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战后也原不会出现混乱，不会出现共产党夺权的企图，不会有通货膨胀，不会出现经济萧条。“这一次”，他说，“我们切不可在午夜前5分钟投降！”
1月31日，希特勒醒来后便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苏联坦克跨越过了奥得河！这样，在敌人和柏林之间再也没有大的天然屏障了。3天后，柏林遭到自开战以来最惨重的轰炸，这又加剧了惊慌情绪。前来轰炸的美机几乎有千架之多，把市中心几乎夷成平地。受害者中就有人民法院院长罗兰·法顿斯勒——其时，他正在审判7月20日阴谋分子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现在，法顿斯勒已高挂在一根巨梁上，死于非命，腋下还紧夹着施拉勃伦道夫的罪证卷宗。“上帝的法术真是妙不可言”，施拉勃伦道夫暗想，“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呢，他死了，我却活着。”
他和另外两名被告被匆匆用小车送至盖世太保的监狱。时间还早，但因为烟雾弥漫、尘土飞扬，天空显得很黑。到处火光冲天。坐落在阿尔布莱希特王子大街的盖世太保监狱正在燃烧，但它的防空洞却只受到轻微的破坏。当他打另一名犯人——卡纳里斯——跟前走过时，施拉勃伦道夫喊了出来：“法顿斯勒已经死了！”这个好消息很快便在犯人中传开了。他们若走远，盟军便能在下一次审判前将他们解救出来。
在这次空袭中，希特勒的司令部也遭到严重破坏。次日，鲍曼向妻子描述了司令部的惨象：与外界断绝了通讯，无灯、无电、无水。“总理府前有一辆运水车，做饭、洗涮的水就全靠它供应！据缪勒告诉我们，最糟糕的还是厕所。这些打冲锋的猪猡们不断使用它们，可谁也没想到要带一桶水去冲冲。”至此时，可以参加每天军事会议的鲍曼，用崎曲的方式，与元首建立了巩固的关系。论信任与恩宠，戈林，旋佩尔和希姆莱已不再是他的竞争对手，而戈培尔也终于醒悟到，他自己的影响力如何，要靠他与鲍曼之不稳定的联盟能否继续而定。
2月初，荣耀的最后标志降临到了鲍曼的身上。元首向他口述了一份政治证词。如帝国果真崩溃——他依旧抱有一线希望，即某种奇迹定会发生——他要作下记载，让历史知道他已差不多要实现他的美梦了。他要做遗嘱，这倒是有象征意义的。于是，2月4日，当布尔什维克已抵达柏林的大门口时，不知疲倦的鲍曼便开始记下希特勒为历史所作的关于错在何处的最后解释。他说，英国本来可在1941年初就结束战争的。“但是，犹太人却不愿这样做，他们的走狗丘吉尔和罗斯福也在那里阻拦。”这种和平原可阻止美国对欧洲事务的干预，并且，在德国领导下，欧洲将迅速实现统一。犹太人这个毒瘤被消除后，统一就很简单。后方巩固后的德国便可实现“我毕生的雄心壮志，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存在的条件——布尔什维主义的消灭”。英国人当时若深明大义，一切事情将会变得多么简单！但他们却不是如此。这样，他作为德国利益的保护人迫于无奈，便只好发动全面战争。
两天后，他又再次口述。“我们的敌人”，希特勒口述说，“正在集中全力，准备发动最后一次进攻。”这是最后15分钟了。情况已异常危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种极不适宜的联合，是仇恨和嫉妒建立起来的联合，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恐慌巩固起来的联合。”这种要消灭帝国的愿望令德国只有一个选择：战斗到底。“最后的哨声不响，球赛便没有完。”倘使丘吉尔突然失踪，一切事情都会在眨眼间改变！他痴人说梦，大声地说，英国的贵族有可能向后转。“我们仍可取得最后胜利！”
除鲍曼外，这些日子里他见得最多的是最受他宠爱的建筑师赫尔曼·杰斯勒。两人常在一起，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有时，他们谈论建筑和布尔什维主义，或谈论艺术和西方盟国，或议论他之拯救欧洲，将它变为一个大统一体的梦想，或此或彼，一谈就谈到天亮；有时，他们会对着被灯光照得通明的新林嗣的大模型——新林嗣将超过奥地利的明珠维也纳——思考着、讨论着。林嗣是他的模范大城市，使他不断受到鼓舞。有时候，他竟把戈培尔从床上揪起来，用灯光向他表示，林嗣的早晨、中午、晚上该是什么样子的。他简直可说是青年时代的希特勒，是在向库比席克讲解重建后的林嗣的奇观时的希特勒。
（2）
2月12日，“三巨头”宣布，他们刚在雅尔塔召开了一次会议，在打败轴心国问题和未来世界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在美国，英国和苏联，会议的公报受到了热烈欢呼。这项公报也令戈培尔高兴，因为它给了他一个复活无条件投降这个怪物的机会。他辩解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作出的肢解德国和强迫它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证明德国必须加倍努力，斗争到底——要不就被消灭。
宣传上的意外收获，令希特勒很是满意。次日中午，在军事会议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大动肝火，他的满意心情因此被冲淡。古德里安将军粗暴地宣称，在奥得河向朱可夫的精锐部队发动反攻，希姆莱没有经验也不是当这个领导的料。“你斗胆批评帝国长官！”希特勒喊道。古德里安不甘示弱，坚持让他的副手瓦尔特·温克将军去指挥这次战役。希特勒怒不可遏。于是，两人便大声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使会议参与者一个个溜了出去，室内只剩下希姆莱、温克和几个脸色铁青的副官。他们整整辩论了两个小时。希特勒每次高喊“你斗胆！”后便要深呼吸一次。古德里安顽强地重申其要求，让温克去当希姆莱的助手。每次他提出这一要求，希姆莱的脸似乎又更白了一些。
希特勒一直在室内狼狈地来回踱步。末了，他在希姆莱的椅子前停住脚步，无可奈何地说，“得啦，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就到维斯杜拉集团军去接任参谋长！”他坐下后，显得筋疲力尽。“让我们继续开会吧”，他喃喃地说，苦笑了，“将军先生，今晚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仗。”
次日，希特勒花更多的时间口述。他对鲍曼说，纳粹党人用行动而不是只动嘴皮把犹太毒素从日耳曼人的世界中洗涤净尽。“对我们说来，这是个主要的消毒过程。我们已实行到了最终尽头。不这样做，我们自己可能被窒息而死。”他透露，灭绝犹太人已成为他这次战争的最重要的目的。在进攻波兰前夕，他曾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突然挑起战争，他们是得不到饶恕的，我会将全欧洲的这些害人虫灭绝。这次必定是一劳永逸的！”他说，这可不是个威胁，而是他的主要历史任务。“喏，我们把犹太人这个脓疮刺破了；未来的世界将永远感激我们。”
次晚，吉辛医生偶然在总理府的防空洞里碰到了希特勒。
元首脸色苍白，右胳膊在抖动；要不抓住点儿什么他便不能走动。希特勒似乎心不在焉，几次问同一问题，好像唱针在唱片上不走似的。“您打哪儿来，医生？啊，是的，克莱弗尔德，克莱弗尔德，是的，克莱弗尔德……”，他喃喃不止，先是向吉辛保证，美国人永远也突破不了“西壁”，后又宣称，德国若输掉战争，他将与他的士兵共存亡，最后，他又吹嘘说，他有一种新式武器，叫原子弹，“即使英国的白崖会躲到水中去”，他都要使用这种武器。说着，他便走了开去，未与吉辛道再见。
别人也注意到，他偶尔会心不在焉。2月13日，盟国轰炸德累斯顿，加剧了他的坏脾气。在这次暴风雨般的大火中，这个古老的城镇几乎被炸成平地——废墟达1600万英亩，相当于伦敦在整个战争中所遭破坏的3倍。初步的报告表明，在连续两次空袭中，至少有10万人，有可能更多，被炸死。当地警察局长的最后报告说，被炸死的“首先是妇女和儿童”，人数达2。5万；另有3。5万人被列为失踪。
开始，戈培尔不相信德累斯顿已被炸毁；后来，他痛哭了。当他能说话时，他一开口便谴责戈林。“这个寄生虫，只知懈怠和关心自己的舒适。现在，瞧他惹来多大的罪过。元首为何不听我早先的警告？”希特勒把一肚子气泄在扔炸弹的英美飞行员身上，却又拒绝了戈培尔的建议，即是说，将被俘的盟国飞行员处决，作为报复。他说，他原则上同意，但要等一等，然后再最后作出决定。里宾特洛甫等人是有能力劝阻他的。
那年2月，欧洲中立国家的报纸上出现了和谈的谣传，这大都是因为彼得·克莱施特最近作的努力所引起的——希特勒曾明令他不得与俄国人再有往来。他这样做了，但到了后来，他又自作主张在瑞典进行冒险活动，这些活动最终导致另一次和平努力——此次是与西方。开始时，他同意与“世界犹太人代表大会”的重要代表吉莱尔·斯托茨会谈。在斯德哥尔摩旅馆内举行的首次会谈中，斯托茨建议，从各集中营释放4300名左右犹太人。
克莱施特说，靠这样个人的活动是解决不了犹太人问题的。它只能用政治办法解决。“如果用保存犹太人的办法能换取欧洲的保存”，克莱施特说，“这倒是一桩真正的‘交易’，值得我去冒生命危险。”
斯托茨热心起来了。他建议由克莱施特出面与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一名外交官员伊沃尔·奥尔逊谈谈，这人是罗斯福总统“西北欧战争难民委员会”的私人顾问。斯托茨前往联系后，回来激动地说，罗斯福总统愿意“用政治”去赎买150万被关进集中营的犹太人的生命。这正中克莱施特的下怀，便把斯托茨的话向纳粹驻丹麦总督瓦尔纳·贝斯特说了一遍。贝斯特的建议是，此事最好去找希姆莱的助手卡尔登勃鲁纳。
回柏林后，克莱施特果然找了卡尔登勃鲁纳，却被当场逮捕，如同他与克劳斯打交道时那样。但是，数天后，卡尔登勃鲁纳却通知他，说希姆莱“愿意考虑瑞典建议的这个可能性”。他要克莱施特前往斯德哥尔摩开始谈判，为了表示守信用，要他带2000个犹太人前去，作为见面礼。以犹太人作交易，对希姆莱而言，并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在别的场合，他就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初步的谈判，用犹太人进行讹诈，以通过谈判求和。他也受到两个值得怀疑的人的鼓励。一个是他的按摩医师，叫菲力克斯·克尔斯坦。此人是没有学位的医生，波罗的海地区人，生在爱沙尼亚。另一个是希姆莱的情报主任舒伦堡，一个唯利是图者。他也试图说服希姆莱，向政治犯和战俘表示人道，能向全世界证明，他并不是个怪物。舒伦堡坚信，希特勒正在把德国和他自己引向毁灭，因此，他一直不知疲倦地敦促希姆莱去开拓每一条有可能通向和平的道路。
这却不是个轻而易举的差使，因为这些谈判必须瞒着希特勒进行。另外，卡尔登勃鲁纳忠诚于他的元首，又讨厌和不信任舒伦堡。卡尔登勃鲁纳曾不断劝谏希姆莱，敦促他切不可搞得使希特勒不快——或更糟糕——的谋划。这都是在他听说克莱施特的最新建议前的事情。对克莱施特他是信任的，毫无疑问，希姆莱会把克莱施特派回瑞典去，这是原因之一。
但是，党卫军的暗中策划却成了这个样子：克莱施特刚开始准备行动，便被召至卡尔登勃鲁纳的办公室并获通知，此事已与他无关。卡尔登勃鲁纳不能向他解释的是，他的敌人舒伦堡刚把希姆莱说服，即叫他不要与外交部共享任何荣誉——于是，希姆莱便改派克尔斯坦前去做这笔交易。克尔斯坦立即就集中营内之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自由问题与瑞典外长开始谈判。由于谈判进展顺利，双方同意让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前往柏林，与希姆莱本人作出最终的安排。
由于克莱施特已被告知不准作声，他的顶头上司里宾特洛甫对此事竟一无所知。后来，瑞典驻柏林大使无意中给希姆莱发了个正式照会，要求准许伯纳多特与帝国长官会见一次——由于这是官方文件，不消说，它必须经过外交部。里宾特洛甫这才首次明白，原来他的对手早就瞒着他在进行和谈。他把弗里茨·赫塞找了来——此人在战前曾不倦地为谋得与英国的和平而奔波。赫塞是否认为，伯纳多特伯爵适合传递“和平触角”？赫塞用自己的一个问题作答：元首是否已允诺进行谈判？没有，里宾特洛甫承认说，不过，也许可以将他说服。他们一起就这个问题草拟了一份备忘录，并呈交给了希特勒。它虽未用“投降”这个字眼，赫塞也未被骗住。
他议论说，它比主动提出投降也好不了多少。他怀疑西方是否会考虑这些建议，但又说，“很好，你可试试，不过，我想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里宾特洛甫是以与政敌希姆莱谈判为开端的。令他惊奇的是，希姆莱十分愿意合作；当听说元首可能发觉伯纳多特前来柏林谈判的事情将超出人道主义时，希姆莱被吓坏了。首先，他保证外交部将来会得到他个人的全力支持；然后，他答应下令取消希特勒关于消灭战俘和关押在集中营内的犯人，不让他们活着留给敌人的指示。里宾特洛甫喜出望外，在向赫塞透露这点时好容易才忍住喜欢之泪。“是呀，我们现在总可以设法拯救德国人民了”，他说。于是，他便于2月17日派赫塞前往斯德哥尔摩。
想来希姆莱必定是立刻便为其过早地向里宾特洛甫所许下的诺言而后悔莫及的。一想到元首可能发现——并误解——其之所为，希姆莱便吓得魄散魂飞。伯纳多特抵达柏林后，他竟拒不接见——除非他的两个敌手（卡尔登勃鲁纳和里宾特洛甫）先行会见伯爵。他暗想，这便可阻止他们在希特勒面前说三道四。两人都很高兴。首先会晤伯爵的是卡尔登勃鲁纳，但伯纳多特却要求直接与希姆莱打交道，便不愿与他的助手多言，只提议让瑞典的红十字会派人到集中营内去工作。卡尔登勃鲁纳连连点头，还说他“非常同意”让伯纳多特亲自面见希姆莱。此举令伯纳多特好生惊奇。
不出一个小时，伯纳多特便在外交部与里宾特洛甫会谈了——或者说，在听他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