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职位得花 ２０００ 万钱。①对于那些声誉好的人价钱可以减半，而实际上，
每一个想得到官职的人都必须首先去西苑进行讨价还价。在这种种交易中，
朝廷并非总是赢家。公元 １８５ 年，崔烈（死于公元 １９２ 年）以五百万买得了
司徒之职，在授职仪式上人们听到灵帝说：“悔不少靳，可至千万！”为了
得到更多的钱，公元 １８７ 年以后灵帝准许出售关内侯。②
灵帝委婉地称他所搜括来的钱为“礼钱”，他因此在西苑建了一个金库
来储藏它。他也在那里储存从全帝国流入他手中的“礼物”：其中有送给他
的，有送给他母亲的，也有送给某些宦官的，目的在于期望得到批准或者提
升；在这里还存了从老百姓那里榨取的千百万钱，那是公元 １８５ 年为了建宫
殿以每亩（约 ０．１１３ 英亩）十钱开征的；在这里也储存了用非常敕令征集的
三亿钱。另一创举即“助军之费”也存放在这里，但是，当皇帝在公元 １８５
年取消了国库和皇帝私藏之间的区别以后，他又建了万金堂来存放帝国的岁
收。西园对整个政府唯一有些用处的是在公元 １８４ 年，那时皇帝大方地把他
的马匹交给了与黄巾军作战的军队。①
有些买高官的人都是些暴发户：他们的祖先默默无闻，他们的后代也名
不见经传。可是，另一些人中却也有帝国社会的精华。有势力的袁家为在公
元 １８２ 年为他家的袁隗买了一个三公之位；一个宦官的养子曹嵩（死于公元
１９４ 年）在公元 １８８ 年据说以一亿钱也买得了一个三公之位。②做汉朝三公之
一，其威权是值得付出高价的。
如果在首都追求高级职务者不乏其人，那么，猎取其他职位的情况就有
所不同了。除了那些不想花钱并且对征逐结果表示大惊小怪的人（因而给朝
廷惹些麻烦）之外，还有需要采取某些非常步骤来填满所有职务的更深刻的
原因。一个是从公元 １６９ 年直到 １８４ 年的党锢方面的原因。另一个就是所谓
的回避制度上的原因：即一个官员不许在他所出生的本郡本县任职；他也不
准在其妻的住处供职。③这些规定越来越复杂，所以在灵帝时代就出现了许多
长期的空缺。
为了能够多弄些人来做官，朝廷在公元 １７６ 年经过一个简单考试后任命
了年岁大的太学生一百多人；第二年又搞了一个惊人举措，即让某些商人戴
“孝子”衔，而给了他们一些小官做。这些特别措施并未奏效，于是在公元
① 郡守花的钱从洛阳南宫发生灾难性的火灾后开始，有时能数达 3000 万钱；毕汉斯：《洛阳》第 31 页以
下。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5 页；《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资治通鉴》卷五八，第 1878 页（德克
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 261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51—352 页；《后汉书》卷七一，第 230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35 页。关
于“礼钱”问题，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 8 叶，最后脚注所引。
②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19 页。
③ 关于这些规定，见严耕望：《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第 2 卷，《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台北，1961），
第 345 页以下。
１７８ 年又发动一个空前的步骤。一个崭新的太学——鸿都门学——被建立了
起来，它的学生实际上得到了保证，即一定都有官可当。鉴于在公元 １７２ 年，
即在另一次京师的简短争权斗争中他们有一千多人曾被宦官拘禁，原来正规
太学的学生显然被认为政治上不太可靠。毫无疑问，这在新的太学中引起了
震动。有几个官员抗议皇帝对新太学学生的偏爱，但所有的证据表明，皇帝
对他们的申诉未加理睬。①
上面已经谈到叛乱怎样影响了军事组织；在灵帝统治的最后一年，叛乱
的影响也在文职上感觉了出来。朝廷开始注意到，它屡次没有能够迅速地解
决叛军的问题，其原因盖在于地方行政的软弱。叛军活动范围通常过于广泛，
各郡比较不足的军队不够应付，但是，又没有一个在现场的人有充分的权威
能动员和指挥更多的军队。每一次部署一支稍大的部队，朝廷就必须任命一
位新指挥官。等到这任命的全部过程完成之时，叛乱往往已逐步升级，或者
已给各郡的官军以重创。可是，朝廷又怕把指挥着大军而有潜势力的校尉们
留在地方上，因此从一开始就只搞一些权宜之计。公元 １７９ 年曾经让一位朝
廷官员长期当地方军的指挥官，但已证明它并不成功。在那以后的几年当中
他们也设想过其他办法，但在公元 １８８ 年朝廷采取了一个重要的、回顾起来
却是致命的步骤。它给被叛乱蹂躏了的州任命了州牧。②这些州牧常驻在他们
辖境内；他们拥有正式的九卿官阶，地位在所有其他地方官员之上。换句话
说，相当独立的地方政权中心已经形成。其中有一个地方政权就发展成了完
全独立的帝国，使自己承受了汉朝的天命，并且自称是它唯一的合法的继承
者。
灵帝在弥留之际发表了两项任命；这两项任命都与州牧有关。他把信使
派往北方一个地方，给刘虞（死于公元 １９３ 年）这个很成功的州牧加封为太
尉。这只是第二次任命京师以外的人为三公。③与此同时，他还派使节去西方，
使赍州牧玺书给一个拒命解散自己军队的将军。这位抗命的将军正领兵向京
师进发，所以任命他为州牧就是想迫使他回师自己原驻地的最后一着。①不管
朝廷有什么理由，此事未能如愿。这个将军就是董卓，他虽然有了加封，但
仍然统兵向京城进发，如上所述，当灵帝在公元 １８９ 年 ５ 月 １３ 日停止呼吸时，
他已行进至距洛阳西北 ８０ 英里处。
叛乱与战争
四种战争困扰着灵帝的统治：外族对中国领土的侵袭；中国领土内的外
族的起事；使汉族互相斗争的叛乱兵变，它们通常是由于物质困苦所致；以
及带有宗教的、反王朝意义的叛乱。
外族的侵袭并不是新奇的事情，也不是朝廷无力保卫自己免受北方游牧
民的侵扰，后者对买不起的东西就实行抢掠。有一个历史学家说道：鲜卑犯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3、338—340 页；《后汉书》卷七八，第 2525 页；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
第 141 页；以及本书第 8 章《文官的征募》中的有关部分。
② 《后汉书》卷七五，第 2431 页；《后汉书》卷八二下，第 2734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57 页；《后汉书》卷九，第 368 页；《后汉书》卷七三，第 2353 页以下。关于第
一次这样的任命，见《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1 页。
① 《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2 页。
幽州，杀略吏民。“自此（灵帝建宁元年）以后，无岁不犯塞。”②这特别是
指东北边地一带的形势。乌桓和鲜卑这两个游牧民族每年冬天都要南下牧
马，骚扰比较富庶的汉民城镇，只是在公元 １７７ 年朝廷才派过一次大军讨伐
他们。③这次讨伐军的部分军队不是汉民，而是另一异族的骑兵，以此实践了
中国的政治格言——“以夷制夷”——的策略。这支讨伐军被打败，从此以
后战争就交给地方官员去进行；当然他们是不能胜任愉快的。
如果我们放眼看看北部边疆的西线，汉民和卜居于此的其他外族之间的
情况就更加复杂了。公元 ５０ 年，后汉的第一位皇帝曾经允许一支匈奴人居住
在长城里面。④这事实上意味着他把一片领土让给了他们，但在汉人的眼光里
这片地方仍然是帝国的一部分。灵帝在位的时候这一安排并未引起麻烦，反
而事实上是这些匈奴人的骑兵在公元 １７７ 年帮忙皇帝攻打了鲜卑人和乌桓
人。可是，快到灵帝统治的末年，匈奴内部发生了争夺汗位续承权的斗争，
其中争权失败的一个领袖向皇帝乞援，竟然大失所望。他在感到灰心失望之
余便参与了汉人的地方叛军，而在灵帝死时这两股势力就合流了。
再往西边和一直到南方的一片地区则由汉人和另一外族羌人居住。虽然
羌族此时并不住在西藏，但在西方文籍中通常称他们为“原始藏人”。①羌人
在灵帝时期比匈奴人更好斗。公元 １８４ 年紧接在黄巾叛乱之后，羌人和许多
汉人都起来反对汉帝国。这次叛乱波及甚广，并且有两次威胁到旧都长安（在
公元 １８５ 年和 １８７ 年）。
有一个时候局势看来是没有希望了，以致司徒建议请皇帝放弃整个战乱
地区，但在公元 １８９ 年 ３ 月，即在灵帝临死之前两个月，朝廷对羌汉联军勉
强赢得了一次胜利。②不幸的是，这次胜利的结果仅仅是使叛军分裂成了三
股；其中有一个汉人自己称了王，到 ３０ 年后才把他赶走。
在南方各地，汉民与通常笼统地称为“蛮”的几个外族杂居在一起。跟
“蛮”族的关系也很紧张，经常是剑拔弩张的。从公元 １７８ 至 １８１ 年，战争
连年不断，最后才由朝廷获胜。在灵帝的其余年代中，麻烦之事此伏彼起，
但在他死的时候局势还算是相当平静的。③
不常见的是，汉民农夫和士兵仅仅由于处境绝望就揭竿起事。在公元 １７０
年、１８６ 年和 １８７ 年共有三次起事，但是甚至在这些事件中，人们也不能够
确定叛乱是否别有用心。①别有用心的叛乱对汉帝国最具破坏性。这种叛乱有
时被称为“宗教性叛乱”，因为叛乱者的目的不仅是政治的，它也是宗教性
的。在当时中国人的思想中，虽然实际上君临天下的皇帝不总是代表宇宙的
力量，但王朝却是它的代表。在这里，宇宙力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倒无所谓：
对有些人来说，汉王朝是“火”德的活的体现，只要“火”德不衰，王朝的
统治就是无可争议的。对另一些人来说，汉王朝体现着早已在奇异的、秘教
式的书中写下了的古老的预兆。难道孔子本人不就曾预见到他死后三个世纪
② 《后汉纪》卷二三，第 5 叶（第 271 页）。此一说法不见于《后汉书》内。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39 页；《后汉书》卷八九，第 2964 页。
④ 见本书第 3 章《边境和邻邦》；以及第 6 章《匈奴》的有关部分。
① 见下面第 6 章《羌族》。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50、352 页；《后汉书》卷七二，第 2320 页；《后汉书》卷八七，第 2898 页。
③ 《后汉书》卷八，第 340、345 页；《后汉书》卷八六，第 2839 页。
① 《后汉书》卷八，第 332、352、354 页。
汉朝会掌权吗？②甚至对于更刻板的人来说，汉王朝的存在本身就证明是天意
所属，因而只要没有人相信天命已改，他们就得容忍汉王室的存在。
中国人的最高政治格言与法国的一句古话——“我们不应该对皇帝凯觎
非分”有所不同。——中国人另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夫废立大事，非常人
所及。”③不管一位将军和一位大臣有多大权势，只要没有可见的天象足资进
行冒险，这权势是无助于建立一个新王朝的。个人的成就可以看成是上天的
嘉许，但其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它可以说是上天对他本人的赞许，也可
以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上天对他给王朝的服务所表示的嘉许。如果上天
确实表示要建立新王朝，得显示更多的证据。
对有些人来说，这种证据包括着象征和奇迹；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包括
着新的预言；对再有一些人来说，它就是能够提供证据的理论和数术。总而
言之，谁要想建立一个新王朝，谁就应该拥有（或编造）上天的支持，即以
某种方式证明汉王朝气数已尽。相反地，当一个新王朝确实宣布建立以后，
人们应该确实知道上天已有支持的表示。正是在后一种情况下，所谓的“宗
教叛乱”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宗教叛乱”是我们对“妖贼”一词的译法，此字初见于中国史书是在
公元 １３２ 年。①它的直译应为“有法术的叛乱者”，但从我们仅有的一点资料
看，它实际上是意味着“利用象征和奇迹来支持其事业的叛乱者”。那些象
征和奇迹究竟所指何事，历史学家从来不屑于深究，但是，叛乱者究以何种
名义起事，我们却掌握了大量的事实。“妖贼”所想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皇
帝：其人绝非汉室的皇帝，而是出自自己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改朝
换代。这一点在公元 １４４ 年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因为那时洛阳的王位继承
问题是被大将军梁冀（死于公元 １５９ 年）公开地操纵的。梁冀毒死了一个汉
帝，又另立了一个汉帝，即桓帝。或许是对此作出的反应，我们在公元 １４５
年就看到了三位叛乱皇帝，而且在公元 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４、１６５、１６６、１７２、
１８７ 和 １８８ 年又有九人称帝，通常他们都有很多支持者。②
我们还知道有几件心怀反侧的大阴谋——它们分别发生在公元 １４７ 年、
１６１ 年、１７８ 年和 １８８ 年。从这些叛乱皇帝的头衔看，他们把自己看做是新时
代的创建者，或看做是一个宇宙－宗教过程的完成者。我们看到有两个黄帝：
一个是在公元 １４５ 年，一个是在 １４８ 年，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两个自称黄帝
的叛乱者认为，以红色为尚的火德之治已成为过去，而一个新的世纪，即尚
黄色的土德之治已经到来。③公元 １４５ 年我们见到有一位黑帝，他或许是要建
立水德之治，色尚黑。另外，我们发现在公元 １５４ 年有一位“太初皇帝”；
１６５ 年有一位“太上皇帝”；１６６ 年有一位“太上皇”：１７２ 年有一位“阳明
皇帝”（其意似为“太阳之光的皇帝”）。
② 关于这些理论及其意义，见上面第 3 章《王莽的崛起》中有关的部分。关于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