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也都是大事之本，不能不留意。现在单于上书请求朝见，汉朝不准许而辞谢。我愚昧地认为，汉朝与匈奴之间从此种下了嫌隙猜忌的种子。匈奴原本是五帝不能使其臣服，三王对其无法控制的强国，不能使汉匈之间产生嫌隙猜忌是至为明显的。我不敢追溯太远的历史，谨以秦朝以来的史实说明这个问题：
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时奇谲之士、石画之臣甚众，卒其所以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后时，匈奴悖慢，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得解。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棘门、细柳、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幕，破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百数；自是之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
“以秦始皇的强大，蒙恬的雄威，仍然不敢窥伺西河，而是修筑长城作为边界。等到汉朝兴起之初，以高祖的威力和英明，三十万汉军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当时高祖手下，善于出奇计的谋士、筹划决策的谋臣非常多，最后所以能脱身的原因，世人无法知道，因而也无法言说。又如吕后时，匈奴悖理傲慢，幸赖大臣们灵活处置，将言辞谦卑的回信送给单于，才把危机化解。到了孝文帝时，匈奴大举侵犯北部边境，侦察骑兵甚至深入雍城、甘泉，京师震骇。朝廷派三位将军率军驻扎在棘门、细柳、霸上以防备匈奴，数月才撤回。孝武皇帝即位，设下马邑之谋，想引诱匈奴主力深入，结果白白浪费钱财，劳顿军队，连一个匈奴人都没看见，更何况单于本人的面目呢！此后，武帝深思国家存亡大计，规划安定万年的策略，于是动员数十万大军，派卫青、霍去病统率，前后十余年，渡过西河，横穿大漠，攻破颜山，袭击单于王庭，跑遍了匈奴的国土，追逐奔逃的单于和匈奴的残兵败将，在狼居胥山祭天，在姑衍山祭地，到达瀚海，擒获名王、贵族数百人之多。自此之后，匈奴震惊恐惧，越发迫切要求和亲。然而，仍不肯向汉朝称臣。
且夫前世岂乐倾无量之费，役无罪之人，快心狼望之北哉？以为不壹劳者不久逸，不暂费者不永宁，是以忍百万之师以摧饿虎之喙，运府库之财填卢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乌孙，侵公主，乃发五将之师十五万骑以击之，时鲜有所获，徒奋扬威武，明汉兵若雷风耳！虽空行空反，尚诛两将军，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间，大化神明，鸿恩溥洽，而匈奴内乱，五单于争立，日逐、呼韩邪携国归死，扶伏称臣，然尚羁縻之，计不颛制。自此之后，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强。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肄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故未服之时，劳师远攻，倾国殚货，伏尸流血，破坚拔敌，如彼之难也；既服之后，慰荐抚循，交接赂遗，威仪俯仰，如此之备也。往时尝屠大宛之城，蹈乌桓之垒，探姑缯之壁，藉荡姐之场，艾朝鲜之旃，拔两越之旗，近不过旬月之役，远不离二时之劳，固已犁其庭，扫其闾，郡县而置之，云彻席卷，后无余灾。唯北狄为不然，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再说，前世之人难道乐于耗费无法计量的钱财，征发无罪的国民，到边塞狼烟以北去求一时痛快吗？那是由于没有一次的辛劳，就得不到长久的安逸；不暂时花费钱财，就不能有永远的安宁。因此狠下心投入百万大军、摧之于饿虎之口，搬运国库的钱财，填平匈奴卢山的沟壑，而不后悔。到本始初年，匈奴有凶暴不驯之心，企图劫掠乌孙，侵夺乌孙公主。于是朝廷派五员大将，率领十五万骑兵去袭击他们。当时很少有所斩获，仅仅是宣扬了我朝的武威，表明我军势如万钧雷霆，行动如疾风罢了。虽然空去空返不失兵卒，但由于没有斩获，朝廷还是诛杀了两位将军，因为北方的蛮族不顺服，中原就不能高枕安卧。及至元康、神爵年间，朝廷政治异常清明，社会风气十分良好，皇恩广施。而匈奴发生内乱，五个单于争夺王位。日逐王和呼韩邪单于率领本国百姓崐死心踏地归顺朝廷，匍匐称臣，然而朝廷仍然对他们采取笼络政策，打算不把他们置于直接统治之下。自此以后，匈奴希望朝见的，朝廷不拒绝，不想来的，也不勉强。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外国人天性凶猛好怒，体魄魁梧健壮，凭借一身蛮力和盛气，教化他们从善很难，引导他们作恶却很容易。他们性格倔强难以屈服，与他们保持和平状态十分难得。所以他们未顺服时，朝廷劳师远攻，耗尽国力，伏尸沙场，血流成河，攻坚破城，打败敌人，是那样的艰难；已经降服之后，朝廷慰藉安抚，赠送礼物，接待的礼节隆重威严，是这样完备周详。过去汉军曾攻破大宛的都城，踏平乌桓的堡垒，袭击姑缯的大营，扫荡荡姐的战场，砍断朝鲜的旌旗，拔取两越的旗帜，历时短的战役，不过一个月，长的也不超过半年，就已在蛮夷王庭耕田种植，扫除原来的聚落设置郡县，犹如云被扫净，席被卷起，不给后世留下祸根。唯独北方的匈奴却不能如此，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强硬的敌手，与东西南三方的敌人相比有天壤之别。前世对匈奴甚为重视，现在也不能轻易改变态度而等闲视之。
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此乃上世之遗策，神灵之所想望，国家虽费，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来厌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疑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明者视于无形，聪者听于无声，诚先于未然，即兵革不用而忧患不生。不然，一有隙之后，虽智者劳心于内，辩者毂击于外，犹不若未然之时也。且往者图西域，制车师，置城郭都护三十六国，岂为康居、乌孙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哉？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一，臣窃为国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书奏，天子寤焉。召还匈奴使者，更报单于书而许之。赐雄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未发，会病，复遣使愿朝明年；上许之。
“而今，匈奴单于归心仁义，怀着诚恳之心，准备离开王庭，来长安朝见陛下，这乃是前代遗留下的和平之策，神灵所盼望出现的太平盛景。国家虽然为此要有所破费，也是不得不如此。怎么能用‘匈奴从上游来，气势压人’这样的话加以拒绝，推说以后再来而不约定确切日期，使匈奴与朝廷疏远，勾消往昔的恩德，打开将来的裂痕！如果单于由猜疑而生嫌隙，含恨在心，仗恃以前有和好之言，将借着上述那些话，把怨恨归于汉朝，趁势断绝与汉朝的关系，最终放弃臣服之心。那时，威慑不住他，劝谕不了他，怎能不成为大患呢！眼明的人能看到无形的东西，耳聪的人能听到无声的音晌，假如真能事先防患于未然，即使不动兵革，也会令忧患不生。否则，一旦产生嫌隙之后，虽然智者辛苦策划于内，善辩者出使奔忙于外，还是不如嫌隙没有发生的时候。况且从前开拓西域，制服车师，设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三十六个城邦国家，岂是为了防备康居、乌孙能越过白龙堆沙漠，进犯我西部边境呢？乃是为了扼制匈奴。一百年艰苦奋斗获得的和平安定局面，却要在一天之内破坏掉；花费十分费用取得的胜利成果，却因爱惜一分而令其全部付之东流，我私下里为国家感到不安。望陛下在尚未发生变乱和尚未爆发战争时稍加留意，以遏止边疆战祸的萌生！”奏章呈上，哀帝醒悟，于是召回匈奴使者，更换致单于的国书，表示允许单于朝见。随后赏赐扬雄丝帛五十匹，黄金十斤。单于还未动身，就赶上生病，于是又派使节到汉朝，希望将朝见推迟一年。哀帝同意了。
＇12＇董贤贵幸日盛，丁、傅害其宠，孔乡侯晏与息夫躬谋欲求居位辅政。会单于以病未朝，躬因是而上奏，以为：“单于当以十一月入塞，后以病为解，疑有他变。乌孙两昆弥弱，卑爰强盛，东结单于，遣子往侍，恐其合势以并乌孙；乌孙并，则匈奴盛而西域危矣。可令降胡诈为卑爰使者来上书，欲因天子威告单于归臣侍子，因下其章，令匈奴客闻焉；则是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者也。”
＇12＇董贤尊宠日盛，丁、傅两家之人十分嫉妒他的得宠。孔乡侯傅晏与息夫躬谋划取得辅政大臣的地位，正巧匈奴单于因病不能来朝见，息夫躬趁机上奏，认为：“单于应当在十一月入塞，后来自己说有病不能来，怀疑可能有其他变化。乌孙两位昆弥势力弱，逃亡在外的卑爰则强盛，他东去与匈奴单于勾结，还派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侍奉单于，恐怕他们会联合起来吞并乌孙。乌孙被吞并后，则匈奴势力强盛而西域陷于险境。可以让归降朝廷的西域胡人假扮卑爰的使节来长安上书，请求借天子之威对单于施加压力，让其归还人质，崐趁把奏书交与主管机关处理时，让匈奴的使者知道。这就是所谓：‘上等的战术是破坏敌人的谋略，其次的是断绝敌人的外援。’”
书奏，上引见躬，召公卿、将军大议。左将军公孙禄以为：“中国常以威信怀伏夷狄，躬欲逆诈，进不信之谋，不可许。且匈奴赖先帝之德，保塞称藩；今单于以疾病不任奉朝贺，遣使自陈，不失臣子之礼。臣禄自保没身不见匈奴为边竟忧也！”躬掎禄曰：“臣为国家计，冀先谋将然，豫图未形，为万世虑。而禄欲以其犬马齿保目所见。臣与禄异议，未可同日语也！”上曰：“善！”乃罢群臣，独与躬议。
奏书呈上，哀帝召见息夫躬，然后召集公卿、将军，举行大规模的讨论。左将军公孙禄认为：“中国经常依靠威望和信义，令蛮族归附，而伏首听命，息夫躬却先设诈谋对付匈奴，进献这种不讲信义的计策，是不能允许的。况且匈奴依赖先帝的恩德，自称藩属，替汉朝保卫边塞。现在单于因患病不能来朝贺，派使者前来陈告，并不失臣子的礼节。我公孙禄敢保证，直到我死，也不会看到匈奴成为边境的忧患。”息夫躬拉扯公孙禄说：“我为国家着想，才希望在事变未发生前，就先设下防范的计策，预先推测出还未形成的阴谋，我这是为万世安危着想，而公孙禄却只想以他的有生之年保证看不见事变，我与公孙禄的不同意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哀帝说：“好！”便命群臣退下，单独与息夫躬磋商。
躬因建言：“灾异屡见，恐必有非常之变，可遣大将军行边兵，敕武备，斩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厌应变异。”上然之，以问丞相嘉，对曰：“臣闻动民以行不以言，应天以实不以文，下民微细，犹不可诈，况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见异，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觉悟反正，推诚行善，民心说而天意得矣！辩士见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历，虚造匈奴、西羌之难，谋动干戈，设为权变，非应天之道也。守相有罪，车驰诣阙，交臂就死，恐惧如此，而谈说者欲动安之危，辩口快耳，其实未可从。夫议政者，苦其谄谀、倾险、辩惠、深刻也。昔秦缪公不从百里奚、蹇叔之言，以败其师，其悔过自责，疾诖误之臣，思黄发之言，名垂于后世。愿陛下观览古戒，反复参考，无以先入之语为主！”上不听。
息夫躬乘机建议说：“灾异屡次出现，恐怕一定会有非常的事变。可以派遣大将军巡查边塞部队，整顿武备，斩一个郡守以树威，震动四边蛮族。用这个方法应合天象应异。”哀帝认为有道理，就用这个建议去询问丞相王嘉。王嘉回答说：“我听说引导下民，靠行动不靠言辞；应验天变，靠实质内容而不靠表面文章。下民虽然卑微弱小，仍然不可以对他们使用诈术，更何况对于上天神明，难道可以欺骗吗！上天显示变异，是用来告诫人间的君王，想让他们觉悟，改正过失，诚心诚意推行善政，民心欢悦，上天就满意了。善辩之士只看见事物的某一方面，有时荒谬地用自己的意思附会星象，凭空捏造出匈奴、西羌将要发难的预言，谋划大动干戈，设下权变的计策，这不是应合上天的正道。郡太守、封国相有罪，就应驱车奔驰到皇宫门前，反缚双臂赴死，恐惧到如此地步，而摇唇鼓舌之人却妄图动摇国家的安全，把国家推向危难，雄辩的口舌只图一逞痛快罢了，实际不可听从。讨论国家大事，最让人头痛的是那些谄谀、阴险、诡辩、用心恶毒的建言。从前，秦穆公不听从百里奚、蹇叔的劝告，因而军队大败。他悔过自责，痛恨那些误国的大臣，想起白发老人的忠告，作《秦誓》以悔过，并得以名垂后世。愿陛下观览古代的戒鉴，反复思考，不要被先提出的建议所左右。”哀帝不听他的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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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三十五卷
汉纪二十七 孝哀皇帝下元寿元年（己未、前2）
汉纪二十七 汉哀帝元寿元年（己未，公元前2年）
＇1＇春，正月，辛丑朔，诏将军、中二千石举明习兵法者各一人，因就拜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1＇春季，正月，辛丑朔（初一），哀帝下诏，要求将军、中二千石官员，各推举通晓军事、熟悉兵法者一人，借此授任孔乡侯傅晏为大司马、卫将军，阳安侯丁明为大司马、票骑将军。
＇2＇是日，日有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