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宾、乌克兰、俄罗斯腐败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2007年4月，我曾当面请教《透明国际》的总裁彼得·艾根（Peter Eigan）教授，怎么解释这个发展中的民主国家反而更腐败的现象？他说，民主化，腐败也民主化了。还给我举了个例子：过去智利是专制，秘鲁是民主，但秘鲁的腐败远远高于智利。
我自己的看法是：在一个文盲和贫困人口比例很大的国度里，西方式民主制度很容易被腐败分子利用，从而变成了保护他们贪腐的合法外衣。腐败官员可以通过贿选等手段当选，使自己的腐败行为得到合法保护。印度、菲律宾以及非洲的许多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我曾问过我的印度研究生，为什么印度的扫盲进展这么慢？他说扫盲是地方政府负责的，当地的老百姓越是文盲，越是无知，对政客就越有利。这个解释可能有点偏激了，但也道出了一部分真理。印度还有经济水平低，公务员工资低，政府的繁文缛节过多，官员的权力过大等问题，这给腐败寻租行为创造了很多的机会。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另外一种情况：他们推行了西方式民主化，但却导致了政治参与爆炸和政府失控与瘫痪，结果腐败行为就爆炸性地激增，一发而不可收。到政治局势稳定下来时，腐败已由量变转成了质变，连基层的海关、警察队伍都烂掉了。以俄罗斯为例，几乎所有在俄罗斯的中国商人和很多外国游客都碰到过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对外国人敲诈勒索的事件。乌克兰警察情况也类似。
在反腐问题上，中国处在一个关口，看中国能不能闯过去。闯不过去，中国就永远是个发展中国家。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工业革命，日本明治维新，都经历过腐败显著上升阶段。但最终现代化进程中对法制和反腐的强大内需，加上体制创新和机制建设等，实现了腐败下降。亚洲“四小龙”中的台湾和韩国后来采用了西方民主模式，但20来年过去了，腐败问题似乎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生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九三年》中塑造过一个人物叫戈万，这个人物说过一句名言：对罪恶的毒瘤要开刀，但主刀的外科大夫必须格外的冷静，而不是激烈。我们在认识和处理腐败问题时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不能只是停留在强烈的道德谴责，而是要通过扎扎实实的机制建设和法治建设来逐步遏制和减少腐败。
在亚洲，反腐工作做得最好的是香港和新加坡，他们没有采用西方式民主制度，而是通过法治建设和精英政治，建立了令腐败分子望而生畏的一套独立的反腐机制，如香港廉政公署、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等，最终成为反腐事业的佼佼者。我们应该在继续铁腕打击腐败的同时，进行制度创新，借鉴新加坡和香港的反腐经验和实践，先进行一些试点，然后在全国铺开，争取在一段不太长的时间内，使中国由现在的“中腐败”转入“低腐败”。
这里还要顺便提及三个观点：
第一，不管我们做多少反腐的努力，腐败也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反腐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千万不能低估。腐败也会从现在人见人恨的“不文明”的腐败变成一种可以隐蔽的、比较“文明”的腐败。比如，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起经济衰退和全球金融海啸：1。5万亿美金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腐败？这背后也许有更大的腐败，这些金融大鳄实际上坑蒙拐骗，无所不做，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连瑞士最大的两家银行都赔上了百亿美金，叫苦不迭，最后不得不寻求亚洲国家的主权基金来注资，这场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全世界老百姓来买单。对于这种“货币战争”，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瑞士一位银行界的朋友对我说，这简直是“金融黑手党”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妨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形容它与“第一代腐败”的差别，真有点像现代武器和传统武器的关系。“第一代腐败”是“不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回扣”、“走私”、“红包”等，这有点像传统武器，用大刀把人砍死，鲜血淋淋，给人感觉很残酷。而“第二代腐败”是比较隐蔽，比较“文明”的腐败，主要表现为道貌岸然的“游说”，选举政治中的各种“政治献金”和金融监督中的“选择性忽略”、“监管套利”等，这有点像高科技战争中使用的武器，展示在电视荧幕上的只是一个坐标，加上几个闪烁的亮点，很文明的精准打击，使不在战场的人会忘记这些亮点下面是对生命的摧残，与使用传统武器的摧残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一贯主张西方民主制度是普世价值的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认为，亚洲金融危机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不知看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他该如何评论？这么大规模的危机，现在看来还只能出现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其公司对政治的过度影响，其政治制度过多地受到资本驱动，恐怕都是这场危机的深层原因。总之，反腐将是一个长期不断的过程，即使在法制比较健全的发达国家，也可能发生不同类型的严重腐败。
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的腐败状况，防止把问题夸张到不切实际的高度，然后动员悲情意识，呼唤再来一场革命。回顾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真像是指挥一场超级规模的战役，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该冲锋的时候要冲锋，该伏击的时候要伏击，没有伤亡和减员的战争是没有的。1979年邓小平要深圳“杀出一条血路”，杀出血路就是要准备负伤。就是不要前怕狼后怕虎，而是要抓住战机，奋勇出击。改革要考虑战略和战术、要考虑时机和成本、要打时间差，一旦抓住战机就要咬住不放，全力以赴，直至成功，这就是邓小平的领导风格。那种纯而又纯的改革，那种诗意般的经济和社会改造，那种眼睛里容不得一点沙子的变革，古今中外从未有过。
1980年代引起人们反感的主要是双轨制物价改革引起的“官倒”。当时采用双轨制来进行物价改革，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因为颇为激进的物价改革方案已经引起物价上涨和民众的强烈不满。但采用渐进的双轨制物价改革，也意味着在一定时间内，官员的寻租机会增多，一些乡镇企业不通过收买官员，往往很难弄到计划内价格出售的生产要素。但如果当时不及时进行价格改革，中国经济就很难走出计划经济的框框。中国领导人权衡利弊，认为不进行物价改革，中国付出的代价将更大。所以非常勇敢地推动了带有很大风险的双轨制的物价改革，并逐步地闯过了这一关。
今天，我们的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成熟起来，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我们95％以上的商品都是市场定价，没有当初这种勇敢的改革，哪有今天中国市场的如此繁荣。这项改革成功后，由价格垄断造成的腐败，虽然还存在，但比过去大大减少了。和采用“休克疗法”的俄罗斯比较一下：俄罗斯是价格一下子放开的，不仅引起了恶性通货膨胀，而且使腐败变得一发而不可收。中国物价改革的社会成本也相当大，但还是明显低于前苏联。尽管这个改革很不完美，尽管当时带来很多问题，至今还有不少后遗症，但整个世界都很少有人否认：中国进行的双轨制物价改革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经济改革中的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
最后还要简单提及腐败与文化的关系。中国在反腐斗争中，面临的一个挑战是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人情网、关系网。这和拉丁民族的人情网、关系网很类似。这种人情网、关系网，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经济能起积极作用，但从长远看，不利于现代法治社会的建设，不利于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在拉丁民族中，法国、西班牙等，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最终都闯过了这个关口，建立了法治社会，意大利虽然也是发达国家，但腐败问题解决得不如其他发达国家，你只要到意大利华人社会了解一下，就知道意大利的警察腐败得很厉害，意大利虽然是民主制度，但黑社会影响仍然巨大，特别在意大利南部，黑社会控制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包括选票和官位。
在华人社会中，香港和新加坡闯过了人情网这个关口，而且据我观察，香港和新加坡在这方面，比法国、西班牙做得还要好。但多数拉美国家和中国，虽然经济也有发展，中国发展得还很快，但这个关口还没有闯过，所以我们尚未建立起一个真正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方面，还有待我们更多的努力。香港和新加坡这些华人社会在解决这个超级难题上的成功，提供了很多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
六、生态文明：中国的机遇
我们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沉重代价就是环境的恶化。虽然国际社会公认，从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开始，全球环境就逐渐恶化，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们自己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很多环境问题，形势相当严峻，必须认真解决好，因为这将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和发展。中国也曾希望能够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后来的实践证明，我们还是没有走出“先污染，后治理”的怪圈，这可能也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历史宿命：尽管一个社会总有少数人会清醒地认识到，发展必须走一条经济与生态“双赢”的道路，但要使得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点，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甚至需要等到污染直接威胁了多数人生活品质的时候，大家才会顿悟，从而走上真正的环保之路。西方国家是这样一路走来的，中国不幸也未能例外。但是在经历了不少环境灾难之后，我们终于提出了“生态文明”这个概念，表明我们对环保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的环保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关切。我在海外遇到环保专家，总请教这么一个问题：中国生态恶化的局面到底能不能彻底扭转过来？这是从邓小平分析问题的方法中受到的一个启
发。邓小平做大的决策，总是首先把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估计透，估计到最坏的局面，然后再看中国有没有办法处理。如果可以，他就拍板了。当年与英国人谈判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就考虑了最坏的局面：英国资金带头撤走，其他外资跟着走。邓仔细考虑了这些可能性，然后作出判断：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流走的资金还会流回来，即使这些资金不回来，其他资金也会流入。这个问题思考透了之后，他就在傲慢的英国撒切尔首相面前，把话说那么掷地有声，一锤定音。我们的生态环境现在很脆弱，这关系到我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问的问题就是中国究竟能不能彻底扭转环境恶化的被动局面。
我请教过多位欧洲的环保专家，他们都告诉我：只要中国下定决心搞环保，一定可以扭转现在的局面。他们说，欧洲历史上的环境污染至少与我们现在的情况一样严重，但经过努力，欧洲今天已经成了环保相当成功的地方。伦敦的污染曾非常严重，伦敦过去的别名叫“雾都”，而“雾都”最大危机的爆发是在20世纪50年代。1952年12月伦敦曾出现过一周内4 000多人死于煤烟污染事故。1953年伦敦的煤烟污染又导致800多人死亡。这样推算，我估计当时伦敦的污染情况可远远超过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欧洲最大的河流莱茵河曾被宣布为死河，大量生物死亡，人不能游泳，因此我推断：其污染程度可能不亚于今天的淮河、黄河。瑞士森林里的树木开始枯死，欧洲北海沿岸出现红潮。最后，欧洲人痛定思痛，形成了全民环保的共识，政府和民间都开始认真着手解决环境问题，严格立法执法，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欧洲环保专家还认为：只要我们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大自然的自我康复能力非常之强，莱茵河、泰晤士河都是这样慢慢康复的。
有人说，我们人口压力太大，环保很难做。但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问题作一个最坏的假设：我们的人口确实多，但按人口密度和资源拥有量来比较，我们比日本要好很多。日本60年代环境污染也很严重，出现过水俣病，曾在短期内造成1 400多人死亡，这使得日本也痛定思痛，终于形成了全民的环保共识，然后经过仅10来年的努力，日本就扭转了环境恶化的颓势，使日本奇迹般地从一个污染大国变成了环保大国。如果我们在环保方面能向日本学习，首先做到日本今天做到的一半，我估计就可以扭转目前在环保方面的颓势。
另外，在生态文明这个问题上，我们也不是一无是处。一位德国朋友告诉我：德国环保虽然做得好，但是德国的工业革命和上百年的内外战争毁坏了大量的森林，德国现在的很多森林，都是战后植树造林形成的，“从生物多样化的角度来看，我们是个非常差的国家，我们很多森林已不是原生态森林，连一条狼都没有。而中国现在还是世界上生物物种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由此想到：我们要痛下决心，保护好我们的生物多样性，这就是保住了我们环境生态的根。生物多样性最终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现在还无法预料的巨大收益。
我曾访问过哥斯达黎加，对此有一些感触。哥斯达黎加走过一段弯路。从50年代到70年代，政府鼓励砍伐热带雨林，建牧场养牛，因为美国快餐业迅速发展，哥斯达黎加牛肉出口到美国能赚大钱。但后来这里的人意识到，原始雨林的土层很薄，不适合农牧业，而保持热带雨林本身，就是保持了生物多样性，价值无限。我去了哥斯达黎加的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是可以看的，也是可以听的，给人的感觉真是奇妙，令人心醉。先是一股闷热的浪潮向你冲来，然后是各种各样奇妙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