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众保证，他们即将听到的是德国的真正的声音。
在希特勒公开声言反法和反犹的当天，他又一次公开与巴伐利亚政府对抗。他拜会了巴伐利亚总理。随同他前往的是一个前军官，即“战斗组织工作组”的一支私家军的司令。这个“工作组”其实是右派激进集团的大杂烩。两人向总理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政府自身废除《共和国保护法》。如果魏玛拒绝这一要求，那么，巴伐利亚就等于公开违背法律。
这天是19日，星期五，而希特勒要求于星期六得到答复。
由于未有答复，右派的激进军事集团便于星期天举行“军事演习”。这天是复活节。希特勒站在敞篷车内。当冲锋队和平他追随者列队走过时，希特勒伸手检阅。从戈林的私家车内望去，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希特勒双眼“放射出胜利和满意”的光芒。检阅完毕后，希特勒带上“一束鲜艳的玫瑰花”，来到汉夫施坦格尔家中，作为他夫人生日的礼物献给了她。之后，他们“高高兴兴地喝了一小时茶”，希特勒谈笑风生。一星期后，在他自己的生日那天，他却闷闷不乐，偏执地警告汉夫施坦格尔，不准吃用卍字装饰的生日蛋糕——与其他礼物一起，这种蛋糕几乎堆满了他的小屋。“别忘了”，他说，“这座大楼是属于犹太人的，为了搞掉对手，让毒汁沿着墙壁流下，这已经是小孩的玩意儿了。”
星期一，总理终于给希特勒作了回答：他本人是反对《共和国保护法》的，但是，由于它已成为巴伐利亚的法律，他只好执行之。希特勒号召于5月1日举行群众游行，以示抗议。这是爆炸性的，因为“五一”不仅是劳工和马克思主义者的神圣的节日，而且又是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周年纪念日。4月30日晚，右派激进势力便向慕尼黑主要火车站以北数英里的奥贝威森弗尔德军事训练场倾泻而去。至拂晓，已有近千人集结在那里。为了防止左派的袭击，他们还派出了岗哨。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但仍未见行动。“6时”，希特勒回忆说，“一伙伙赤色分子前来与我们对垒。我派了些人去挑动他们，但他们未作出反应。”
9时许，城外的各队人马纷纷前来，希特勒的队伍壮大至1300余人。他们持枪站在温暖的阳光下，等得又烦又急。恶狠狠的希特勒，手里提着一个钢盔，问道：“赤色分子都在哪里？”快到中午时，突然来了一支军队和身穿绿色警衣的警察，将武装示威者团团围住。与他们一起前来的是满脸怒气的罗姆上尉。他对希特勒说，他刚从当地驻军的将军那里回来，将军要求希特勒立即缴械，否则，希特勒要对后果负责。
希特勒大怒，但又只好撤销格里戈尔斯特拉塞等人的请求——他们请求与政府对垒，让士兵发起冲锋。缴械的决定肯定是很痛苦的。但是，如果希特勒发动进攻，他的部队肯定会被消灭，而这场无谓的流血也许会意味着他作为政界领袖、甚至作为一个人的终结。在奥贝威森弗尔德的撤退中，他取得了成功。在施霍宾，他的部队与共产党的先遣队相遇，他把他们打得四散逃走，还放火焚烧了他们的旗帜。这是希特勒得意洋洋的时刻，他即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这场烈火是布尔什维克的世界传染病的标志，它不过是国社党人夺取政权的小小的前奏而已。他这极富煽动性的讲话，提高了他部下的士气，把一件大错事变成了胜利。然而，他们的狂喜只不过瞬息即逝。傍晚，希特勒的革命行动已彻底失败。
这一失败令他失去了许多坚定的追随者。“我完全唾弃希特勒！”一个前“自由兵团”的指挥官喊道，“5月1日他遭到了惨败，他永远会失败！”
在奥贝威森弗尔德事件中失败的，决不止希特勒一人。对巴伐利亚政府而言，这是更大的失败和难堪。官方指控希特勒危害了公共安全，传他出庭受审。希特勒傲慢地一一作答，使检察官无法招架。希特勒不屈不挠，从灾难中捞到了政治资本。反败为胜正成为他的模式。
然而，不少外国观察家却预言，这是他的结局的开端。罗伯特·墨菲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报告中说，纳粹运动的势头“正在减弱”。他写道，人民“已对希特勒的煽动性行为感到厌烦，因他既没产生什么成果，也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东西。他的反犹运动树敌甚众；他的年轻的追随者之近乎捣乱的行径使许多热爱秩序的社会成员痛苦万分”。
（5）
墨菲所反映的，不过是巴伐利亚的地方官员的印象而已。这些官员误把“五一”后的政治沉寂当作脱离希特勒及其运动的必然的表现。这种政治上的不活跃一直在延续，中间只发生过一次暂短的骚乱。这次骚乱是由德国一民族主义分子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格特因在杜斯堡附近爆炸铁路以抗议法国占领鲁尔被处决而引起的。他以破坏罪名受审，于5月26日被枪决。
当汉夫施坦格尔听说，许多爱国组织将于下周在科尼希广场举行抗议示威时，他觉得，正在山中度假的希特勒应赶回来参加。他乘火车来到贝希特斯加登——是个美丽的疗养圣地，位于德奥边境——并找到了希特勒（“我爱上了那里的风景”）。希特勒当时化名乌尔夫先生，住在“英里茨公寓”，该公寓建筑在一座名叫奥贝萨尔斯伯格的陡峭的山上。起初，希特勒对向示威者发表演讲并不热心，原因是听讲的什么人都有；但汉夫施坦格尔一再坚持，希特勒只好答应。于是，两人便草拟了一份讲稿。
当晚，与汉夫施坦格尔同时下榻的埃卡特抱怨说，希特勒常常挥舞犀牛皮鞭，到处虚张声势，在公寓经理夫人跟前炫耀。“希特勒的这种做法我看不惯”，他说，“很明显，这家伙已疯了。”他还谈到，希特勒用言过其实的词藻遣责柏林，借以在这位夫人跟前卖弄自己：“……那奢华，那荒淫无度，那种不公平，那华丽摆设以及犹太人的财富，使我讨厌已极，几乎叫我不敢相信。我几乎觉得，我就是来到上帝之庙，发现以兑换金钱为业者的耶稣。”埃卡特说，于是，希特勒便挥舞他的皮鞭，高喊他的神圣任务是像耶稣降临首都，鞭笞那些贪污腐化的人们。
次日，希特勒陪同汉夫施坦格尔前往火车站。走下奥贝萨尔斯伯格时，他说，新近被撤换的党报编辑埃卡特，已变成“一个老悲观主义者，一个老朽无能的弱者”。叔本华把他变成了疑心重重的托马斯。“假若听从了他那些含混不清的胡言，我将走向何处？多妙的高论啊！把人们的愿望与意志降到最低限度！意志一丧失，一切也就完了。这一生就是战争。”
说完，他便“以奇怪的颤音”打起口哨，吹奏着《罗安格林》里的天鹅曲。
安东·德莱克斯勒和平子也不赞成希特勒在奥贝萨尔斯伯格的表演。希特勒之越来越高涨的革命热情，同样令他们惊慌失措。那些反对希特勒不是在工人阶级中建立真正社会主义者的牢固基础，而是与工业家、富人和银行家打得火热的人们，对此也惶恐不安。希特勒必定心里明白，他正面临党内的另一次反叛——一次从那些开始时对希特勒就怀着最崇高的希望，尊他为德国之新生的领袖的人们的不满和惊愕产生出来的反叛。
那年9月初，希特勒试图用公开露面的方式去支撑起正在下降的威信。那是在9月1、2日在纽伦堡举行的庆祝“塞丹战役”一周年的“德国日”的纪念大会上。那天，十多万民族主义分子涌向这个古老的城市，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据该市的警方报告称，此次活动产生的“热情，是1914年以来从未见过的”。街道上到处是纳粹和巴伐利亚旗帜的海洋，人们高喊“万岁”，向鲁登道夫及游行部队挥动手绢和投掷花束。“那些被战败的、悲惨的、背井离乡的、被粉碎了的人们，看到了一线希望，看到了一丝从被奴役和穷困下解放出来的光芒。这次庆祝活动就是这种情感的无拘无束的表达。许多男人和女人都哭了，他们压抑不住自己的感情。”
大多数游行者都是国社党徒。大会开始后，希特勒在其中之一的会场上发表了讲话。比在科堡，他显得更加潇洒：穿的是熨得平平整整的衣裳，头发剪得整整齐齐，鞋也不再是高筒的了。“用不了几个星期，骰子就要滚动了”，他预言家似地宣称。“今天正在形成的东西将比世界大战更加伟大。它将在德国土地上为全世界树立一座丰碑”。
次日，“德国战斗同盟”成立了。从表面上看，这是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实际上却是国社党的发明：它的秘书长是施勃纳·里希特，军事头目是希特勒的另一个左右手，其中一个主要组织则受罗姆统辖；它的第一个公告（由弗德尔执笔）听来像是出自希特勒之口。它宣布反对议会主义、国际资本、阶级斗争、和平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
纽伦堡的“德国日”和“德国战斗同盟”的成立，标志着希特勒公开重返其革命之政治舞台。这一点在一个月后变得更为明显了——他正式成为这个新的组织的政治领袖。它的“行动纲领”公开号召夺取巴伐利亚政权。文人有谣言说，希特勒正在部署另一次革命。事实上，他确曾宣布，他有意采取行动，不让赤色分子再次夺取政权。“我们的运动的任务，与过去一样，就是为帝国的崩溃作好准备。这样，在老的树干倒塌时，新的幼树已经长起。”
巴伐利亚的总理欧仁·冯·尼林虽然赞同希特勒的某些主张，但却被希特勒的煽动暴民的战术搞得忍无可忍。9月26日，尼林对内阁说，由于情况紧急，必须立刻指定一名邦委员。此委员虽属内阁领导，“但可放手行使执行权”。他提议让前总理卡尔出任，理由是，他得到了几个民族主义团体的支持，且受到保守的君主政体派人士和天主教会的尊敬。
卡尔以法律与秩序的名义接受了这一繁重的职务。他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令禁止即将于次日举行的14个纳粹集会。对阿道夫·希特勒而言，这一行动既是威胁，又是一次机会（他刚从瑞士募捐回来）。如果他俯首贴耳，这可能意味着毁灭；如果他反抗成功，他就有可能成为全国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人们劝他退却，他日东山再起；认为党还不够强大，不宜采取行动。但是，接近普通党员的人们却敦促他行动。“如果现在还没有什么表示，战士们就会溜走”，冲锋队慕尼黑团的团长说。“为使士兵们保持团结”，施勃纳·里希特说，“我们必须干点儿什么，否则，他们会变成左派激进分子。”
这些敦促的言辞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这种冲动行为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着手在慕尼黑及其四周寻找行动的盟友。他天天忙于会见和探访各种各样有影响的人物：军界头目、政客、工业界人士和官员。他还与党的中坚分子和动摇分子谈话——许诺，威胁，甜言诱惑。他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必须向这些人妥协，他们才会与我们一起前进。”
“他一旦下定决心，谁也不可能让他回心转意”，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许多时候，当他的追随者试图强迫他时，我注意到，他眼中表现出一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好像他的脑子已经封闭，除自己的意见外，谁的也听不进去。”那年秋天，他眼中的那种遥远的、不予理睬的神情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他觉得自己正与墨索里尼比试——而他进军的目标是柏林。这也不只是仅向亲信透露的幻觉。在右派军方头目的一次会议上，他号召全巴伐利亚倾全力进攻柏林。“现在，拿破仑的和救世主的思想已根深蒂固”，曾出席该次会议的一员回忆说，“他宣称，拯救德国的号召正在他胸中响起，而这个任务迟早要落在他身上。之后，他与拿破仑作了一系列的对比，特别是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之后。”
第六章 啤酒馆起义
1923（1）
1923年9月的最后一天，希特勒收到了一封令他心神不安的信。这封信是“你们党的一个老党员、一个狂热的党员”写的。写信人指出，在著名的占星学家埃尔斯伯特·埃伯汀太太所著的年鉴里，载有一条令人吃惊的预言。“一个出生于1889年4月10日的行动家”，书中说，“由于行动过于不谨慎小心，可能会出现人身危险，并非常可能触发一场无法控制的危机。”星象表明，此人确需认真加以对付；在未来战斗中，他注定要扮演“元首的角色”；他也注定要“为日耳曼民族牺牲自己。”
她虽然未指名道姓，很明显，她之所指是希特勒。她未提及哪一天，但她提出了警告，就是说，如果在近期行动过于鲁莽，他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另一个占星学家威廉·乌尔夫（多年后，他成了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的占星顾问）也对希特勒那年夏末的命运占了一卦，并特别指出了具体日期。他的预言也是凶多吉少：在1923年11月8至9日，如对某事“采取暴力，必产生灾难性结局”。
这些预言，许多人士均认真地加以注意。几个德国精神病医生和心理学家业已考虑“心理占星术”问题。不久前，O·A·H·施密茨博士——瑞士精神病医生C·G·容格的热心门徒——指出，占星学或许就是心理学所需要的。但是，希特勒对埃伯汀的预言的评语是：“女人和星象究竟与我何关？”
不管是否相信占星术，希特勒确实相信，他自己的命运终将引导他走向胜利；并且，如同赫仑纳·汉夫施坦格尔所注意到的，除肯定的声音外，其余他一概不听。在收到埃伯汀的占星警告的同一天，他意外地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文·冇·人·冇·书·冇·屋←，那是在瓦格纳的老家，白莱特的万弗里德别墅里——他正在该处拜访瓦格纳的86岁的遗孀科西玛。瓦格纳的儿子品格菲的英国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对希特勒及其国社党早已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热烈地欢迎他前来；她的6岁的女儿弗莱德莱茵觉得，穿着巴伐利亚*？短裤、厚厚的毛袜、红蓝花格衬衣、鼓鼓囊囊的蓝短外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