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皇家图书馆。但是,给予汉王朝的致命一击却留给了中国历史上最引人注
目的人物之一的曹操(公元 155—220 年)。
曹操出身微贱,是大诗人、大战略家,也是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家;他
反对儒家的礼仪和道德束缚。在他于公元 220 年死后,紧接着他的儿子曹丕
② 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载他的《中国的文明和官僚政制:一个主题思想的变异形
式》(纽黑文和伦敦,1964),第 198 页以下。
③ 关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意义,见张朝孙(音):《白虎通》;以及上面第 14 章《后汉时期的官学》。
① 见下面的《公元 3 世纪的哲学复兴》。
② 见上面第 3 章《宦官的作用》;第 5 章《灵帝的选择》和《王朝权力的崩溃》。
③ 见上面第 5 章《大放逐(党锢之祸)》。
建立了魏王朝(公元 220—264 年),它自称在中原地区代汉而兴。可是,另
外两个国家占有了中国其余的部分:蜀据西部,即四川(公元 221—263 年);
吴据南方,最初都武昌,后来都南京(公元 222—280 年)。这就是所谓的三
国时期。
汉代末年民间的道教
在汉王朝末年爆发的骚乱当中,长期隐藏的民间道教阶层在公元 184 年
爆发的一系列叛乱中公开露面了。按照六十花甲子的计年法,这一年恰好是
新的一轮甲子的开始。①这些叛乱受道家乌托邦的鼓舞,并且是周期地向儒家
政府的窳政挑战的所有农民叛乱和秘密会社的前驱。这种由自己称帝并自任
宗教领袖的人领导的叛乱,从公元 2 世纪中叶起就有记载;至于鼓舞他们的
宗教信仰,历史学家却并没有告知我们。公元 184 年,仅几个月内就爆发了
两起各不相涉的运动:一为黄巾运动,一为五斗米运动。前者之名源于他们
头戴黄头巾(黄色代表黄帝,他们把他和老子一起当做他们的庇护人);后
者这样取名是因为他们每人须向共同的组织,特别是义舍交纳一定数量的粮
食;义舍要为游方或静修的信徒提供食宿。
黄巾军集中在国家的东部,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因为这里的宗教情绪向
来很高;五斗米道则起于西部,在四川及陕西的几处边境。这两个运动的领
袖都姓张,但两个张家似乎并无关系。在东部的三个领袖称为三张:即张角
和他的两个兄弟张梁和张宝:他们的活动在十年之间越闹越大,但在公元 184
年末由于曹操的帮助而被打败,并被杀害。在西部也是三张(看来他们与东
部的三张并无血缘关系):即张陵(后名张道陵),他的历史情况不详,但
道教教会的祭酒后来都承认是他的后裔;他的儿子张衡,也未必有更多历史
可考;张陵的孙子为张鲁。此外,还有一个张修,他可能是这个运动的真正
创始人,但据认为是被张鲁杀害的。看来张鲁的目的不是要取代帝国的权力
制度,而是要改良它。他设法当了这个庞大的政治和宗教会社的头目,直到
公元 215 年他与曹操合流才使运动草草收场,他被曹操加官进爵,并且与曹
氏联了姻。而到了 184 年底黄巾军领袖全部被杀,此后的运动只有零星的余
波而已。道教传统的奠定应该是来自西部的三张,而非东部的三张。
这两个运动的差异是如此之大,致使某些学者把它们看做是十分不同的
两个运动,其中的一个在“道教”的真正气味上更浓于另一个运动。①但是在
实际上,尽管史料往往有我们弄不清楚的细节上的差别,它们却有很明显的
结构上的相似之处,因此能允许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考虑。②人们有时说,
黄巾军遵循太平道,西部的叛乱者则是遵循天师道;但是“天师”之名见于
中国东部,而“太平”的乌托邦思想则是这两个运动共具的目标。在中国西
部,叛乱者们口中念念有词的是老子的“五千言”,据说重复地念它可以产
生神奇的力量。可是,敦煌所发现的《想尔注》通常被归之于张鲁名下,它
对《老子》所加的注则以道德为主。③在东部,他们宁可以《太平经》为指针。
或许主要的区别是,西部的叛乱者混杂有当地的非汉族土著,他们对五斗米
① 关于这种甲子周期,见上面第 12 章《空间、时间和诸天》。
① 见保罗?米肖:《黄巾军》,载《华裔学志》,17(1958),第 79—86 页。
② 见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 50(1963),第 5 页。
③ 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 1956);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
1969),第 75—80 页;吉冈义丰:《道教的长生之愿》(东京,1970),第 50—53 页。关于“想尔”(似
乎是用于冥观静思,因而变成了一个长生久视的人物的名字),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续论》,载《福
井博士颂寿纪念东洋文化论丛》(东京,1969)。又见威廉? G?博尔茨:《从马王堆帛书看〈老子〉“想
尔注”的宗教和哲学意义》,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通报》,4511(1982),第 95—117 页。
道的信徒的思想和实践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在这两个运动中,它们的思想和实际活动都受一种神道设教的弥赛亚思
想的启示,其根源可追溯到前汉末年,那时有个山东人进呈过一本《包元太
平经》给成帝(公元前 33—前 7 年在位),据说此乃天帝所授,以使汉王朝
更新天命。①在公元前 5 年,他的继承人汉哀帝(公元前 7—前 1 年在位)因
被病魔所侵扰,故自号太平皇帝。后来黄巾军所采用的关于太平的乌托邦思
想因此据称是渊源于古代。它后来也被佛教徒叛乱者所采用,到了 19 世纪又
再次被自称为基督教的太平军叛乱者所采用。②
至于作为黄巾军权威圣典的《太平经》的文本,据认为它是公元 2 世纪
中叶以前琅邪(山东,黄巾军的又一发源地)人于吉(又名于吉)所传布;
此书的一部 170 卷抄本曾经呈献汉顺帝(公元 125—144 年在位)。可是,这
部卷帙浩繁的汉代版本只剩下了几句引文。敦煌手稿中曾发现一部残卷和目
录,但是,它的版本不会早于公元 6 世纪之末。③不管怎样,这个文本不可能
与原来的版本相同,因为它的暗示和借喻都出自佛教。或许这部包含在明代
《道藏》中的 47 卷《太平经》也是出自六朝的版本。①对我们来说不大可能
从它的文字中获得什么东西,这表明它和所谓的《老子》一样,这部特别的
著作强调的是这个教义的道德方面。它劝人们讲孝道,要顺从和表示忠诚;
但是它也包含用魔法治病的劝告;劝告人们实行“养生”术和“尸解”之术,
以便死后得升天堂;②也劝告人们内观自省以“守一”。这后一词是佛教徒为
翻译梵文 sa-mādhi(等持;即 mental concentration,智力集中)而采用的。
后汉的道教会社是按照军事、行政和宗教结构组织起来的。东部的这种
会社被分为 36“方”(“方”字也用于指那些知道魔术处方的人),他们据
认为有治病的能力。在西部者,则划分为 24“部”或“治”,主其事者有“祭
酒”——这是一个旧名词,指民间社会的当家尊长,由他主持当地筵宴并首
先酹酒祭神。它后来变成了汉代行政术语中的一个官衔。③它的刑法带有宗教
性质,如果生病,便象在乌托邦中叙述的那样,被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补
救的办法是当众忏悔、行善和退入“静舍”以省察过错。信徒们分为道父、
道母、道男和道女。
西部的张姓三领袖自称为“天师”;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已被神
化为天子的顾问和教师——在地上的代表。在东部,张角被尊为黄天,这表
明他渴望帝王的尊荣;他或者用“天公将军”的名号,他的两个兄弟则分别
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以符合古代宇宙三位一体的那一套词令。
① 《汉书》卷七五,第 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278 页以下。
② 有人认为“太平”意指“大平等”,但这种说法可能有时代错误;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
危机》,第 192 页。
③ 施友忠:《中国的某些叛乱思想意识》,载《通报》,44(1956),第 150—226 页。
① 关于《太平经》的书目可见于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 193 页注 5;以及马伯乐和
白乐日:《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巴黎,1967),第 90 页注 2。又见《汉学书目评论》,6(1960),
第 593 号;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东京,1952),第 214—255 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
生之愿》,第 415—448 页。
② “养生”和“尸解”:象蝉蜕皮那样。
③ 关于这个字在官方制度中的用法,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牛津,1980),第 14、15、17、23、
60、98、102 页。
虽然道教会社在中世纪时代曾仿照佛教榜样组织了自己的教派组织,但汉代
叛乱者的许多组织机构都一直保持到了中世纪。
据认为,这些叛乱者的某些信仰和实际活动显示了约在那时正传入中国
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例如施舍财物,济孤和
救贫);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dāna)方面的
行为。在这方面看重的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至少只饮适度的酒;
还有关于老子的圣洁怀胎说及其生于母亲右胁之说,虽然这种传说最初是在
公元 4 世纪才有的。同样地,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
的“化身”(nirmāna-kāya)的启发而来的。
但是,我们这些材料的年代很不确实,很难得出精确结论;大多数专家
倾向于应予怀疑借鉴佛教之说。①可是,如果大批道教信奉者竟然不象其他材
料所描述的公元 194 年在黄巾军活动的心脏地区楚国东北的彭城的情况那
样,未和大量佛教徒接触,那会是使人感到很惊奇的。这些佛教徒既礼佛,
又拜黄老。②不管怎样,道教运动一定使大批中国人接受并支持一个独立于国
家之外的宗教社团,象佛教的“僧伽”那样。
另外,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还有一个奇异的外国因素,它使人在几个方
面回想起罗马帝国在中国的神秘形象。在中国著作中这就是所谓的“大秦”,
其意近似“大亚细亚”。中国人描述它是个外域的安乐土,是由于无知而加
以理想化的结果,正象西方也往往把中国作如是想一样。在汉代末年,道教
徒在描述和丰富关于大秦乌托邦的形象上似乎是出了力的。③
太平教的弥赛亚不外乎是要神化老子。他在东部被叛乱者用黄老的名义
崇拜,但在西部又被人们崇奉为“太上老君”。早在公元 165 年,桓帝(公
元 146—168 年在位)命刻老子铭并立碑,次年他又隆重地祭祀了老子和佛
祖。①在老子的铭文中说他是位一万古千秋的尊神,他生活在天上,主宰宇宙;
他君临下土,以便给地上的皇帝提出建议。关于老子的变化可见于敦煌发现
的《老子变化经》,此书必然是出自西部的叛乱者之手。②最后一次变化身形
(化身,即 avatars)是在桓帝时期的公元 155 年,书中提到的最后日期是
公元 184 年,即各地叛乱大爆发的那一年。
后来老子变化身形的次数累计达 81 次;其中有一次竟是指波斯人摩尼,
因为摩尼教已于唐代到达中国。据称老子有一位作为对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
弥赛亚,这位神秘人物是与他同姓的李弘。③归于这位不幸哲学家名下的这部
著作最后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纷加以注释的目标,例如隋代一位佛教小
册子作者(法琳,公元 572—640 年)就把它归于张陵的名下。其注说:“道
可道”,就是指早晨要吃得好:“非常道”,就是指它们晚上变成了粪便。④
① 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第 56—58 页;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冈山,
1964),第 9—21 页;塞德尔:《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第 105—110 页。
② 见下文;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 27 页以下。
①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 43—50、121—157 页。
②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于老子的神化》,第 59—75 页。
③ 见安娜?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的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载《宗教史》,912—913
(1969—1970 年),第 216—247 页。
④ 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1924—1928》,卷 52,第 2110(6),第 532。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376 页。
佛教的传入
正当道教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园。中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
种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亚于他们自己
的思想。这是一种震动,使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来。
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阶段,才能正视印度的这种教义,知道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国总是保留着它最初嫁接的痕迹,而且据说中国
的佛教不大象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而是适应中国的特殊的新佛教。①
第一次渗入
汉代的官员在公元前 1 世纪首次深入到中央亚细亚,在下一个世纪又再
次出现在中央亚细亚。自此以后,他们就出现在这条国际交通线上,在这里,
印欧语系诸王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影响下繁荣起来,从这时起,就出现了
称呼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