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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战后，有人宣称戈培尔与“水晶之夜”无关。在为此作出回答时，戈培尔的私人顾问里奥波尔·古特勒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大致说，戈培尔承认自己在1942年与一小部分人有牵连。据报道戈培尔曾说过：“持坚定立场，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清除出去，充其量只能做到目前这种地步。所以，我们便决定：‘好吧，我们把大小街道一齐动员起来，用那种方法在24小时内解决问题。’”）
尽管希特勒一再向温和派表示抗议，集体屠杀却仍在继续。至11月12日，估计被运往集中营的犹太人就达2万人。同一天，曾以经济原因为由反对破坏财产的戈林，召开了一次部长会议，以便决定由谁负责赔偿。他一开始便宣布，此次会议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接着说的一番话意义有多大，是听众当时无法量度的。“我收到鲍曼一封信，是奉元首之命送来的。信中要求将犹太人问题现在便用某种方法一举永远加以解决。昨天，元首来电话再次向我指出，应协调地采取决定性的措施。”在这一指示的鼓舞下，与会者一致同意，损失应由犹太人负责赔偿，所采取的形式是：向犹太人罚款10亿马克。
“我当然不愿当一名德国犹太人！”戈林说。在长达4小时的会议行将结束时，戈林作了一个阴郁的预测：“在最近的将来，若日耳曼帝国与外国发生抗争，不消说，它首先要在国内与犹太人摊牌。”另外，元首也即将向那些关心德国犹太人的处境的外国建议，将犹太人押解到马达加斯加岛上去。
“11月9日，他对我作了解释”，戈林最后说，“他还想对其它国家说：‘你们为什么老在谈论犹太人？把他们拿去好了！’”
正当把犹太人从德国经济生活中全部消灭的计划在得以实施时，其它德国人，包括党的许多领导人在内，都在私下里对“水晶之夜”之过火行为深表关切。政府的官僚和党的领导人深知，这些暴力行动历来是控制不住的，他们便抗议说，集体屠杀的代价太昂贵了，在反对犹太人的战斗中几乎不算取得什么成绩。其他人则对此种行动的非人道表示反感，但除小心翼翼地发几句牢骚外，什么行动也未采取。例如，格哈特·霍普特曼向一友人抱怨说，希特勒把德国给毁了。“这个渣滓将给世界带来战争，这个可怜的小丑，这个纳粹的刽子手，正把我们领入战争的世界，领至毁灭！”既然如此，霍普特曼为何不像鲍曼和茨威格那样，用移居国外作抗议？“因为我是个懦夫”，这位著名的剧作家答道，“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
那些人，除了未用报复手段外，破口大骂希特勒已无所不用其极。在美国，几乎每家报纸、电台的每一篇评论，都愤怒地对“水晶之夜”作出反应。狄克霍夫大使自华盛顿给外交部写信说，他“希望目前席卷整个美国的风暴能在可预见的将来平静下去，使我们得以再次工作。”直到“水晶之夜”前，他报告说，大部分美国人对反德的宣传都置之不理，现在呢，连美国的日耳曼人都怒不可遏了。“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除一些例外，那些彻头彻尾反共思想上也在很大程度上反犹的、颇受尊敬的爱国团体，也避我而去。犹太报纸比先前言词更加愤激，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迄今为止仍与我们保持合作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同情德国的杜威、胡佛·赫斯特等许多美国人士，也公开对德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却是个严重问题……近来，从总的气氛看，抵制德货的思想犹如火上加油。眼下，贸易谈判是不能考虑的。”
罗斯福总统难得地对此进行的谴责，使全国的愤怒达到了高峰。在11月15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向记者们宣读了一份预先准备好的声明。他说，从德国传来的消息使美国的公众舆论深为震惊。“我本人也难相信，此事竟然会在20世纪的文明下发生。为了取得德国局势的第一手资料，本人已令我国驻柏林大使立刻回国述职并磋商。”但是，官方的谴责仅限于口头；美国继续与第三帝国保持贸易关系。
也许，国外的抗议对希特勒产生了一些效果。在“水晶之夜”后一周，希特勒支持了文职人员任用制——该制度保护半犹太血统中的“日耳曼血统的那一部分”，而不是像国社党那样，把半犹太血统看作是“犹太影响”的传播者。他的支持表现在他签署了“帝国公民法首项规定”。这项公民法把所谓的非雅利安人纳入肯定的范畴。根据该法的定义，至少祖籍三辈是犹太血统的，或祖籍两辈是犹太血统且信奉犹太教或与一犹太人结婚者，才算是犹太人。
接着又出现了奇特的一类：半血统。这系指祖辈只有一人系犹太血统，或祖辈双方有犹太血统但既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的那些人。这实际上，非雅利安人被分成两类，“半血统”者不再受到镇压措施。希特勒将大笔一挥，便使被他所憎恨的敌人中的一大部分人从他的愤怒下死里逃生。是他灭绝犹太人的决心有所弱化了呢，还是又在等待适合的时机才当机立断地行动？或者，由于在他的祖辈中，有一方可能有犹太血统，他便有意无意地企图拯救自己？“半血统”的规定还救了耶稣，因为，按希特勒的论点，耶稣虽是上帝之子，但祖辈都有犹太血统，他未信奉犹太教，也未与一犹太人成婚。
（2）
自青年时代起，希特勒便对民主国家及其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的本领嗤之以鼻。因此，对1938年整个下半年西方发出的抗议，他不像他的忠实的追随者那样关切。例如，鲁道夫·赫斯就异常沮丧。12月23日，他便与元首早期的追随者布鲁克曼一家坐了两个小时。他告诉他们，他曾哀求元首阻止集体屠杀，却徒劳无功。
对这些老一辈追随者的变节，希特勒想必是知道的。但在新年前夕，他仍兴致勃勃，穿起燕尾服，出席在贝格霍夫举行的除夕庆祝晚会。“我姐姐”，伊尔塞·勃劳恩在日记中写道，“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劝他穿得像样一点儿。‘你看看墨索里尼’，她常说，‘他还有一套新制服。你呢，戴的是邮差帽！’”他吻了伊尔塞的手，并说，他们姐妹俩都是美人儿。
“当他看着我的时候，我胸前的汗珠大个大个地冒出来，我连说‘非常感谢’的勇气都没有——虽然，我曾下定决心要发一大通议论。”
在接受了客人和手下的正式祝贺后，希特勒参加了条顿人的一个古老的仪式。人们将熔化的铅倒入一小盆水中。据说，盆中的铅是何形状可决定人们的前途。“希特勒对结果似乎不满意，因为事后他坐在扶手椅上，两眼直愣愣地盯着炉火，整晚都几乎没有开口。爱娃为他担心极了。”
数天后，一群银行家群起而攻之，反对希特勒之庞大的重新武装的计划，这使他的情绪更坏。“帝国的无边无际的开支”，由帝国银行总裁赫加尔玛·沙希特起草、由各银行总裁签署的备忘录写道，“是对货币的最严重的威胁。开支的巨额增加使我们无法作出正常的预算；即使加紧税收，它也使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同样，它也破坏了帝国银行及我国的货币。”沙希特警告说，面对这种通货膨胀的政策，我国的货币是难以维持稳定的，“停止这种做法的时机已经到了。”
沙希特知道，希特勒肯定会怒不可遏的，因为他这一说实际上是要结束军事冒险。他把自己的所为告诉了施威林·冯·克罗希格，并说，他准备被解雇（他业已丢失了经济部长的职务，由瓦尔特·丰克接替了他。丰克的权力立刻便被戈林以四年计划主任的名义吞并）。财政部长说，如沙希特走人，他就主动要求解职。然后，他便草拟了一份类似的备忘录，送给了希特勒。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1939年1月19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9时往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3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
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同意，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他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处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我之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一些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之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之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头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的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到后来，到1938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他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它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11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1918—1933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1939年2月21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18年11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