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有本事的皇帝- 第24部分

吴汉少年时家境贫寒，曾在宛城乡下担任过村民组长（亭长）。王莽末年，吴汉因为朋友犯事儿受牵连，逃亡到渔阳，以贩马为生。

渔阳已是边郡，加上大灾荒引起的大动乱，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吴汉是豪侠型的性格，身在异地，生活贫困，贩马又赚不下几个钱，但他轻财好义，每过一处，都很注意结交豪杰人士，老乡彭宠就是他在这个时候结交的。

彭宠后来数易其主，又割据自立，在腥风血雨的社会变革中没有找到北，被刘秀打趴在地，死得也不太好看；吴汉勇武绝伦，阴鸷残忍，谨慎尽责，后来追随刘秀南征北战，建立了很多功勋，官至刘秀的最高军事长官（大司马），名列“云台二十八将”。

但是，目前这哥俩儿都是流民，躲在渔阳混饭吃。

眼下，韩鸿在渔阳遇到彭、吴二人，叙起老乡情来非常投机。

彭、吴既然是逃亡，当然应该躲着公职人员，而韩使者肩负重要任务，当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在跟渔阳高层人物打交道上。但事实是，这哥仨儿就是见面了，而且是“宾主在亲切、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会晤，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政治军事形势深入交换了意见”。

不知是因为高兴一时冲动，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韩鸿立即充分行使使者权力，任命彭宠为偏将军、代理渔阳太守，给吴汉也弄个县长干干——让他当安乐县县令。

安乐是渔阳郡所辖的一个县，就是今天北京的顺义。

且不说彭、吴将来如何如何，当时一个是开小差的，一个是逃犯，韩使者像玩儿似的随即委以重任，看起来是开玩笑，其实是更始王朝的干部政策使然。

这样，渔阳就算“归顺”了更始政权。

前面说了，刘玄等一伙“劣币”收复基层政权的工作表面看来热热闹闹，其实是完全失败的。他们不仅没能巩固更始王朝，反而充分彰显了自己的腐败、懦弱和无能，并且把一些有真实本领、德才兼备的人才直接推给了刘秀。

比如耿纯，他也出身高级干部家庭，父亲耿艾曾经任王莽的封疆大吏（济南尹）。

耿纯早年曾游学京城长安，在王莽的中央大员大司农手下工作（纳言士）。王莽倒台后，在更始这次收复工作中，奉命出差来济南的使者是大家熟悉的舞阴王李轶。

耿艾归顺更始，被李轶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怀抱经天纬地之才，想在更始政权中谋个一官半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但此时，李轶与李通、李松兄弟三人在更始王朝封王拜相，权势显赫。特别是李轶，自以为是陷害、谋杀刘縯的主要挖坑人，为建立更始王朝立了大功，加上私德不修，他把持朝政，弄权营私，为所欲为。无论在京城、在封地，还是出差在外，李轶都宾客盈门，前来求他办事儿、投其所好的不计其数。

耿纯求见李轶，屡屡难以如愿。后来，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不可一世的这个李使者。

经过一番曲折，李轶以更始王朝的名义，任命耿纯为骑都尉，授以符节，让他去收复安定赵、魏（今河北一带）地区。

当然，这也是个可以用更始名义为所欲为的肥差。

一叶知秋，一管窥豹。睿智的耿纯亲眼目睹了更始干部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他痛切地感到，跟着更始，肯定玩不长。

不久，刘秀来河北独立发展时，耿纯毅然放弃更始王朝给的这个重要职位，投奔和追随刘秀，心甘情愿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从零做起。

更始不小心为自己培养了一个强敌

王莽政权的军队早就在昆阳血战中被收拾得差不多了，王莽本人已经被切片儿，更始王朝在并不做深入细致工作的情况下，对基层政权的收复表面上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可以说是形势一片大好。

正在这时，赤眉军来降。

樊崇带领的赤眉军自公元18年在莒县起事以来，打了不少胜仗，经常杀得王莽官军落荒而逃，行情最好时发展到数十万人，很受老百姓欢迎。

他们艰苦转战于青、兖、徐、豫几个州，基本上消灭了这一带的王莽政权的武装力量，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各地农民起义军，在推翻王莽暴政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待更始王朝在洛阳安家时，他们转战到了濮阳（今属河南）。

在新莽暴政被推翻、新的社会秩序尚未建立的乱局中，赤眉军与舂陵、绿林联军是这时候最主要、最重要也最有希望的两支起义武装力量。

比较联军而言，赤眉军是一支单纯、朴素的农民起义队伍。

他们起事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极端贫苦，生活不下去了，就是要吃饱饭，就是要解决生存问题；他们的组织纪律很简单实用，没有什么旗帜、号令、文件，规矩都是口头约定的，最基本的就是“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他们的领导层也没有什么豪华阵容，没有政治野心和复杂的斗争，最尊贵的称号是“三老”，相当于“村长”；他们的队伍标志很原始，却很实用，就是把眉毛描红。

赤眉军标识的这个创意极为绝妙，至今只有人赞叹，没有人模仿，也没有谁改造得更为人接受。

但是，这样一支队伍，小打小敲还可以，发展到一定阶段，或者遇到复杂局面，就面临着如何制定实施较高层次的奋斗纲领和斗争策略的问题，面临着如何避免内部散乱和外部乱来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赤眉军正遇到发展的瓶颈。

当赤眉军来到濮阳时，一下子没有了行动的目标：老对手王莽没了；向西进军打更始没有理由，也打不过，大家本来还是哥们儿；向东撤退回家乡，又怕弟兄们散伙。

正在这个时候，更始王朝从洛阳派使者来见樊崇，要求赤眉军去洛阳投降。

樊崇正在为下一步的出路发愁，见更始定都，认为汉室又复兴了，很乐意，立即把大部队留下，带上二十多个头目，跟随使者到洛阳投降更始。

樊崇满心欢喜地带着二十多个赤眉军头领来到洛阳，希望更始王朝给予封赏。大家拎着脑袋出来闯，终于闯出个名堂了！

他们本来只是想弄个乡村干部（三老、从事、卒史）当当，能吃饱穿暖、不受欺负就行了，现在看看，遍地都是王侯将相，他们就应该也发达一把！

更始王朝倒是很大方，把他们都封为列侯。

反正爵位没有名额和编制限制，再说大家在打王莽时遥相呼应，都是哥们儿。

但是，由于更始王朝所控制的地盘儿实在有限，更重要的是，该王朝窝里斗很拿手，而政治谋略和能力水平实在有限，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事儿就做不好。

这时，更始高层就是光给樊崇等人列侯的虚名，并没有授予他们军政实职，也没有分配给他们封地和食邑。

他们没有处理好赤眉军归降的问题，犯下了无法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赤眉军的几十万将士们还驻扎在濮阳一带观望，大家眼看自己的头领也不过这个待遇，都大失所望：原先有王莽在大家活不下去，现在就是跟了更始王朝，也没有什么意思，于是，逐渐开始有开小差的。

樊崇等人见刘玄一副窝囊相，他的高级干部也没有几个能拿出手的，本来心里就凉了半截，对更始王朝的分封十分不满。

大家在打王莽上都是出了力的，我们赤眉军这五六年也不容易。我们能承认你更始王朝是大哥，是因为我们厚道，现在你们吃肉，连汤也不让我们喝，老子不干！

于是，樊崇等人又逃回了自己的队伍之中。

祸患的种子由此种下，并迅速萌芽、成长起来。

其实大家也早都看出来了，更始王朝的腐败无能岂止表现在这么一件事儿上，还有多着呢。

就在更始王朝陶醉于灭了王莽、定都洛阳，它的各级干部忙于做表面文章、中饱私囊的时候，直接阻碍更始王朝扩大势力甚至威胁它生存的地方割据武装迅速壮大。

他们趁着王莽没了、更始还没有全面控制局势的政权真空之际，占据一方，称王称霸。

在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军中，仍然有不少各自独立，并没有归顺更始。这样的一些割据势力和农民武装都有一种共同的心态：谁说的王莽没了，天下就一定是你更始的？

这个时候，在一些地方流传着一句民谣：“谐不谐，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

这句民谣的意思很简单，也很深刻，是说更始王朝能否把天下弄到自己手里，关键在于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要与包括赤眉军在内的农民武装搞好关系，二是要牢固地控制黄河以北地区。

这第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不用多说了，不久大家还将体会得更深。

蛟龙入海向河北

至于这河北地区，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因为南方还是蛮荒之地，西北过于偏远，中原既是粮仓也是政治中心，势力版图改变起来不容易；而河北地区也是粮仓，民风剽悍，还是很好的兵源地，更重要的是从地理上和军事上看，谁据有它，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窥视、控制中原和东部地区。

目前，河北地区形势极为复杂，有三种类型的力量在那儿搅和：

一是以铜马、大彤、尤来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武装本来打王莽打得红了眼，现在没了要打的目标，又不知道下一步谁能当一哥，就转身割地自保。他们浑身是劲儿没处使，老想跟谁干一仗。

二是原王莽政权的一些地方官吏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有的把办公室门一关逃之夭夭，有的想方设法重新联络靠山，有的则坐等观望，但是，他们在发展生产、安排民生上很无能，而鱼肉百姓、破坏治安倒是很内行。

三是本地或外地赶来的刘氏宗室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态，与各种力量结盟，打算称王称帝。这些人鱼龙混杂，但很有号召力。

总之，大家都很忙，今天你与我称兄道弟，明天你又翻脸打我，旁边还有人趁机上来插一杠子。

几乎是有城头甚至有寨墙的地方，都会不断变换大王旗。

在刚才民谣说的两个问题中，刘玄等更始高层见樊崇来投降了，可能有点情绪又走了，但他们走了也没见有多大的异常，就以为赤眉军的问题暂时解决了。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更始把怎样控制河北摆上了议事日程。

更始王朝的核心层认为，应该委派使者去开拓和镇守河北地区。

客观地说，这种认识是对的。

但是，到河北出差显然是个重活儿，比到一般的郡国去收降和恢复基层政权不知道要难干多少倍。

这个使者不光要对更始忠诚，还要智勇双全，真能干点事儿。

在研究具体人选时，更始核心层因为意见分歧迟迟决定不了。最后，意见集中在是不是派刘秀出这趟差上。

这几个月来，刘秀的日子确实十分艰难。

他虽然在昆阳大捷甚至在消灭新莽中立了头功，但始终没有摆脱“劣币”们要驱逐他的效应。特别是大哥刘縯遇害以来，他基本上处于一种被怀疑和监视，而又必须不断地干重活儿和脏活儿的状态。

刘秀心里像明镜一般，在更始王朝里，永远不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永远无法实现自己和大哥“光复汉室”的人生理想。

所以，他时刻都在寻找从刘玄这儿拿旗帜走人的机会。

更始王朝的大司徒刘赐向来欣赏刘秀，坚决主张并且推荐刘秀去河北出差。

刘赐是熟面孔了，他作为刘玄的堂兄，又与刘玄有生死恩情，在刘玄和更始核心层面前说话很有分量。当刘玄成为傀儡的时候，刘赐绝不甘心刘氏宗室老是受气，总想给爷们儿哥们儿创造些机会。

这次要安排人出使河北，他坚持认为：“在南阳宗室各家弟子中，只有文叔（刘秀字）才能担当这个重任。”

但是，大司马朱鲔等人则坚决反对把刘秀派出去。

在几个月前这些人挖坑害刘縯的时候，朱鲔与李轶一样，既是发起人，又是主要挖坑人，表现得最主动、最坚决、最卖力。所以，他唯恐刘秀报仇，一直对刘秀特别警惕，始终注意不给他独当一面的机会。

同时，他也很清楚刘秀的能量，唯恐刘秀独立发展坐大，将来难以控制。

现在不是很好嘛？把刘秀放在眼皮底下冷藏一下，挂起来，有粗活重活让他干，干完了再冷藏起来，他没有戏唱了吧？把刘秀当做抹桌布，该用的时候使劲儿用，用完了扔在一边，再踩上一脚，他没脾气了吧？

这样，大家都安全，也放心。

那边，刘赐反复提出派刘秀去河北，他很想给这个堂弟创造点机会；这边，朱鲔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实在担心刘秀独当一面，不好控制。

这时候，大家都知道，刘秀是个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人。

刘玄岂是英明果断的人，就夹在中间左右摇摆，游移不定。

当初，刘玄并没有坚决要杀刘縯，本家兄弟嘛。更主要的是，面对豪气冲天的刘縯，他也根本没有那个胆量。正是王匡、朱鲔、张卬、李轶等人在背后操纵，他才与他们一道把刘縯给黑了。

在那个事中，王匡、朱鲔、张卬、李轶等人是直接元凶，刘玄认为自己负的是领导责任。那事后，刘玄对刘秀的心态十分矛盾：既内疚，想用刘秀所长，又怕刘秀得风就使雨，难以驾驭。

在左右摇摆、反复犹豫的情况下，刘玄几次想下决心把这活儿交给刘秀，都遭到朱鲔等人的反对。就在这相持不下的时候，左丞相曹竟、尚书曹诩父子坚决支持刘秀出这趟差，起到了关键作用。

刘秀接受冯异的建议，一直注意与曹氏父子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关系，到了这关键时候，终于起了关键的作用。

曹氏父子深受刘玄信任，与王匡、朱鲔的关系也不错，在更始王朝里很有势力，很会来事儿，也一直时时处处帮刘秀说话。

在扁秀和挺秀的人僵持不下的时候，他们爷俩儿发力了。特别是曹尚书，竭尽全力配合刘赐挺刘秀，扭转了力量的天平。

公元23年10月，由于刘秀韬晦之计的成功，刘赐的苦荐和曹竟、曹诩父子力挺，加上出差到河北确实是个苦活儿、粗活儿，加之刘玄、王匡、朱鲔等人的政治眼光又实在太浅，更始王朝委派刘秀以破虏将军、代理大司马的身份到河北出差，工作目标是收复、安抚和管理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