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梁、道路和旅行设施。③后汉保留下来了 １９ 件为纪念修筑道路桥梁而立的
石刻。例如，公元 ６３ 年汉中郡（陕西省西南）根据中央政府的命令维修了褒
斜道，这条路翻越秦岭山脉，经过极其困难的地带，把汉中和京师联系起来。
总共完成了 ６２３ 座栈桥、５ 座大型桥梁、２５８ 里（１０７ 公里）道路、６４ 座建筑
物，如休息处、驿站和驿马场之类。④其他铭文记录了公元 ５７ 年和 １７４ 年之
间修建的桥梁和道路工程。
维修道路的原因当然很多。只有当政府拥有在必要时迅速派遣官员、军
队或信使的手段时，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才能得到维持。这样的运输体系一
旦建立起来，便对商业起促进作用。在地方上，道路和桥梁工程既为官员使
用，也供商旅使用。例如，有一篇铭文在解释为什么在四川修筑桥梁和石铺
道路以代替栈道时，它指出秋天的洪水使得商旅不能涉水过河。因为栈道非
常狭窄，长三千英尺，车辆不能互相通过。因警报系统失灵，而发生碰撞，
一年之中翻车达数千起之多。①南方常用舟船运输，南方后汉墓葬里发现了不
少舟船模型。可是交通几乎仍不如北方快捷和方便。公元 １ 世纪中叶一个官
员报告，桂阳郡的百姓深居河谷之地，几乎与郡府隔绝，结果是不缴纳税收。
官员们坐船旅行，仍然倍感困难。为了改善这种状况，他劈山开路 ５００ 余里
（２００ 公里）。②
后汉时期华北的陆路运输大概和近代以前任何时期一样良好。山地修筑
的某些栈道在后来诸世纪中未曾重建。官员和富人骑马或坐马车旅行。未曾
使用因道路不好而需用的轿子。墓壁上常常装饰着官员们率领下属骑马行进
和官员乘车的图景，艺术家试图抓住大规模行动和气魄的感觉。③
因为后汉时期看来在流通领域有大批富人和大量钱币，故必然有从事商
业活动的人们，众所周知，前汉时期商业活动掌握在大商人手里，特别在远
距离的奢侈品贸易中更是如此。保留下来的官方史料很少提到大商人，这多
半是由于他们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它们的确提到了富人。据说梁冀（公
元 １４１—１４９ 年摄政）惯常查抄富人（推测是商人）的财产，其中一人的财产
① 《隶续》卷十五，第 4 — 6 页。虽然前汉留下来的石刻碑文较少，但是后汉大量石刻文字提供了以前时期
所没有的特别与这一章有关的宝贵证据。见埃伯里：《后汉石刻铭文》，载《哈佛亚洲研究杂志》，40（1980），
第 325—353 页。
② 例如《后汉书》卷四，第 183、190 页（公元 97 和 102 年）；《后汉书》卷六，第 260、269 页（公元
132 和 139 年）。
③ 见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1947 年），第 69—91
页。
④ 《金石萃编》卷五，第 12—17 页。
① 《隶释》卷四，第 11—13 页。
② 《后汉书》卷七六，第 2459 页。
③ 关于这种绘画的例子，见《汉唐壁画》（北京，1974），图版 18—21、28—31。
值 ７０００ 万钱。④
也有证据表明，地主兼商人在后汉时期比在以前时期起着更大的作用。⑤
政府的垄断和市场体系在王莽统治（公元 ９—２３ 年）末年停止活动以后，小
商人和昌盛地主似乎常常插手进来，特别是经营地区商业和日用必需品商
业。明帝在位（公元 ５７—７５ 年）期间，曾经试图禁止人们兼营农业和商业，
但是这一禁令不久就放松，或者无人理睬了。事实上，在后汉时期，人们在
“货殖”（以前通常表示商人的术语）与“豪右”（通常表示地方上的地主
的术语）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例如，光武帝的两个姻亲樊宏，（死于公元 ５１
年）和李通（死于公元 ４２ 年）被记述为出身于“世以货殖”著称的门第，但
他们也是与另一拥有土地的名门攀婚的大地主。①
再者，豪右有时从事商业活动。当 １８１ 年政府着手收购大批供军用的马
匹时，据报导，“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②崔寔（死于 １７０ 年）是著
名文人的儿子和孙子，他在卖掉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来支付他父亲的丧葬费用
以后，开始经营酿造业。他因这种活动而被人责难，但是看来没有人认为这
种活动非法。③他的商业嗜好更进一步地显露在他每月给庄园管理的指导中，
他的指导提出要把农业活动与食品、织物的交易结合起来。它列举了买卖各
种物品最有利可图的时间。例如，必需在八月份卖小麦种子，当时需要播种
小麦，五、六月份麦收以后立即收购小麦，因为当时小麦丰饶。④这样经营农
业生产将为殷实地主提供许多赢利机会。这种商业完全不同于铁器或精巧制
品的长途贩卖，但它却成为一种比较重要的经济成份。
农业的技术进步
地主为了获得财富，无须进行商业冒险。汉代改进农业生产的方法有许
多，而且是一个广泛感兴趣的问题。①新型铁犁头能够实行深耕，特别是如果
用两头牛拉犁的话。陶砖的采用使得灌溉用的水井的建造较为方便。在选择
作物和决定播种时机的时候细心观察土壤的特点就能增加产量，如同选种、
施肥和移栽秧苗的方法能够增产一样。
虽然这些进步中有许多在前汉时期已开始采用，但只有当它们在全国各
④ 《后汉书》卷三四，第 1181 页。
⑤ 关于这个问题，见贺昌群：《汉唐间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研究》（上海，1964），第 166—169 页。许焯
云：《汉代农业》，第 50 页以下。
① 《后汉书》卷十五，第 573 页；《后汉书》卷三二，第 1731 页。
② 《后汉书》卷八，第 345 页。
③ 《后汉书》卷五二，第 1731 页。
④ 《四民月令》，第 46、54、64 页。关于这段原文，见 P。埃伯里：《从〈四民月令〉看东汉庄园和家族管
理》，载《东方经济和社会史杂志》， 17（1974），第 173—205 页；藤田胜久：《〈四民月令〉的社会性
质，汉代郡县的社会现象》，载《东方学》， 67（1984），第 34—47 页。关于这部著作的完整译文，见
许焯云：《汉代农业》，第 215—218 页；克里斯丁？赫泽尔：《崔寔的〈四民月令〉；后汉的一部农业历
书》，汉堡大学，1963 年。
① 对于汉代农业的技术方面作了充分讨论的著作有，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第 154 页以下；许
焯云：《汉代农业》，第 81—128 页；也可参看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东京，1962），全书
各处；本书第 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地被采用以后，它们的好处才能被充分了解。例如，公元前 ２ 世纪末当赵过
接受一项提高农业技术水平的任务时，还没有广泛采用牵引役畜。②公元 ７６
年一次毁灭性的牛瘟导致耕作面积大大缩小，这说明那时牵引役畜是农业中
的重要因素。③但是，整个汉代在技术水平上有很大的变化，也有关于尚未采
用最新技术的落后地区的报导。
近代考古学提供了铁器传播和改进的某种迹象。仅仅在 ５０ 年代，与前汉
的 ６０ 处遗址相对照，发现了埋藏铁器的后汉遗址 １００ 多处。④到 １９７８ 年，包
括现代辽宁、甘肃、四川、贵州、安徽和福建诸省边沿地区在内的 ５０ 余处地
点发掘了汉代铁犁头遗物（在时间上多半为后汉）。这些遗物——与一个木
犁模型和六幅人拉犁图画等其他发现物一起——揭示出在后汉时期，犁的结
构逐渐得到改进。到 ２ 世纪时，犁的主要形式是由两头牛拉和一人操作。①
考古材料也证实了保留下来的任何文献未曾提到的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包括
能够调整犁沟深度的犁头和牛鼻环的采用，牛鼻环使人们能够从后面方便地
进行操纵，而无需另一人在前面牵引。②
有许多迹象表明后汉时期水利的重要性。已经发现了几处灌溉遗址。安
徽的一个例子包括一个水闸和蓄水池，灌溉沟渠可以从蓄水池得到水源。③
广东一座墓葬包括一个灌溉稻田的模型。④《后汉书》指出官员承办的十多处
水利工程，这些工程或者是他们作为郡守主动承办的，或者是根据中央政府
的命令进行的。其中有许多是打算维修现有池塘和水渠体系。有两处提到了
禁止地方豪右把持这些水利工程受益的问题。⑤因为地方豪右对于灌溉利益有
切身利害关系，故他们必然常常主动建造这样的水坝或进行维修。在华北，
用砖砌的井实行灌溉是平常现象。只给小范围供水的井的工程不是政府承
办，而是地主本人发起的。
技术知识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增进农业产量。大地主可以栽培种种谷物和
蔬菜，每一种按照土壤条件在不同时期种植和收获。因为这样把农事扩展到
全年大部分时间，他们能够提高每个劳动者的总的生产能力，因而显示出比
个体农民种植者的明显优越性。①
② 关于赵过，见上文第 10 章《华北旱田农业的发展》。
③ 关于赵过采用耕牛，见《汉书》卷二四上，第 1138—1139 页（译文见 N。L。斯旺：《古代中国的粮食和货
币》（普林斯顿，1950，第 184—191 页）。关于那次瘟疫，见《后汉书》卷三，132—133 页。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北京，1961），第 75 页。关于铁工业，见河南省
博物馆：《河南汉代冶铁技术初探》，载《考古学报》，1978。1，第 1—24 页；刘云彩：《中国古代高炉
的起源和演变》，载《文物》，1978。2，第 18—27 页；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发掘简
报》，载《文物》，1978。2，第 28—43 页；《中国冶铁史》编写组：《从古荥遗址看汉代生铁冶炼技术》，
载《文物》，1978。2，第 44—47 页；李约瑟：《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伦敦， 1958，第 34 页。
① 见张振新：《汉代的牛耕》，载《文物》，1977。8，第 57—62 页。
② 林巳奈夫：《汉代文物》（京都，1976），第 268—271 页。
③ 殷涤非：《安徽省寿县安丰塘发现汉代闸坝工程遗址》，载《文物》，1960。1，第 61—62 页；朱成章：
《寿县安丰塘汉代埽工问题的探讨》，载《文物》，1979。5，第 86—87 页。
④ 徐恒彬：《广东佛山市郊澜石东汉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4。9，第 455—456 页，图版 8、10。
关于四川省类似例证，见刘志远：《考古材料所见汉代的四川农业》，载《文物》，1979。12，第 64 页。
⑤ 《后汉书》卷二，第 116 页；《后汉书》卷八二，第 2710 页。
① 《四民月令》，全书各处。
小农的贫困化
尽管在工商业和改进的农业技术中出现了经济活力的迹象，但是人们没
有什么怀疑，后汉时期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农民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证据
说明这一点：短论文章作者的记述、政府进行补救的尝试、农民本身的迁徙
与盲流。特别在公元 ２ 世纪期间和以后，向南方迁移似乎具有相当规模。在
公元 １４０ 年的人口普查中，已有大量人口在扬子江流域和湖南的几条大河流
域登记户籍，在随后几十年间向这个地区的移民仍在继续。②
并不是所有处境困难的农民都作为先锋者迁到南方定居。还有大量的、
然而种类繁多的失业者，史称流浪者或难民。鉴于政府给愿意定居和登记户
籍的人提供奖赏，故从公元 ５７ 年起，甚至在丰收时节，几乎总是有足够的流
浪者。在发生天灾的时候，由于在正常年景时能够自给、而在坏年成时则没
有储备的农民的涌进而使难民队伍扩大。
看来许多不能留在原籍的农民可能是技术改良和经济进步的牺牲品 ③
。即
使打井用的砖、铁犁刃、铁镰刀和铁锹较广泛地被运用，但是它们的价格超
出了勉强维持生活的农民的财力。将近前汉末期的时候，政府着手分配农业
工具，以解决这个问题。在后汉时期，似乎没有继续实行这种做法，部分原
因可能是由于政府不再继续控制铁的生产。没有能力用得起最好的设备与方
法的小地主很容易陷入债务之中，而欠下的债务则可能意味着把自己的土地
抵押给地方豪右。豪右可能使这全家人沦为佃户，但是因为采用比较先进的
方法，他只需要少数人耕种每一土地单位，因此，他不能把以前的全部住户
都保留下来。这样便产生了农村失业大军。
为了对付这些过程，政府采取了若干旨在帮助小农的政策。①按照保护人
民生活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少干预人民生活这种传统理论，政府尽可能减轻
农业税。公元 ３０ 年恢复了按照平均年成 １／３０ 估算的低田赋，并且安排了重
新丈量田地。光武帝费尽心血地务必使这次丈量进行得准确，同时将大地主
全部登记。他甚至处决了几十名官吏，因为他们在登记时弄虚作假（公元 ４０
年）。官吏们受到的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致在国内几个地方爆发了地主领导
的暴动，地主们抱怨他们的田地丈量得不公正。②虽然人们总是以为减轻赋税
和劳役将改善农民的处境，但是减轻田赋的主要受益者必然是大地主，因为
大地主能够在每一个土地单位上使用最少量的劳动者。这是因为人头税并不
因财富或收入而异，而对于技术改进和农民艰苦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的解
释。他认为农民自己和佃户的小块土地刺激了新技术的发展，因为新技术使
他们能够在较小的土地上生产出较多的东西。但是，我作出了相反的论证：
较好的犁可以少使用人力，而不是多使用人力，佃户常常受到地主密切监视，
② 见李中清：《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和扩展》，载《人类的迁移：方式和政策》，威廉？麦克尼尔和鲁思？亚
当斯编（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