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韩非子》五（《亡征》），第 267 页；《淮南子》六，第 13 叶；八，第 1 叶；《盐铁论》六（《散不
足》），第 204 页。又见以上注 61。
② 《史记》卷一二七，第 3215 页以下。
信占卜。这些人中有试图消除引起怀疑的明显矛盾之处的水利工程专家王景
以及天文学家张衡。孔子的后裔孔僖则反对他们的观点，他拒不听从阻止他
就任官职（因为预言说就任不吉利）的劝告；他认为命运取决于个人而不是
占卜。当顺帝（公元 １２５—１４４ 年在位）提出用占卜来决定哪一个他宠爱的妃
子应提升为皇后时，他遭到了一些人的制止，他们不相信占卜会选择正确的
人选。①
所表达的这些不同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附带地记载在一些主要人物的
传记之中。在王充和王符的著作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曾企图专门讨论占卜
的价值。这两个作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时期的特点可能影响了他们的
世界观。
王充（公元 ２７—约 １００ 年）生活在重整和巩固皇权的整个时期，并且目
睹了它的扩大及其卓有成效的成就。他以怀疑论者的立场来写作，对于在重
视物质力量时代的他的一些同时代人竟然作出某些理智上轻率的假设感到震
惊；他对占卜活动的批判是基于理性的原则。他发现进行占卜的方式和对符
号的解释都是有矛盾的。他表示，不论是龟壳或蓍草，都不能真正认为具有
超人的力量或智慧，天和地也不能说具有可据以向人类传达它们意志的物质
手段或机能，而有人却声称，使用的占卜方法就具有这种能力。王充更不相
信占卜是确定天或其他神灵的意志的手段。这种信仰假定天或其他天体愿意
于涉人的生活，并向人类降福或降祸；王充认为没有证据能证实这一主张。②
王符（约公元 ９０—１６５ 年）生活在王充以后约 ５０ 年，当时政府正因它的
苛政、压迫、循私和奢侈而受到攻击。他作为一个社会或政治批判家而不是
作为理性主义者而写作，他的主要关心之一是号召恢复高道德标准。与王充
不同的是，他相信某些占卜活动的效验；他批判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过分进行
这类活动和它们引起的弊病和腐化。如果占卜阻止以其他理由来考虑一个有
分歧的问题——特别是考虑拟定行动的道德标准，他更是坚决地反对。王充
主张取消一切的占卜活动，而王符则准备支持那些谨慎使用的占卜。①
约生于公元 １８０ 年并在汉末写作的仲长统表达了另一种观点。他对自己
见到的周围的一些现象——信心的衰退、政治凝聚力的涣散、社会的破坏—
—深为不安。他作为一个人本主义者著书立说，号召必须依据人的评价和判
断来作政治决定。他痛斥像巫师、占卜者、祈祷者的集团，因为他们大肆进
行欺骗活动。那些相信天道而不顾人事的人正在散布混乱和扰乱人心；使用
这些人甚至会导致王朝的灭亡。因为一旦一个君主坚持用人唯亲而不是用人
唯贤来任用官员，那么不论他为行动选择什么吉时，不论他怎样去求教龟壳
或蓍草，也不论他献祭多少牺牲，都不能阻止他的垮台。②
① 《汉书》卷九九下，第 4190 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 3 卷，第 463 页）；《曰虎通》六，第 3
时及各处。关于王景，见《后汉书》卷七六，第 2466 页。关于张衡，见《后汉书》卷五九，第 1911 、1918
页。关于孔僖，见《后汉书》卷七九上，第 2563 页。关于顺帝之事，见《后汉书》卷四四，第 1505 页。
② 《论衡》二四（《讥日》），第 985 页以下；二四（《卜筮》），第 994 页以下（福克：《论衡》第 2
卷，第 393 页以下；第 1 卷，第 182 页以下）。
① 王符的《潜夫论》有四处谈论了占卜的不同方面及有关的题目，即卷六（《卜列》、《巫列》和《相列》），
第 291—314 页，卷七（《梦列》），第 315—323 页。
② 《群书治要》四五，第 26 叶；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所作：《文明和官僚政治：
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式》，H。M。赖特英译，芮沃寿编（纽黑文，伦敦， 1964）第 213 页以下。
宇宙及其秩序
空间、时间和诸天
如同其他的文化，在中国也有材料证明，从古代起人们也关心诸如人周
围的宇宙的形态、地球在天空的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等问题。神话
学也含蓄地提到由此产生的种种思想，如到达仙境的一重重的天，或神仙借
以到达另一境界的阶梯。根据一个著名的传奇，在两个神仙的一次大战中，
支撑天的一根支柱倒下，于是大地之间的相对平衡被破坏，天朝西北斜倾。
《楚辞》中一首寓言式的诗以问题和谜语的形式提出了许多这方面的问题。①
对地球在浩瀚的空间的位置和它与其他天体的关系的理智的解释表现为
三种主要形式。根据在公元前 ２ 世纪提出的一个理论，天一天旋转一次，形
成了地球之上的苍穹；天有星座，北极星形成众星座围绕它转动的中心。这
就是盖天论。大约一世纪以后，有人提出另一个称之为浑天论的理论。根据
这一理论，天被设想为围绕地球四周的空间的扩大，天的圆周可分成 ３６５ １／４
度。到汉末，又出现了一种理论。它认识到天无边无际，各星座在其周围随
意地和独立地移动。②
中国人与其他文化的民族一样，也十分注意星辰及其运行情况，这点儿
乎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星辰及其正常的运行是人能观察到的最永恒的特征，
通过把人世及其变化与星辰联系起来，人就能力图与比其短暂的生命更长久
的某种体制联系起来。
由于中国人普遍地把宇宙看成是单一的实体，这种联系就更加有力了。
在天与天体、地与其创造物、人与其活动这几大领域之间没有严格的分野。
在单一的宇宙内部，上述几类领域中的任何一类发生的事情，即使与其他两
类风马牛不相及，也对它们产生直接的影响。有人甚至说这种关系是如此强
烈，以致可以说，为了与天上发生的现象相呼应，人世也必定要发生类似的
事。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对王朝和政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①
天与地的关系以及对圆天覆盖方地四周的认识在图画中表示了出来。人
们知道，至少一个宗教遗址——可能是辟雍——的设计是圆穹包着方地。在
营造某些坟墓的砖上镌刻这类图案的习惯也是为了提醒人们这一宇宙的真
理。表示其他永恒现象的提醒物，如星座，同样是汉墓中发现的装饰性设计
的重要内容。②
在天文学和占星术之间，在观察、测量、计算天体运行的企图和把这类
运动与人的活动和命运相联系的企图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区分。公元开始前
① 《淮南子》卷四，第 4 叶（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1 页）；《楚辞》三（《天问》）（霍克：
《楚辞》，第 45 页以下）。关于运用神话地理学的另一个例子，见《淮南子》卷四（梅杰：《汉初思想中
的地形学和宇宙学》。
② 李约瑟等：《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310 页以下，克里斯托弗？卡伦：《李约瑟论中国的天文学》，
载《过去和现在》， 87（1980），第 39—53；鲁惟一：《中国人的生死观》，第 54 页以下。
① 毕汉斯：《〈前汉书〉各种凶兆的解释》，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127—143 页。
又见以下《董仲舒和天的警告》。
② 关于辟雍，见前《帝国崇拜》。关于图案中的星辰和星座，见肯特？芬斯特布施：《汉史概要及题材索
引》（威斯巴登， 1966、 1971）；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第 112 页以下。
已编成一大批这方面的文献，它们包括一些可能有图解的著作。收在《汉书》
中的天文志可能是马续约在公元 １５０ 年以前所编，其中列出了 １１８ 个有名称
的星座和 ７８３ 颗星。现存的一件文书约在公元前 １６８ 年前埋入一座墓内，它
以表格的形式列出了公元前 ２４６ 至前 １７７ 年各星体升落的时间和方位。③
这类文献记载证明了中国的天文学者的过细的观察和他们长期不懈地进
行记录的活动。一部非官方的文书画下的不下于 ２９ 颗不同彗星的形状可能是
一个人整整一生的观察所得，这说明有些无官职的人对这个问题的注意。但
是更重要的是设置太史令等官职。这些官员的职责之一是把这些观察记在帝
国档案之中。
这些记载要依靠熟练的观察，可以这样说，随着观察工具的日益精巧，
这些记载的精确性也越来越提高。已知早在公元前 ４ 世纪或 ３ 世纪就已经使
用日晷。在公元前 １ 世纪，在另外的记载中以支持国家干预中国经济而著称
的耿寿昌发展了“赤道仪”。公元 １０２ 年，贾逵又随之制造了“黄道仪”。
不久，张衡制作了浑仪（公元 １３２ 年）。在后汉时期，内藏必要仪器的国家
天文台位于洛阳南城墙外的灵台。①
至迟从公元前 ５ 世纪起，黄道的划分已被确定，这牵涉到某些已知其名
的星座。这 ２８ 个星宿以 ３６５ １／４ 度的圆周的度数测量，其范围相差悬殊。当
时已知道黄道倾斜地与想象中的天上的赤道相交，约在公元 ８５ 年，傅安测出
了倾斜的交角。虽然据说约在 ８０ 年之前刘向已开始了解和解释日月蚀的原
因，但这些仍被视为异常事件，即那些需要作出解释和应用于政治事务的预
兆。
除了用 ２８ 宿来解释天的概念外，还有一种对天的理解，即天根据木星的
运行被等分为 １２ 部分。通过强调天地间的感应，有些天文学者把这 １２ 部分
与汉帝国疆域的特定的划分联系起来；这样天上某一部分的活动就可以指望
人间对应地区发生类似的活动。可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天由五官组成，五官
则与被认为是与控制一切存在物的五行相对应的。②
时间的测量和历法的颁布与天文学紧密相关，也是帝国官员的一件关心
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何时开始充分注意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但是早
期的材料见之于《书经》。①在帝国以前时期，大部分国家（即使不是全部）
保持自己的历法，由各自的有权威的官员颁布；其中周王室的历法被认为高
于其他国家的历法。
秦汉的帝国政府依次承担颁布权威性历法的责任，并且坚持这种权利。
这些历法被用来计算帝国行政中的一切日程，例如确定征募劳工的时间，或
③ 《汉书》卷三十，第 1763—1765 页列出了关于天文学主题著作的 22 个条目，并举出 21 名专家。绝大部
分的这类著作写在帛卷上， 这样就便于在上面作图。关于《汉书》卷二六的编纂者马续，见《后汉书》（志）
卷十，第 3215 页。关于马王堆的文书，见鲁惟一：《近期中国发现的文书初探》，第 122—123 页。
① 关于这些仪器的发展情况，见马伯乐：《汉代的天文仪器》，载《中国佛教文集》第 6 卷（布鲁塞尔，
1939），第 183—370 页；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284 页以下。关于耿寿昌，见斯旺：《古代
中国的粮食和货币》（普林斯顿，1950），第 192 页以下。关于张衡及其浑仪，见李约瑟著作第 3 卷，第
217 页以下。关于灵台，见毕汉斯：《东汉的洛阳》，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 48（1976），第 62
页以下； 王仲殊：《汉代文明》，第 38 页以下及图 42（其解说词误为北魏，实际上应为后汉）。
① 高本汉；《书经》，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2（1950），第 3 页；《书经》的这一部分也许在
公元前 4 世纪甚或 3 世纪写成。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 3 卷，第 188 页。
者任命官员或封赏官爵的日期。对于帝国文官因需要分发大量文书和确定节
日和季节性农活的正确时间来说，定出精确的日期是必不可少的。还必须设
法使官员和农民进行工作的时间与下面将要讨论的循环和节奏的需要完全一
致。②
颛顼历的制订势必随着观察和计算的日益精确而随之进行调整和修改。
进行这项工作的专家们需要确定若干变异因素，如一年开始的时间，或者在
一年的哪段时间应包括闰月。一年中有的月为 ３０ 天，有的月为 ２９ 天，所以
就必须规定哪些是大月，哪些是小月。
至迟从公元前 ２６５ 年起秦国就已采用颛顼历，该历法定出一年从十月开
始，一直通行到公元前 １０４ 年采用新历法时为止，新历法则定一年从正月开
始。王莽统治时在刘向的指导下又作了更改。已知汉代的最后一次历法变化
发生在公元 ８５ 年，这时人们认为新的四分历比它以前的历法更加准确。有时
在进行这些调整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考虑。它们可以用来表示王朝的自信心
或开创新纪元的意愿，或者以此把自己与一个过去的政体联系起来。①
在秦朝和汉初的几十年，每个皇帝即位时开始纪年。当公元前 １６３ 年文
帝在位时开始第二次纪年时，情况稍有变化。景帝在位对首先在他即位（公
元前 １５６ 年）后纪年；然后在前 １４９ 年改元；最后又在前 １４３ 年改元。在武
帝朝（公元前 １４１—前 ８７ 年）时，他采用 了崭新的制度。
新制度采用一种适当的名词；新名词可能表示一件吉祥的事件，或是皇
帝的某一丰功伟绩，或是表示政府宣称要化为现实的人世的理想境界。这些
两个字的名词被用作称呼年份的年号，以后的年份则以此年号逐年计数（例
如公元前 １１０ 年定为元封，称元封元年，公元前 １０９ 年则为元封二年，依此
类推）。这一制度适用于武帝朝起的所有年份，并用作一种政府据以表示其
意图或弘扬其成就的宣传性的手段。②
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