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职业外交家赫伯特·冯·迪尔克森回忆道，“不可救药的革命党人会被及时消灭，而他们的继承者，在尝到了权力这杯美酒的甜头和享受了权力带来的舒适生活后，会做更有成效的工作，思想也会变得保守些。”于是，想法与迪尔克森类似的同事们都“觉得，在正常化的过程中，我们有责任进行帮助”。
希特勒在操纵外交事务方面，与操纵工业家和军方人士一样狡猾。他允许所有官员留任原职，包括一个犹太人和一个与犹太人结婚的官员在内。他并宣布，帝国希望与苏联建立友好关系，只要他们不干涉德国的内部事务。他之反对土生土长的共产运动并不表明他们也敌视俄国，同时，为了表示诚实可靠，他秘密地允许苏联根据在他上台前达成的长期贷款协议，延期付款。
到1933年秋，希特勒觉得，小心翼翼的国际游戏已玩到头了。他决心退出国联——别的不提，国联对重新武装所采取的政策是混乱的。“我们必须退出”，他差不多兴高采烈地对巴本说，“其它考虑均完全无关紧要。”当兴登堡询问退出国联是否明智时，希特勒辩解说，为求得德国之完全平等，这势在必行。老头子违心，勉强同意。两块大地产的礼物——以及希特勒和戈林的口头允诺，即从帝国和平鲁士的资金中给每块地产拨款40万马克以资修缮——可能影响了他。
10月14日，希特勒通过电台正式向世界宣布，德国不参加会议并退出国联。“在一个没有这样的平等权利的组织内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样一个组织的成员。对一个有6500万人民、热爱荣誉的国家和热爱荣誉的政府来说，是个不能容忍的耻辱。”
这个攻击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之退出一个歧视战败国的组织，是拒绝凡尔赛条约的象征，而不是对西方的挑战。他破例向法国人重申其和平愿望，并希望德国与法国和解。
希特勒的闪电战术是赌博——然而，由于声言和平，这又是包赢不输的。不出所料，英国人同情多于谴责。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在上议院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过去15年来，我们和其它国家均未将明智的公平正当手段交给德国，而这种手段，当德国从自己的土地上拱手将发动战争的政权交出去时，德国是理应得到的。”
希特勒宣布，他将把自己的决定交给订于在月底举行的公民投票。这是希特勒处理问题，在国内争取广泛支持的典型方法。宣布后几小时，祝贺信便如洪水般朝他的办公室涌来。“天主教行动”组织还拍来电报，“一致”支持他们的元首。“使元首退出国联的并非野心”，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马丁·海德格对他的学生们说，“也不是心血来潮，不是盲目的固执，更不是要使用暴力的欲望；它不外乎是要无条件地为掌握我国人民的命运而明确地负责的愿望而已。”（海德格那时是个纳粹党员，数月后退党。）
希特勒绝未放弃其两面的外交政策。10月18日，在会见《每日邮报》记者华德·普顿斯时，他的讲话既温和又入情入理。虽然德国人“决不再容忍继续歧视德国之举，但他们绝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
对新闻记者发表的保证言辞，在外交界却意义甚微。德国驻意大利大使致电外交部说，墨索里尼“对我采取之步骤甚为不安，并感深悔。”墨索里尼不但认为德国之退出国联是对他之威信的一次严重打击，而且“觉得无法摆脱目前局势，也不知道德国将如何动作。”
墨索里尼的愤怒虽然使元首感到关切，但他仍集中全力，为在行将到来的公民投其中获得令人信服的授权而奔波。他处之如同竞选，利用党的财力人力，力图说服人民支持他退出国联。教会再次给予热情支持。巴伐利亚的每个主教均批准红衣主教法拉伯要求投赞成票的声明：“这样，民主教徒们便重新表明他们对人民、对祖国的忠诚，表明他们赞成元首为使德国人民从战争恐怖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怖下解救出来，使公共秩序得以巩固，为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所采取的卓有远见而强有力的行动。”它反映了公众对失败的战争和压抑人心的凡尔赛条约的愤慨。希特勒之所以要把公民投票之日选择在12月12日，即停战协定签字后一天，其原因就在于此。
他向各阶级发出呼吁，似乎他们亲如一家似的。“为在世界之林中重新获得你们的地位而斗争之际，内部再闹矛盾，你们是付不起这个代价的”。他在西门子公司的工厂里对工人们说，“要使德国不再甘心做个流浪汉，它就必须坚持权利平等。要做到这点，全体德国人民就必须团结一致。接收我为你们的元首吧。我已表明我能领导，我不属于任何一个阶级或集团，只属于你们。”
在选举前夕，兴登堡与希特勒结成一体——他曾从希特勒处得到巨额报酬。“明天，请拿出你们的民族荣誉感来，与帝国政府结为一体”，在广播讲话中，他告诫全国人民说，“为了平等原则，为了荣誉的和平，请与我和总理一起，发表意见。要向全世界表明，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已恢复了德国的统一，而且将维护它。”
这个祈求是爱国者很少能抗拒的。次日，清点后的票数表明，95。1％的人投票赞成元首的外交政策；在议会的选举中，92。2％的选票支持国社党——选票上唯一的党。虽然有些外国观察家嘲笑这一结果（达豪集中营内2242人中，2154人投了元首的票），它却是德国人心的寒暑表。在外交政策问题上，阿道夫·希特勒不但赌赢了，而且还加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得到的授权压倒了一切。在尔后数星期内，他便通过了一项法律，把党和国家合二而一。该项法律说，国社党“是德国国家意志的代表，与国家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
在把德国全人口置于新政权的统治下之后，希特勒的一体化的政策便正式完成了。靠取得同意（和威胁）的办法，元首取得了相当大的权力，但仍不是个真正的独裁者。这是因为，军方甚至正在抱病的兴登堡仍有可能反抗。希特勒已将德国引上了独裁的道路。德国人并不需要用鞭子驱使自己去跟随正在使他们摆脱经济危机和铲除凡尔赛条约的耻辱的普格菲（*德国传说中的英雄——译注）。
当然，没有镇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集中营（这是英国波尔战争时期的外来词）已遍及全国，且人们已习以为常。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它都是一种受惩罚的威胁。在没收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报纸和出版社后，报上也会出现严肃认真的抗议。编辑和出版商已双双受到控制。随着帝国新闻局的建立。独立办报的最后痕迹也被一扫而光。与新闻自由一起被扫除的还有文艺、广播、戏剧、音乐、电影和美术。
时至1933年12月，德国已站在极权主义的门槛前了。这样做不是恐怖而是时代的需要和团结的愿望。因循守旧的精神也不是个阶级问题。它在科学家中存在，在工人中也存在。“我们希望，这样便能与国家之精神相吻合，忠实地与政府合作”，德国数学家协会主席对他的同事们说，“无条件地，高高兴兴地——每个德国人均必然会如此——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总理服务。”
于是，在德国社会的每个阶层，在各行各业，都少不了极权和一体。虽然其它国家和民族都在暗自庆幸，这种俯首贴耳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新政权的镇压性也是条顿式的典型，但这两都却是经济、地理环境和时代要求的同一结果。这些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拍子前进的德国人，在热爱秩序和尚武精神方面各不相同，在残酷性和傲慢方面也各自有异。
（6）
在欢呼希特勒的阵阵胜利声中，却也有刺耳的声音——国会纵火案审判之拖延。此案拖至秋季的第一天才开审，但至此时，德国共产党人已令世界大多数人相信，国会的大火是原告纵的。首先，他们在巴黎出版了一本旨在揭露希特勒恐怖的书，但书的内容却是以想像为基础的。“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找不到证人，只能暗中与德国通讯”，阿瑟·科斯勒后来供称，“事实上，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无所知。”
由于有了这一成功，这些流亡国外的共产党人自己搞了个审判，于1933年9月14日在伦敦开庭，由包括英国的D·N·普里特和美国的阿瑟·加菲尔德在内的国际陪审委员会主审。听众席上的名人有乔治·肖伯纳——希特勒很崇拜他的作品，特别是《圣女贞德》。肖伯纳拒绝入陪审席，只以持异议者的身份出现：“要是犯人被用作棍子去打政府时”，他说，“他的命运早就定了。”经过私设法庭6天的审判后，早可料到的法庭结论公布了：“对国会大厦系国社党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纵火焚烧一说，存在着严重怀疑的根据。”
翌日，德国的审判在莱比锡开庭了。戈林亲自插手起诉，被4个被告共产党人驳得狼狈不堪。戈林大发雷霆，大声呵斥季米特洛夫（后成了保加利亚总理）：“你这个流氓！等我们出了法庭后再收拾你！”戈林有最后的发言权，但胜利却在共产党一边——全部被法庭无罪开释。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只他自己有罪的范·德·卢勃被判死刑，并被处决。
局外人却认为，那荷兰人不外乎是纳粹的工具，其纵火的目的是要制造消灭共产党的口实。许多历史学者，包括布洛克和希拉，也有同感；但他们的推测都是在弗里兹·托比阿斯的书出版前作的。托比阿斯的书写得很详尽，结论是，共产党和纳粹都与此次大火无关，纵火者只卢勃一人。不少历史学者，包括布拉切尔，对托比阿斯的书提出疑问。尽管如此，他所列举的事实，与汉斯·莫姆森所列举者相同。莫姆森的权威文章，是由当代史研究所发表的，而这个研究所是不大可能同意纳粹的解释的。再者，对卢勃的历史及审判记录所作的审查和研究表明，他的智力在一般人之上，他之纵火是一个喜欢单独行动的流浪汉的行为。
莱比锡审判的判决虽受外国舆论的影响，但它也表明，法庭仍保留了一些独立性。戈林牢骚满腹，说法官的行为丢脸（“你简直可说，受审的是我们，而不是共产党”）。希特勒的回答却泄漏了天机：“我亲爱的戈林，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很快就会让那帮老家伙讲我们的话的。反正，他们都该退休了，到那时，再把我们的人安插进去。不过，只要老头子还活着，我们就没有多少办法。”
汉夫施坦格尔说，他是在总理府进午餐时偶然听到这番话的。那年秋天，他再次努力，试图让希特勒走上一条西方更能接受的道路。他给美国大使的女儿、娇媚动人的玛尔塔·多德打了个电话，说：“希特勒应有个美国女人——一位可爱的女郎能改变欧洲的整个命运。玛尔塔，你就是这个女人！”（与众多元首的心腹一样，汉夫施坦格尔并不知道，希特勒已有一个情妇即爱娃·勃劳恩，但被弃置）。
“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使玛尔塔·多德很是“兴奋”。她同意与元首会面，并“改变欧洲的历史”。在凯撒饭店的茶室里，希特勒吻了她的手，还狼狈地喃喃了几个字。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正与欧洲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面面相觑。“他好像很谦虚，中产阶级，相当不活泼，且很腼腆——但又有一种奇怪的温柔感和令人感兴趣的无可奈何感。”在晚餐时她描述了她对他的印象。父亲“对我之易受感动觉得非常好笑”，叫她勿冲洗被这位伟大人物吻过的手。
多德大使对希特勒没有多少印象，但他的英国同行们却认真对付起希特勒来了。关于元首之重新武装的要求，他们愿意作出相当的让步，并急于达成某种协议。这由1934年初，英国掌玺大臣安东尼·艾登勋爵访问柏林时透露了出来。艾登对希特勒的印象是，他绝不仅是政治煽动家。“他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会晤的时间很长，随着会晤的进展，他表明，他完全掌握了会谈的主题。”关于国际保证，德国所要求的只是自我防卫的可能性。如果这种条约得以签订，希特勒答应保证解除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武装。次日，2月21日希特勒作出了一个不平常的姿态，即前往英国大使馆进午餐。这似乎要着重表明他和解的意图。这是元首首次步入一外国使馆。他对饭菜和饮料兴趣不浓，但是，一当谈到个人在大战中的经历时，他便“大大的不拘泥了”。艾登说，退伍军人是最不希望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希特勒“欣然同意”这一说法。
午餐后，希特勒提出了详细的建议。他要求得到他的邻居的机群总数的30％，并同意，德国的飞机数量永不超过法国飞机数量的60％。他欣然自动提出缩减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数量，使艾登好生惊奇。他还说，“他的常识和政治本能永不会让他批准在国内建立第二支军队。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这是个作让步的季节——希特勒作出了另一个友好的姿态。这次是在3月14日向美国人作的。外交部氏冯·牛赖特电告驻纽约的总领事，让他向多德大使——多德大使乘“曼哈顿号”即将抵达纽约——转达下列口信：
帝国总理请多德先生向罗斯福总统转达他的问候。他对总统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所作的英勇努力表示祝贺。总统为消除经济危机进行了成功的斗争，全体德国人民正满怀兴趣和钦佩予以效尤。总理同意总统的见解，即责任感和纪律等诸美德，应是全民族的最高准绳。总统给每个公民提出的这个道德要求，正是德国哲学的精髓。我国的座右铭“公众利益在先，个人利益在后”正表明了这点。
这个口信远未达到其目的。它不仅措词刺耳，且时机不对。一周前，“美国犹太人协会”在马迪逊广场公园举行模拟审判，题为“文明对希特勒主义、希特勒政权之法律和行径之事迹展出”。由著名律师萨姆埃尔·西布里扮演“文明”的律师，证人包括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市长、阿尔·史密斯和雷蒙德·莫雷。人们众口一词地宣布，“文明”为胜方。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