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犹豫不定。除了以丝绸换取马匹和玉器外，中国已学会种植和利用新的作
物和果品，如苜蓿（三叶草）、石榴和葡萄树。在长安城，汉帝举办宴会、
展览和其他形式的娱乐活动，使来访者深感汉帝国的富强，其中有些外国人
（如匈奴的金日ｃ ）被说服为汉帝国效劳，甚至升任最高的文官；其他许多
人因被封为帝国的侯而为汉朝效忠。②
知识和宗教方面的支持
精神的发展（其影响持续的时间远比汉代长久）在武帝时期的突出表现
与组织地方、发展经济、或扩大中国人在新开发地区的利益等计划同样引人
注目。在武帝朝的写作方面，司马相如（约公元前 １８０—前 １１７ 年）给称之
为赋的一种诗的新体裁树立了样板，影响了以后几个世纪的文学发展。①与他
同时代的董仲舒（约公元前 １７９—前 １０４ 年）从宇宙的角度解释人事，认为
人事是范围更大的造化的万物体系的一部分；他的归纳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公
认为是儒家思想正统的部分基础。②约死于公元前 １１０ 年的司马谈与其子司马
迁（约死于公元前 ８６ 年）一起，创造了一种历史新形式，它在长达两千年中
一直是范例。③虽然由于这些或类似的贡献，诗、哲学和历史写作都得到了新
的动力，武帝本人却没有明显地关心这些活动，尽管文献记载中的确收有被
认为是出于他笔下的一些短诗。我们更多地听到的是他在国家的宗教祭礼和
个人信仰方面的个性和活动。
通过参加既定的祭礼和举行某些新的仪式，武帝以皇帝专用和不准其他
凡人使用的方式来为国家的利益服务。作为尘世人类命运的最高裁决者，他
正在采取与超凡的神圣力量联系的措施，以期获得它们的保护和赐福。下面
将要谈到，当改造派的态度代替了时新派的主张时，对这些力量的观念是怎
样发生变化的。④
汉武帝从前人继承了在建于雍的神坛祭祀五帝的任务。但他在履行其义
① 由于缺乏完整的材料，确切的数字不详。新郡包括：西北的两个，东北二至四个，北方两个，西南三个，
西边两个，南方九个。
① 见《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上、下；伊夫？埃尔武厄（吴德明）：《汉代宫廷诗人司马相如》
（巴黎，1964）；《〈史记〉司马相如传译注》（巴黎，1972）。
② 见《汉书》卷五六。《春秋繁露》被认为是董仲舒所作，但有人对该书的全部或某些部分的可靠性表示
怀疑。
③ 关于这两名作者的重要性，见何四维：《关于汉代历史学的几点意见》，载《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家》，
比斯利和浦立本编（伦敦，1961），第 31—43 页；伯顿？沃森：《英译〈史记〉》（纽约，1958）。
务时比他们更加虔诚，他首先在公元前 １３４ 年来到神坛，以后去了七次。为
了补全对那些被认为进行千秋万代和无远弗届的统治的神祇的祭祀，武帝在
公元前 １１４ 年举行了对后土的祭祀，以及在公元前 １１３ 年对太一的祭祀。以
后他五次在汾阴祭祀后土，三次在甘泉祭祀太乙。在开始举行这些形式的祭
祀的同时，朝廷还设置乐府，其职责是为仪式作音乐伴奏；正史中还保存着
１９ 首歌颂这些盛典的颂诗文本。①
除了代表王朝参加这些祭祀活动外，武帝个人还沉溺于寻求通往长生的
道路。如同秦始皇时期那样，这条通往长生的道路这时被认为是经过神圣的
蓬莱岛而后道经东方的仙境而展现的。还有报道说，汉武帝易听信方士的主
张，这些人答应使他长生，或让他的一个死去妃子复生。这些记载都可在严
肃的正史中找到；从公元 ３ 世纪的文献开始，这些记载连同武帝的神话变成
了荒诞之说和传奇；而武帝则成了具有半仙法术并与西王母有来往的君主。②
武帝朝最壮观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可能是公元前 １１０ 年在泰山举行的封
禅。汉帝耗费巨资，浩浩荡荡地巡幸这一圣岳，其远行的目的似乎又是寻求
长生。这一次主要祭祀可以促成所希望的幸福的黄帝。这时这种新的祭祀方
式被接受，可能是因为一般方士已受过考验，并被发现都不够格，他们的诺
言也都未实现。③
在知识方面，公元前 １０５ 至前 １０４ 的这一年形成了帝国自豪和自信感的
高潮。大约在 ６０ 年以前，贾谊曾经徒劳地提出，王朝应采用土德，以代替秦
采用的水德。这时，朝廷认定改变五德之运的时机已经成熟，这表示王朝自
觉地对自己的力量和权威有了信心。汉朝的命运与宇宙的循环运动牢固地联
系在一起，根据这一规律，一个阶段，即五行中的某一行，将定期地让位给
其后继者；通过改崇五行中的土以代替水，汉王朝向世人表明，它因征服了
前一王朝而有权进行统治。其他象征性的变化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如
采用新历法和国家的高级官职改用新的名称。特别是从公元前 １０４ 年起，王
朝以新年号纪年；选用的年号为“太初”。①
王朝的混乱
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很快使那些经历了公元前 １０４ 年开始的新时代的人
们的乐观情绪化为泡影。政府在五年之内，不得不任命专使用武力去恢复秩
序。可能是在公元前 ９０ 年颁布的一道诏令暗示了民不聊生和盗匪横行的事
实，还提到应采取极端行动去消灭这些现象。特别是汉朝在公元前 ９１ 至前
９０ 年经历了一场几乎使皇室垮台的王朝危机。自公元前 １２２ 年以来，王朝第
一次没有正式指定的皇位继承人；公元前 ８８ 年出现了一次暗杀皇帝的未遂行
① 武帝于公元前 123、122、114、113、110、108 和 92 年驾临雍；于公元前 107、105、104、103 和 100 年
驾临汾阴；于公元前 106、100 和 88 年驾临甘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66 页以下、
第 193 页以下。
② 关于东方仙境和对它的描述及西王母和西方仙境的描述，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路：中国人对长生之
追求》（伦敦，1979），第 2、4 章。
③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84 页以下。
① 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17 页以下。
动。②
产生这些动乱的原因部分是宫内后妃及其家族的势力日益扩大。在文帝
和景帝两朝，妇女不能在政治舞台上左右一切。文帝之后和景帝之母窦后可
能劝说她周围的人要恪守道家对待生活的美德，但是她没有促进她家族事业
或对政策施加影响的非分之想。她的亲属只有窦婴一人在政府担任高官。①
可能是公元前 １３５ 年窦太后之死和她的起限制作用的影响的消失，才使武帝
的政治家们放手地采用他们的新的积极的政策和措施；但同样可能的是，这
些发展与她在朝廷施加的任何影响无关。
一种更复杂的国内局势成了武帝时期的特色。一批外戚担任了国家的高
级官员；从政者能够把他们的女儿嫁给皇室的成员；最后他们成了国丈。政
治的倾轧已与帝位的继承问题联系起来。某个政治家及其同伙的失势，或他
政策的失效，可能取决于皇后或太子的命运。
产生这些结果的暴力行动可从武帝第一个姓陈的皇后的例子中看到。她
在公元前 １４１ 年被封为后，但未能生育继承皇位的后嗣。为了使她摆脱困境
和不受其竞争者的妒忌心的折磨，她的女儿求助于巫术；这些活动被发现后，
皇后被废，与此事有牵连的不下 ３００ 人，他们都被处死（公元前 １３０ 年）。
陈后被废之后有卫后（公元前 １２８ 年被封）及李妃、赵妃、王妃和另一
个李妃。她们的亲戚在制订汉朝的政策时和在武帝朝的政治舞台上起了重要
的作用。②中国的两名杰出的将领卫青和霍去病分别是在公元前 ９１ 年被迫自
尽的卫后之弟和外甥。霍去病之异母弟霍光和霍光之子霍禹在霍家于公元前
６６ 年失势前在政治上起了领导作用。卫后之子刘据在公元前 １２２ 年被宣布为
太子，在公元前 ９１ 年自尽而亡。他的孙子（以其帝号宣帝著称）在公元前
７４ 年登位，并娶霍光之女。
在公元前 １０４ 至前 １０１ 年率军远征中亚、后来投降匈奴的将领李广利是
李夫人之兄；李夫人死于公元前 ８７ 年的某个时期；她的另一兄长李延年曾任
协律都尉，负责宫廷的乐曲演奏。她的孙子刘贺在公元前 ７４ 年昭帝死后在位
２７ 天。昭帝本人是武帝另一个姓赵的妃子之子；不同寻常的是，她的家族似
乎没有卷入政治，公元前 ８７ 年，她的儿子被选为武帝继承人，这事可能部分
地是由于她没有任何亲戚在朝廷担任高官。武帝其他后妃所生的三个儿子为
帝国内三国之王；其中的燕王刘丹两次企图夺取皇位，在第二次失败时丧了
命（公元前 ８０ 年）。
武帝的后妃及外戚互相倾轧的复杂情况值得作较详细的叙述。在武帝朝
的前 ５０ 年，卫家保持着支配地位，这时时新派政策正被采用并在强化之中。
正当这些政策证明其代价会使国家毁灭和需要实现紧缩时，公元前 ９１ 年发生
了一场王朝危机。在长达几个月的时期中，李夫人的家族试图使卫家失宠。
长安城中爆发了五天战斗；一方是卫家的太子，得到罪犯和囚徒的支持；一
方是敌对的军队，他们仍效忠汉武帝，但痛恨卫家而亲李家。皇帝本人则安
② 《汉书》卷九六下，第 3912、3929 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 165、201 页）；鲁惟一：《汉代
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64 页。这一节的主要史料取自《汉书》卷六、六三、六六、六八和九七上（鲁惟
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 2 章）。
① 窦婴在公元前 154 年的叛乱时任大将军，并在公元前 140 至前 139 年期间升任宰相（《汉书》卷十九下，
第 766 页）。另一个侄子窦彭祖在公元前 153 年任太常。关于窦婴，见《汉书》卷五二，第 2375—2377 页。
② 她们是李夫人、赵倢伃、王夫人和李姬。
居在他的甘泉夏宫中。整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有人声称，并有一定证据证明，
高级官员和全城正大规模地施行巫术。
如果历史可信，这次为猜忌心理的总爆发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战死的
人数可能达到一万。除了皇后和太子自尽以外，皇后的两个女儿被处死；已
知六名亲戚，包括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九卿之一）公孙敬声，也死于非
命。公孙贺为皇后的妹夫，与其子死于狱中。被控施行巫术的其他受害者包
括著名将领公孙敖（与公孙弘无亲属关系）和赵破奴。公元前 ９１ 年 ９ 月期间，
卫家几乎就这样地被清除了；然而形势又转而对它有利而不利于李家，后者
因其直接政敌的垮台而大受其益。两名御史大夫（暴胜之和商丘成）的自杀
和另一名丞相刘屈厘的处决是恢复相对稳定的部分代价；随着传来李广利向
匈奴投降的消息以及他两个弟兄和他的儿子被处死，李家也倒了。
表 ６ 武帝及其后妃
表 ６ （续）
卫家和李家的大部分成员已被清除，但仍留下了一个性格坚强和有相当
实力的人，他很快将在朝政中起领导作用。此人即为已故卫后的姻亲霍光。①
长期以来，他在长安的议政堂中有发言权；他在那里极力避免卷进阴谋之中，
或使自己受到怀疑。
年迈的武帝在公元前 ８７ 年春患病，人们很快就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了。
此时，继承他的太子尚未指定，据报道，霍光曾向武帝询问后事。武帝的遗
愿究竟实现到什么程度，其遗愿在多大程度上是霍光自己的意图，这个问题
可能永远搞不清楚。最后，计划在高级官员的保护下把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推
上皇位。政务由以大司马霍光为首的三名高官负责；另两人为金日ｃ 和上官
桀。三人得到这时担任御史大夫的桑弘羊的支持。同时，通过任命田千秋为
丞相，保持正确的汉代体制；根据各方面的反映，他是对三人执政的决定唯
命是从的人。
这些任命可能是在公元前 ８７ 年 ３ 月 １７ 日的一道诏令中宣布的。３ 月 ２７
日，赵妃所生的刘弗陵被定为太子。太子才八岁，当时已无母；他不是卫、
李两家的人，指定他为太子，将使两家的幸存者不能再策划参与政事。有人
甚至假设，为了确保朝廷不再受妇女的影响，他的母亲已悄悄地被处死，但
这种主张提不出证据。这名儿童被指定为太子刚两天，他父亲去世，他正式
登基，世称昭帝。
① 霍光之父霍中孺最早娶卫后的一个姐妹，霍光为中孺所娶的另一妻所生。
过渡时期（公元前 ８７—前 ４９ 年）
皇帝的作用和继位问题
公元前 ８７ 年登基的昭帝在汉代历史上并不是第一个受其长者支配而登
基的未成年的皇帝，也不是最后的一个。以前在吕后掌权时，已有两个幼儿
被指定为皇帝；以后的例子包括平帝（刘箕子），他在公元前 １ 年登基，时
年九岁；刘婴，他生于公元 ５ 年，次年被选为平帝的后继者；在后汉时期也
有若干类似的例子。
这些皇帝都不能指望在国务中起积极作用。的确，只在极少数例子中才
可以看到某个皇帝亲自负责制订政策或支配国家的命运（如高帝、王莽、光
武帝，起作用较小的有宣帝和哀帝）。昭帝的直接继承者就是明显的例子（见
下文），它说明一个与皇帝毫不相干的人可以统治中国，继位问题可以被用
来适应有野心的和利己的政治家们的需要。
这些例子提出了关于皇帝能够掌握权力的程度和他对施政的重要性的问
题。①虽然皇权的性质将在下面讨论，但从这里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