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 第77部分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数目字管理”，大大改进了我们各行各业的管理水平和运行质量，但我们也发展了中国的“宏观整合力”。我们的宏观整合与调控既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候进行，也在经济发展顺利的时候进行，从而使我们较好地避免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开始的金融浩劫。

我们学习美国提高了经济竞争力，但也力求避免美国体制过分依赖资本驱动所带来的弊病。我们学习欧洲注重社会公平，但也力求避免欧洲模式存在的缺乏活力等弊病。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在探索之中，但总体思路已经形成，那就是创造一种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能避免美国病，又能避免希腊病，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

我们学习了西方私营企业的活力，从无到有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清晰产权，明确权责，创造了多种体制互补的多元经济。国企与民企的关系的总体思路是既分工又合作，既竞争又协作。虽然“国企”和“民企”也时有矛盾，但我们的总体思路既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而是“国进民进”，大家一起有分有合，各自把自己做大、做好、做强，也把中国经济做大、做好、做强。

我们学习了西方的法制优势，制定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法律，大致形成了依法治国所需要的比较完整的法律框架和执法机制，但同时我们也注重开发自己的政法资源，形成了从民事调解到综合治理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政法机制。虽然中国在落实法治社会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但我们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继续推动依法治国，同时也力求避免西方法条主义带来的弊病，力争建设一种比西方更公正、更高效、成本更低廉的新型法治国家。

我们学习了西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理念，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与此同时，我们力求继续发扬中国人注重家庭和谐和集体权利的传统，使得今天的中国社会既有个性张扬的活力，又不失中华文明特有的家庭亲和力和民族凝聚力，这种中西文化的结合使我们较为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其他国家难以克服的挑战。

总之，中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回归实践理性，回归中国人慎思明辨、兼收并蓄、和谐中道、综合创新的传统。沿着这种思路，推进各种改革和创新的成功概率就大。虽然中国还面临许多重大的挑战，但正确的思路意味着成功的一半。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在中国试验成功的东西都有其深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都有其成功的必然性。西方开始可能不承认你，但当你最终能证明你比他干得好，就像你的高铁建设得确实比他快、比他好，他最终只能对你刮目相看，他也不得不承认你，并向你取经。

这里还要提及当年国内关于优先建设铁路还是公路的争论。一些人曾认为随着汽车时代的到来，只要能够建成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大家出行一定会首选高速公路，而铁路的作用将逐渐式微，因为汽车的优势是可以实现门到门的对接，远比铁路方便。他们引用的例子是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铁路客运都在萎缩，一些地方甚至开始拆除铁路，中国为何不未雨绸缪，一步到位，直接把建设重点投向高速公路呢？各级地方政府建设高速公路的积极性也大于建设铁路，因为高速公路沿线更容易带动包括房地产在内的招商引资，从而刺激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成了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速公路网络，高速公路建设也确实对地方经济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们的铁路没有衰落。恰恰相反，中国迎来了新一轮铁路特别是高速铁路的建设高潮。到2020年，覆盖全国的高速铁路网络将基本形成。回忆这场争论无非是要说明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光是每年“春运”的人数就超过美国、欧洲和非洲的人口总和，所以汽车＋高速公路可以解决美国的交通问题，但解决不了中国这个超大型国家的交通问题。中国的交通发展必须发挥各种手段的作用，形成自己独特的交通运输体系。

中国高铁模式的成功还使我们看清了一点：一个事情，特别是涉及一种标准的确立，只要能在中国做成，就可以产生巨大的国际影响。今天美国、俄罗斯、巴西、沙特等大国都与中国洽谈高铁合作就是一个例子。说到底，当今世界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的竞争，无论是经济、科技还是政治标准，都是如此。标准竞争有三种战略，一是追随者战略，即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后面生产，这是价值链中最低端的；二是参与者战略，即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这明显优于前者；三是领导者战略，就是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让人家按照你的标准走，这是利益最大化的办法。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征之一就是它具有巨大的标准原创能力。在国际政治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政治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因为西方有话语权，即使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它也不用道歉，因为它推动的是所谓“普世价值”。在世界政治标准的竞争中，中国也将采取参与者和领导者战略，这就是中国高铁模式成功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今后十几年将是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标准”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所有真正关心中国和世界未来的人都应为“中国标准”的发展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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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种政治话语的崛起

一、迷信西方话语的代价

一位俄罗斯学者曾对我说过，1980年代后期，俄罗斯绝大多数的知识和政治精英都认同了西方话语。一些人甚至公开说，让美国把苏联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都没有关系，因为让美国来殖民，苏联就可以转变成美国的政治制度，并迅速成为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苏共当时思想严重僵化，干部队伍暮气沉沉，政治体制毫无活力，经济困难危机四伏，整个国家人心思变。所以西方首先在心理上胜过了苏联。

我曾读过前苏联资深外交官阿达米辛（Anatoly　Adamishin）写的一本回忆录。阿达米辛在冷战后期负责苏美之间的人权对话，但他一边和美国人对话，一边从心里感到美国人有理。他向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发现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与他高度一致，他也认为苏联可以通过美国的帮助而改善人权，并较快地融入西方主流文明。苏联的垮台有种种原因，没有令人信服的话语体系无疑是一个主要原因。不过后来的结果却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没有预料到的：苏联经济走向崩溃，国家走向解体。戈尔巴乔夫亲自呼吁美国提供200亿美元的贷款以帮助苏联渡过难关，但这个要求被美国婉拒，随后就是苏联的轰然崩溃。但接下来的俄罗斯领导人还是迷信西方，并在美国专家指导下推动“休克疗法”，结果换来的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经济社会浩劫，俄罗斯腐败也因此变得一发而不可收。

我们一些知识精英有点像戈尔巴乔夫和阿达米辛，执迷于西方政治话语，至今还认为西方标准代表了历史的终点。他们认为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学习、接近，最终达到西方标准。这些人最需要的是解放思想，从西方僵化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他们希望中国能尽快融入西方国家代表的所谓主流文明。一个主流文明，如果是中国参与形成的，比如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国际法体系，这没有问题。但如果不是中国人一起参与形成的，我们则要谨慎对待。看一看前苏联的经历就知道了：苏共下台了，国家分裂了，但西方还是不放过，继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难怪俄罗斯驻北约大使干脆发飙：北约先是要借你的车库，然后要借你的卧室，最后要和你夫人睡觉，所以“我们不再容忍了”。他的话俗了些，但反映出了俄罗斯人今天对西方的情绪。戈尔巴乔夫今天依然在西方受宠，但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始终超不出1％。

南斯拉夫的解体过程也类似。在西方推动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南斯拉夫知识和政治精英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话语，天真地以为只要实行所谓多党制、言论自由、私有化，南斯拉夫面临的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结果却是内战全面爆发，国家迅速崩溃，二十多万人丧生，数百万人流离失所，酿成了二次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人间悲剧。实际上，这不是一党制与多党制孰优孰劣的问题，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国情下，推动西方希望的政治变革必然导致国家的解体和战争，但大多数南斯拉夫的知识和政治精英当时都没有看到这一点。

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如果采用西方政治模式，自己的优势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最后整个国家就会走向崩溃。当然世界上很多人，包括藏独势力、疆独势力、台独势力、西方的所有反华势力，天天都在盼着这一天。不过他们会失望的，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将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西方文明有其长处，也有其短处，而最大的短处大概就是唯我独尊的倾向，缺少一点中国人“和谐中道”的理念，一些西方人真以为人类历史将终止于西方模式，西方将绝对主导世界的未来。世界历史的发展怎么可能会终于西方政治模式？我走访了100多个国家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非西方国家照搬西方模式，基本上是照搬一个，失败一个。当今世界上不同民族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努力正方兴未艾，人类对政治制度的探索和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西方自己的体制改革也任重道远。西方世界今天经历的一场又一场危机背后都有政治制度的原因。

我由此而联想到欧洲历史上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用理性主义代替了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这总体上是历史的进步，推动了西方的工业革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又把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及其话语推向绝对，形成了一种新的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并全力向非西方世界推销，其失败的结局自然是预料之中的。随着伊拉克战争和“颜色革命”陷入困境，随着金融海啸暴露出西方制度的弊病，我们可以说“西方话语”现在处境非常不妙。“后西方话语”时代已经开始。

中国崛起触动了这个世界的许多敏感的神经，也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在这个大变局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再以西方话语为马首是瞻，而应该独立思考，本着自己的良知、学识和爱国精神，在吸收世界智慧的同时，摒弃西方新蒙昧主义和绝对主义，共同探索和建构“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和战略，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二、可能影响世界的中国理念

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非常重要，而政治话语的核心是理念。中国迅速崛起虽然引人注目，但中国崛起背后的理念似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不少人甚至认为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并没有产生大的理念，更有人认为中国还处在过渡阶段，最终还是要全盘接受西方理念，融入西方文明。而我认为，中国这种“文明型大国”的崛起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产生理念的过程。

我曾于2009年10月1日为美国《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中国成功背后的八个理念”的评论。文章发表时，《纽约时报》的编辑特地加了一个题注：“西方最好还是研究一下中国戏剧般崛起背后的理念。”（“The　West　would　do　well　to　study　the　ideas　behind　China’s　dramatic　rise。”）西方虽然对中国仍怀有难以摆脱的偏见，但一些有识之士已开始关注中国理念了。中国学人对中国理念的研究更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没有理念上的崛起，一个民族是无法真正崛起的。

我梳理出的八大中国理念是：实事求是、民生为大、整体思维、政府是必要的善、良政善治、得民心者得天下与选贤任能、兼收并蓄与推陈出新、和谐中道与和而不同。虽然中国理念还有很多，但我认为如果能够把这些理念阐述清楚，我们就可以大致勾勒出中国迅速崛起背后的关键思想以及它们对世界可能产生的影响。

1。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理念最早见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指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的明清时代又形成了“实学”，强调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则，英文则把这个概念翻译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毛泽东把这个理念定为中国革命成功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个理念，并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个理念使中国摆脱了东、西方教条主义的束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这个理念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双方都因此而摆脱了僵化意识形态的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差异：“实事求是”是中国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避免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都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是这些活动是否有利于人民的整体利益。正因如此，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没有像欧洲崛起那样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和平与发展的大量机遇。这个理念使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使中国能大胆地借鉴别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切经验，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进步。

中国人从对事实的检验中发现：在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