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义的干部，我们身为大汉的臣子，难道不如他们吗？”
老贾身为朝廷重臣，带队剿敌路过有关郡县的时候，按照规定，地方大员必须做好接待和供应工作。
在安排全郡的接待工作时，老寇做了精心的部署。
他命令全郡各县，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做好对执金吾贾复大军的接待和供应工作，特别是在伙食安排上，饭菜一定要丰盛，酒水一定要充足。
至于具体的把握尺度嘛，就是对执金吾的将士，每一个人按照两个人的饭菜、酒水准备，务必让他们吃饱喝足。
老贾率军一进颍川，到处受到盛情的接待，行军打仗辛苦疲惫的将士们乐得海吃海喝。
到了郡治，也就是今天河南的禹州，老寇组织了热闹的欢迎仪式，表示热烈欢迎老贾率军到来，随即托病离开。
老贾回过神来，就要勒兵追赶老寇。
他看看手下的将士，哭笑不得，个个喝得醉醺醺的，东倒西歪，已经不能干活儿了。
老贾无可奈何，只好带兵过境而去。
躲过初一，很难再躲过十五。
老寇觉得躲避老贾，毕竟是个消极被动的办法，不是长久之计，就派谷崇专程赴京，向刘秀汇报这事。
刘秀听了，也觉得这事非同小可，立即诏令老寇火速进京。
老寇急忙进京，到朝廷觐见刘秀。
这一天，老寇来到刘秀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贾复也在，连忙要回避。
刘秀立即叫住老寇，对他和老贾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你们两虎怎能私斗？来吧，你们有什么问题，朕今天给你们分解。”
于是，刘秀放下架子，跟这哥俩儿并坐在一起，推心置腹地唠起了家常。
这是一次气氛极好的君臣会谈，不，就是哥仨儿谈天说地。
哥仨儿有说有笑，无话不谈，欢快异常。
结果，老贾跟老寇不仅怨嫌尽释，而且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哥俩儿表示，一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继续以帝国复兴大业为重，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同志，正确对待自己，竭尽忠诚，兢兢业业，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了让刘秀放心，哥俩儿还共同乘坐一辆车子，告辞结伴而去。
第二，刘秀长于治军，努力打造一支纪律严明、作风严整的作战队伍。
如果说驭将是抓班子的话，那么，治军其实就是带队伍，二者密不可分，很难割裂开来说。
所以，刘秀“驭将”的做法，都被推广开来用之于整个部队自身建设。
刘秀起事之处，就非常注重手下队伍的仪容、作风和纪律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全新的军队。
更始王朝定都洛阳，就是派刘秀打前站先行整理环境的。
待更始人马进城，那戏剧性的一幕可能大家还没有忘记：更始的其他高级军政干部穿着举止就像叫花子、小偷一样，有的随便找块布把脑袋包一下，有的穿着抢来的女人的衣服，嘻嘻哈哈，完全是一派典型的乌合之众景象，围观的老百姓没有不发笑的。
而刘秀的手下，无论是部队官兵，还是府衙属僚，一个个服饰整洁，精神饱满，举止得体，老百姓看了都非常高兴。特别是一些怀念大汉的干部群众，激动得热泪盈眶，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够看到汉官威仪！
形象即人心。
作风是队伍整体素质水平的综合反映。
一个不自重的队伍是很难得到别人尊重的，连自己的作风都搞不好，何以搞天下？
一个爱惜自己、爱惜百姓的队伍是不孤独的，它克己修身，必能兼济天下！
登基之后，刘秀不仅没有放松，〖Ｚei8。Ｃom电子书下载：。 〗反而进一步加强了队伍风纪建设。
刚刚定都洛阳时，侍御史杜诗铁腕治理军纪的生猛劲，丝毫不亚于当年的祭遵。
当然，他们都得到刘秀的大力支持。
对于触犯法纪的高级将领，刘秀亲自给予谴责管束，以儆效尤。
建威大将军耿弇任职14年，屠城300座，平均每年屠城20多座，屠刀之下万骨枯。他是刘秀的超级粉丝、铁杆心腹，但其作风并不是刘秀赏识的。
打下天下不久，刘秀在首批剥夺军权的将领中，就想到了他。
大司马吴汉也是如此，他同样是刘秀的绝对忠诚者，是公认的刘秀可以托生死、寄国命的人物，但他也有刘秀非常反感的一个癖好：屠城。
在剿灭公孙述时，吴汉拿下成都，屠城三日，索命数万，后来被史家挞伐，当时也遭到刘秀的怒斥。
在刘秀心目中，最得自己治军理政真传的，是征西大将军冯异。
冯异领命进军关中之后，他率领这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步步深入，供给曾经一度断档，但他依然严格约束部队，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绝不允许滋扰老百姓！
当时天下饥荒，关中尤甚，大家都饿得易子而食或者对啃。粮价飞涨，达到一斤黄金才能换来黄豆五升，还常常有价无市。
这个价格水平，有可能是史上最高的了！
这时，冯异大军又赶上道路不通，给养输送中断，形势万分危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冯异也要求将士以树皮、果实为食，绝不能向老百姓伸手。
总的来说，刘秀麾下的武装集团是刚柔相济的，武可以攻城拔寨，纵横疆场，文可以安定地方，爱惜百姓，他本人满意，老百姓也是拥护的。
第三，加强供应，构筑一个综合性、全方位、坚实的保障系统。
这个军事保障系统，包含了政治的、人事的、舆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前面陆陆续续地说了一些，现在重点说说给养。
应该说，刘秀的青少年时代，特别是在29岁起兵之前，他基本上是衣食无忧的。即便他的老爸去世、叔叔离职、外公辞世，家里的经济状况明显受到影响，但也没有闹过饥荒。
他上太学时出租牲口可以搞点收入，回乡种地旱涝保收，贩卖粮食效益可观，经常家里有余粮，兜里有零钱，不为吃饭穿衣发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按照一般的标准，这是一种小康生活。
刘秀真正体会到衣食、给养的极端重要性，是在他起兵以后。
打仗就是打后勤，打给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举凡上过战场的人，对此都会有切肤之感。
扯旗造反，刘秀真的想干事才知道钱紧。
骑牛打仗，刘秀才觉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是多么辛苦！
在河北那些无比艰辛的岁月，他带着少数徒弟、粉丝，左冲右突，武攻武卫，无时无处不感到自己手头太紧。
为了吃饭睡觉，他带着大家讨过饭，也到宾馆揩过油。当然了，实在没办法，他们就只有饿着冻着。
在逃命的过程中，大家沐风栉雨，穿着破旧的湿衣裳，饿着肚子，狼狈至极。
冯异搞来的豆粥、麦饭之所以让他终身难忘，是因为他当时已经走投无路而痛入骨髓！
在讨伐王郎的时候，为了招兵买马，甚至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是可以采取允许打仗时随便抢掠老百姓的办法，作为将士们的薪酬和奖励，这遭到他的果断拒绝，但也反映了他的后勤供给的窘状。
举行登基大典时，刘秀连起码的条件都没有，在河边上堆起来一堆土用来站人，烧一堆柴火用来祭天，算是把大事儿办了。
不能解决衣食住行，没有人会长期跟着你干，老百姓也不会拥护你！刘秀的体会越来越深刻。
在别人身上，刘秀也看到很多反例。
王莽就是一个黑色幽默。
起初，在镇压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时，他是不惜血本的，反正钱财是公家的，是民脂民膏。
昆阳血战时，他派出的部队达数十万之众，投入的军需物资数量庞大，车马运输起来蜿蜒绵延数十上百公里不绝。
待刘秀大胜，缴获的军需物资竟然既搬不完也烧不完！
要是供给不方便，王莽也有自己的办法：抢老百姓的。
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老打胜仗的部队，更没有一个靠抢老百姓能够维持生存的政权。
王莽的这种流氓政治很快造成一种局面：外患未除，边境打成一锅粥；内乱又起，各地纷纷竖义旗。
在万人喊打、国家机器崩溃、眼看自己的王朝就要玩完的时候，王莽觉得再掏钱找人打仗就要动自己的腰包了，心里一万个舍不得，每掏出一个子儿都剜心般地难受。
在保脑袋还是保钱袋子之间犹豫了一阵子，王莽错失了不少战机。
当他硬着头皮召集几个敢死的汉子来帮助自己作最后的顽抗时，竟然连茶钱也不想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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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供给万事不成。
一分钱能够难倒英雄汉，刘秀有切肤之感。
自从来河北单干，刘秀在不断壮大队伍扩大地盘的同时，就非常注重恢复重建地方政权，建立并且不断完善税收制度。
每拿下一个地方，他都以老百姓的支持拥护为群众基础，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和平台，以税赋体系为操作工具，建立起庞大而且坚实的后勤供应机制。
无论要拿下的地方多么重要，无论要扁倒的敌人多么讨厌，无论接下来的战斗多么严酷，刘秀都要严肃而严格地交代自己的徒弟和粉丝们，一定要在砍人的同时打好组合拳，无论发生什么事都绝不能骚扰老百姓，要打下一方就稳定一方发展一方，建设好政权和税赋体系。
所以，当别人靠骗和抢出来混的时候，刘秀让人耳目一新，扁倒了很多对手，还深受老百姓拥戴。
集中兵权，独掌刀柄——刀只有放在自己手里才安心
跟其他措施比起来，刘秀的这招就更加直接，更加露骨了。
他是马上君主，天下主要是从马上得来的，对军队重要性的体会极其深刻：对一哥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可以用来威震群雄，安定天下，但把握不好也会刺伤自己。当然，要是别人，甚至不少人都有这样的剑，那就更危险了！
把别人的剑给废了，只保留自己手中的这把，好好地把玩，才是最安全的选项。
所以，刘秀登基称了一哥才几年，天下刚刚初步坐稳，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动手了：撤除地方军队和军权，保留和加强中央军队建设，指挥调度权统归帝国一哥，也就是他自己。
史称刘秀的这个行为为“罢郡国兵”。
刘秀是打着承继西汉、复兴汉室的旗号征服天下的，加之时间仓促，他建立的新的帝国基本上沿袭了西汉的政权架构，包括军事体制。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军事制度有三个特点，即中央集权，分级管理，容易忽悠。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全国军队的最高指挥权归属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是全国军队的法人代表和首席执行官。
当然，皇帝太忙，手下还设有最高军事长官协助工作，秦称国尉，汉称太尉、大司马，其实是皇帝的军事幕僚。
军队为利器，无论军队多么强大，或者多么懦弱，只有皇帝才有调动它的权力。举凡调动五十人以上的官兵，都必须皇帝亲自下令，并且要有严格而明确的书面字据和玺、符、节等作为凭证。
对于军队的重大活动，皇帝也介入得很多，很具体。不少重要的战役他都要亲自参加，亲临前线。
大概除了军事，没有哪项工作皇帝参与这么多：重要干部亲自任免，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活动亲自参加。
有意思的是，能不能对军事工作参与这么多，还是帝国稳定与否，皇帝是否成其为皇帝的一个条件和标志！
所谓“分级管理”，情况就复杂了。
帝国的武装力量主要分为中央部队和地方部队，管理上也就分为中央（朝廷）、郡国、县这三个层级。
秦时的中央部队是围绕着首都——重点是皇帝的安全——来建设和布防的，大体分为皇帝警卫部队和首都卫戍部队。其中，前者又分为由郎中令率领的全部由军官组成的贴身侍卫，和由卫尉率领的保卫皇宫内外的亲军。后者，则由中尉统帅，驻扎在京城以及周边的战略要点，负责京城的安全以及重要目标的守卫，同时担负国家战略机动部队的任务，看哪些该扁的目标随时去扁。
西汉和东汉早期的中央部队主体是皇帝的禁卫军。
西汉时中央部队有两支，一支屯驻在京城长安南边，司令部设在未央宫，俗称“南军”，担任宫廷内外的警卫和皇帝的扈从；另一支驻扎在长安城北，负责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防务。这两支中央部队互不隶属，但在执行任务时互相配合，人数很多，素质较高，装备精良，来源可靠，又占据京城等战略要地，在稳定形势中发挥着巨大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刘秀定都洛阳后，在中央部队建设上一开始沿袭西汉的南北军旧制，不久就作了重大的改革。
这样，这个时期的中央部队无论怎么称呼，都是人数不断扩大，职能不断细分，大家既互相配合，也互相牵制，共同听命于帝国一哥。
而这个时期的地方部队，则更加复杂和微妙了。
地方部队分布在郡、诸侯国、县，其指挥者在郡是太守、都尉，在诸侯国是国相、中尉，在县是县令长、县尉。
这些地方部队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同时坚持日常训练，为中央部队提供兵源，在朝廷大规模用兵时听从统一调遣。
不过，上述地方大员甚至诸侯王都不能随意动用部队，要想用兵必须得到皇帝的许可，以书面授权和符节印信为凭。
在一些边境地区，地方首长的军事指挥权稍微大一些。
问题的复杂在于，上面说的是正常状态，国家处在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时期，整个国家机器在有序运转，一旦出现不正常的情况，部队的管理和使用就变得极其复杂，极其微妙，也极其麻烦。
换句话说，军队就像一把利刃，平时装在刀鞘里或者正常使用，无论用来砍人还是切菜都是没有问题的，而它一旦被不正常使用，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上面说的，乍看是中央集权，权归一哥，其实相关的制度极其刻板，刻板到落实起来用兵必需而且只要一个虎符即可；乍看是分级管理，职责明确，其实利刃分别掌握在朝廷和各地封疆大吏手里，利刃多了，想不伤人也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