并不完全是他的。此语一出，威尔逊便一反常态，大声进行反驳。应为这种局面负责的，是希特勒一人！“如果说，只是因为希特勒不肯道歉，这建议便流产”，赫塞绝望地说，“那末，人们便会相信，由于可避免而不愿避免，张伯伦要打这场战争。”
威尔逊考虑再三，“好吧”，他说，“将你的建议重述一遍，我或许能转给内阁。”赫塞重述完后，霍拉斯爵士背着双手，在屋内踱来踱去。有人敲门。一个仆人递给霍拉士一张纸条，读了两遍后，他就用蜡烛火，将它焚为灰烬——接着又踱起步来。末了，他转向赫塞。“我不能把你的建议转给内阁”，他说。无疑，纸条是说张伯伦刚才已决定采取行动——即使没有法国为伍。晚11时30分，内阁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张伯伦说，他拟于次日中午向英国人民发表一项声明。“因此，我建议”，他说，“明日上午9时，由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会见冯·里宾特洛甫先生，对他说，除非中午12时前获复，否则，从中午12时起，英国和德国之间便存在着战争状态”。他补充说，这项决定有可能促使法国人早些采取行动，但他也怀疑。
西蒙反驳说，若把最后通牒的期限定在中午，那张伯伦便没有时间向英国人民发表声明了；期限应定在上午11时。
此建议获通过，会议宣告结束。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动地的响雷——窗外打着闪电。
据他的仆人说，元首当晚躲在总理府，安静地讨论着波兰的战事。午夜后两小时，赫塞的报告来了。当了解到赫塞与威尔逊会见一无所获时，希特勒便有意发火，借意大利不参战一事责怪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受斥后，工作还没完——约凌晨4时，英国使馆来电话说，汉德逊拟于上午9时将一份重要文件交给里宾特洛甫。显然，这是一份可恶的文件，甚至可能是一份哀的美敦书。里宾特洛甫不想见他。此时，施密特刚好在旁，里宾特洛甫便叫他替他接见汉德逊。
（6）
9月3日，星期天，一大早天气就晴朗、柔和。这是明媚的一天。平时，普通的柏林人便会纷纷到邻近的森林和湖泊中去，尽情享受假日。今天，他们不但精神不振，而且还猛然发现，不知何故他们便糊里糊涂处在大战的边沿。
哪一天早晨施密特都没有睡过头，偏偏在今天睡过了——他只在家中呆了几小时。他坐上出租汽车，匆匆赶到外交部。他看见汉德逊走进大楼，便从旁门跑了进去。上午9时，他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地站在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里。听见有人通报汉德逊已到。大使与施密特握了手，却拒绝就座。“非常遗憾”，他深情地说，“按我国政府的指示，我不得不将一份致贵国政府的最后通牒交给您。”他宣读了这份声明。声明说，除非德国保证于英国夏季时间上午11时前从波兰撤出所有军队，否则就只有战争。
汉德逊把这份文件递了进来。“本人实在抱歉”，他说，“竟把这样一份文件交给您，特别是您历来都乐于助人。”虽然汉德逊之精明能干不长留于人们的记忆中，且对元首最终仍保留着幼稚的看法，但他却成功地驳倒了希特勒，连续几个晚上盯得里宾特洛甫坐立不安——这些都是值得鼓掌的业绩。
几分钟后，施密特便来到了总理府。元首办公室外挤满了人，他好不容易才挤了进去。人们焦急地问他任务完成得如何，他只简单地回答：“放学了”。室内，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前，里宾特洛甫凭窗而立。施密特一进来，两人都期望地转向他。他缓缓地将英国的最后通牒翻译了出来。末了，希特勒转向里宾特洛甫，猛然问：“现在该怎么办？”
“我认为”，里宾特洛甫镇静地说，“用不了一个小时，法国人也会递交一份类似的文件。”
在客厅里，人们把施密特包围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询问情况。当施密特告诉他们英国将在两小时内宣战时，室内顿时鸦雀无声。戈林终于开了口：“如果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请上帝饶恕我们吧！”不管走到哪里，施密特看到的那是严峻的脸孔。连平常热情洋溢的戈培尔也愁眉苦脸，一声不吭地站在角落里。
只有一人不愿意失望——此人就是达勒鲁斯。戈林在专列里找到了他。他说，元帅为何不飞赴伦敦与英国人谈判？戈林给希特勒挂了一个电话；令人惊奇的是，希特勒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但得先征求英方的同意。达勒鲁斯给英国大使馆的顾问打了个电话。对方回答说，德国必须首先对最后通牒作出回答。达勒鲁斯百折不挠，继而给英国外交部挂电话。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他仍坚持不懈。他好歹说服了戈林，让他再次向希特勒挂电话。并建议给英国作一妥协性的正式回答。戈林与元首通话时，达勒鲁斯在列车外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戈林出来了，一屁股坐在毛山榉树下的一张摺叠式大桌前——这里摆了个摊档。他喃喃地说，有架飞机正等着送他去伦敦。但是，从他脸上的“失望”神情，达勒鲁斯便看出，他已遭元首拒绝。但是这个瑞典人并不是独具慧眼（在纽伦堡，他悲哀地承认，他被希特勒和戈林领入歧途）。戈林之装模作样可能欺骗了他。达勒鲁斯之幼稚程度可以从记载中关于他对此事所作的反应略见一斑：“眼见这位强有力的人物如此失望，如此一筹莫展，我全身热血沸腾。我知其所为，但我不明白他为何不跳上汽车，直奔总理府，把自己的真正想法告诉他们——我一直认为，过去两月来他对我讲的每件事，他是真心实意的。”达勒鲁斯为阻止战争而作出的不折不挠的努力——虽有点儿浅薄——就此告终。
上午11时15分，汉德逊大使收到一份电报，要他拜会里宾特洛甫。15分钟后，他拿到了德国对最后通牒所作的答复——悍然拒绝。汉德逊读完后，抬起头来，发表议论说“让历史去评判究竟该谁负责任。”里宾特洛甫回答说，“为了和平和求得对英的良好关系，谁也没像希特勒先生那样作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他祝汉德逊先生本人诸事如意。
中午，柏林街头的大喇叭在高声广播与英国开战的消息，使听众大为震惊。
在伦敦——那是上午11时，天气炎热，犹如夏天。张伯伦硬着头皮准备向他的人民广播。15分钟后，他宣布英国已处在战争中。他说，为了建立和平，英国政府已尽了一切努力，可以心安理得了。“现在，让上帝保佑你们吧，让上帝保护正确的人们吧！”
正当张伯伦在演讲时，考仑德雷将法国的最后通牒交给了里宾特洛甫——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侵略者是法国。但是，希特勒之怨恨的首当其冲者还是英国。那个如此轻易地看清了英国的弱点的人，却完全低估了英国的力量。他的区域性战争，由于他的失策，正在烧成大战火。这是他的第一个致命错误——决定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所带来的僵局。如果他没那样做，只坐待捷克投入其怀抱，那末，英国对其对波兰所提要求是否会作出如此主动的反应，这还是值得怀疑的。希特勒拒绝接受的——即使他已猜测到了——是，英国人该走多远就会走多远，多一时也不走。尽管赫斯已有情报提供给国内，再加上其它情报资料，希特勒还是被其自身对英国性格的歪曲看法引入歧途。因此当他将西方的最后通牒通知海军上将雷德尔时，他从来未这样难堪过。
英国宣战，毋需多少怀疑，令克里姆林宫里的人们很是惊奇。“战争的消息”，伦敦的《每日电讯报》驻莫斯科记者报道说，“使俄国人惊讶。他们原以为会妥协的。”奇怪的是，苏联人对参加进攻波兰没有多大劲头，而里宾特洛甫则在当晚发给冯·德·舒伦堡大使的电报中邀请苏联参与对波兰的进攻。“依我们估计”，里宾特洛甫解释说，“对我们，这不但是个解脱，也符合莫斯科协定的精神，以及苏联的利益。”
此时，希特勒正准备与随员们一起登上开赴前线的专列。在离柏林前9分钟，元首向在最大的危机中不给予支持的盟友发了一份电报。与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不同，发给墨索里尼的这份电报是用明码发的，且充满了激烈的词句。希特勒说，他明白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斗争”；他是“有意”选择发动战争这条道路的；他的信念“坚如磐石。”晚9时整，元首的专列缓缓开出车站时，他未发现信中的那份信心。相反，他的一名秘书，格尔达·达拉诺斯基注意到，他很平静，脸色苍白，沉默不语；她从未见他如此过。另一名秘书，克里斯达·施洛德听见他对赫斯说：“现在，我的一切工作都崩溃了。我的书算白写了。”
但是，在他的仆人看来，他是信心的缩影。他说，西方没有什么可愁的。英法两国会在“西墙”上“碰掉牙齿”。当列车东驰时，希特勒把林格叫到餐室内，令他此后为他准备更简朴的饮食。“请你注意”，他说，“普通德国人能有什么吃的，你就给我吃什么。我有责任作出典范。”
第二十一章 西线的胜利
1939。9。3—1940。6。25（1）
对波兰的入侵进展迅速。手持长矛的波兰骑兵根本不是德国坦克的对手。只经过一次陆空的集中打击，守卫者便被打垮。被空中的战斗机、轰炸机和尖声怪叫的俯冲轰炸机吓得魂飞魄散的波兰地面部队，很快便被有重型自动推进炮和坦克支援的150万德国陆军打散。造成巨大破坏的还是这些强大的所向无敌的装甲部队。他们冲破一切防御，席卷后方。闪电战不但吓坏了受害者，也使外国观察家丧胆，因为它预示着战争艺术的一个转折点。至9月5日上午，波兰空军已被消灭，为“走廊”而战的战斗宣告结束。两天后，波兰35个师中，大部分不是被消灭便是被包围。
希特勒把专列称为“元首司令部”（约德尔将军的指挥人员仍留在柏林）密切地注视着战斗的发展。他只要一穿上军服，生活方式便大大改观。他俨然是大战中的前线的老兵，把“元首司令部”搞得简朴到有点苛刻。他的新座右铭是“司令与士兵同甘共苦”。每天早晨，在向施洛德小姐口述当天的命令后，他便带上手枪和皮鞭向战地出发。只要天气许可，他便坐敞篷车，好让仆人和副官向士兵们扔纸烟，也好让士兵们认识他是谁。使随行人员目瞪口呆的是，他竟孜孜不倦地研究各次战斗的最微小的细节。例如，他会花上几个小时去视察伙房和饭厅，强令军官吃士兵的伙食。这种养生之道很快便结束了，但对于战场上的一切事务他仍兴趣盎然——只有一件事例外。当施蒙特将军要他给第一列车伤员讲讲话时，他拒绝了。他承认，他们受苦的惨象他受不了。
正当单方面的战争快要结束时，“元首司令部”里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弗里茨·赫塞。他报告说，在伦敦的德国官方代表团，不但受到英国高级官员而且也受到普通群众的友好送别。大使馆外一群人曾喊道“圣诞节再见！”赫塞之来，波兰也是出于个人之关心。他明白，由于力主和平，他已失宠。然而，目前深得希特勒信任的赫维尔却向他保证，元首曾真诚地要与英国人谈判，促使他入侵波兰的是德国侨民受暴行所害的那些报道。赫塞不相信入侵令是在一怒之下发布的。“是的，毫无疑问这就是根源，”赫维尔坚持己见。“他很快便后悔了，他不该受脾气主宰。”在入侵开始后他允许赫斯与霍拉斯·威尔逊勋爵进行谈判的原因也在于此。“是的，希特勒想必会说，‘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
“我的天呀”，赫塞痛苦地喊道，“难道没有人可以向他说明，独裁者可下令‘大家向后转！开步走！开步走！’，议会国家要取消经过长期周密考虑后的战争决定是绝不可能的吗？他怎么能想出这件事来？我一再警告，英国有一伙人主战，张伯伦的外交政策一垮，主战派必然得胜。这份报告难道没有人读过吗？”
沉默一阵后，张皇失措的赫维尔承认，元首对民主国家的工作程序有个相当奇怪的概念。“在我向元首解释张伯伦在下院发表的声明时，他对我嗤之以鼻。他就是不相信它。不过，用不着害怕。与此同时，他已认识到你的报告是正确的。但看在老天爷份上，你可别利用这点。最使元首发怒的是，别人对了他错了。”
英国固然令元首关切，但他更关切的却是苏联不愿意参与进攻波兰——因为西线无战事。显然，斯大林是想坐享其成，等待最后时刻，以便把红军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直到9月17日凌晨两时，斯大林曾亲自通知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说苏联红军将在数小时内越过波兰边界。当地时间凌晨4时，红军超过了波兰东部的漫长的边界。有处地方，波兰边防兵团的士兵们发现，在清晨大雾中，有一队拉着士兵的马车。“别开枪，”红军战士喊，“我们是来帮你们打德国人的。”边防军战士糊涂了，竟在领头的俄国车上插上白旗——这样，苏联人便大摇大摆地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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