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候。然而拿破仑的睿智豁达占了上风，他主张折中的办法：决定私
人如果进行商业交易而签署了期票，那么他就可被视为商人处理。
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典主要是最后两部。这两部法典于1810 年开始实施，
就在这个时刻，4 月28 日的法律又一次改组了司法机关，赋予它以后保持很
久的形式，唯一的例外是这个法律所赋予区首府以外各市长的违警管辖权，
不久就被剥夺了。这一法律规定了任命法官的方式和条件，以及有关他们的
纪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一次清洗：巴黎上诉法院的三十一名法官
被清洗了八名。这些变动似乎并非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但是司法部门人事
构成的变动也和其它部门一样，朝同一趋向演变；在贝藏松，旧高等法院的
两个院长和五个法官又进入了法院。不管怎样，革命人士在司法部门更好地
保持了他们的权力，因为司法人员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几次清洗是例外的情
况。
镇压机构还在加强。检察院得到确定的组织形式；预审完全是秘密进行
的；保安法官没有了，起诉事务集中在检察长、总辩护官和预审法官的手里；
郡守又取得了任命判决陪审团的权力；起诉陪审团取消后，它的职能转移给
上诉法院中的一个法庭。特别法庭以“普通特别法院”名义保留了下来；但
是只有军人充当法官了；此外，在陪审团暂停时或镇压某些重大罪犯时，还
设有“非常特别法院”；在1810 年这一年出现了“海关特别法庭”。按照宪
法规定，元老院还能以有损国家安全为理由而撤销陪审团的判决；1813 年，
元老院把刑事罪法院已经释放的，被控告走私的安特卫普市长移送到一个特
别法院。至于刑法，虽然不恢复拷打酷刑，但恢复了烙面、枷刑、对弑父母
罪犯的砍手刑，以及剥夺全部公民权。
尽管加强了刑事制裁，帝国和执政府一样并不单独依靠它，而是更依靠
行政镇压措施，也就是说依靠警察。先是在大臣富歇，以后到1810 年在大臣
萨瓦里的领导下，由负责各“警务区”的参政官执行；自1808 年起，还在都
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没有向前
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并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职权。各
参政官和督导官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1811 年由帕
斯基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争；1808 年下
卢瓦尔郡的郡守指出：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有的文官”。
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
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编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
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他了解很多情况，但并非能洞察
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
谨慎。告密者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狱之外，
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 年曾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
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伟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
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 年12 月5 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
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
萨尔不但已被皇帝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
事情也并未了结：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并受到监视。最后，1810 年3 月3 日的
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并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
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
见。在拿破仑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
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
说到“政治犯”，无不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
清楚无误的。下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
宣称：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
守们自己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 1808 年，旧军官德斯皮努
瓦·德·圣吕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债务人的口头命令就在索姆郡
被捕。因此，1810 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每年进行一次检查。但并不是所有
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部分案卷；1811 年，在被提出审核的
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 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
释放了二十九人；1814 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
自由的委员会，它并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才
进行干预；1804 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人获得了释
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从1800 年到1814 年
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仑注意在执行时不要扩大化，他
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
效果。
能说会写的人特别引起注意。法兰西科学总院曾如此信赖拿破仑，也未
能得到宽待；自1803 年起取消了政治和伦理学部；1805 年拉朗德重印了马
雷夏尔②的《无神论者字典》之后，皇帝谴责他“老迈昏庸”，并且禁止他出
版任何作品；夏托勃里昂就任法兰西科学总院院士的演说词（其实已禁止他
宣读）激怒了拿破仑，拿破仑威胁要取缔语言和文学学部（即革命前的法兰
西科学院），斥之为“一个讨厌的俱乐部”。每个沙龙里都有警察局的密探，
院士艾斯曼纳尔也是其中之一。至于律师，拿破仑憎恨他们：“这是一伙肇
事分子，是罪恶与叛逆的祸首。。我想把那用来反对政府的律师舌头割下
来。”1804 年，他强制律师向法庭申请注册；直到1810 年12 月14 日他才
又准许他们选出律师公会会长和一个纪律管理委员会；即使那样，他们还是
只能向检察长提出候选人，法庭也还是有权惩处他们。
拿破仑同样地讨厌“印刷品，因为它诉诸舆论而不诉诸当局”。他写信
给欧仁说：“必须印刷得很少，越少越好。”从1805 年开始，各报必须向警
察局呈报帐目，并缴出三分之一的收益，以支付负责监视它们的政府代表的
薪俸；1807 年夏托勃里昂的一篇文章使得《信使报》遭到取缔；1810 年8
月决定每郡只许有一种报纸，因此一百多种报纸停刊了；10 月，萨瓦里迫使
巴黎的报刊减少到四种，其中还包括《政府通报》；1811 年2 月，这四报之
一的原《论辩报》从贝尔坦兄弟的手中夺了过来，因为他们有私通英国的嫌
疑，该报改组为合股经营，警察当局取得了三分之一股份，改名为《帝国报》；
9 月，《巴黎日报》和《法兰西报》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为了控制书籍的出
版，1805 年再次强制印刷商领取可撤销的个人执照并宣誓效忠；警察当局可
以随意决定没收他们的印刷品；富歇在他原有的新闻局外，又增设了一个咨
询局，进入该局的有勒蒙泰、拉克雷泰尔和艾斯曼纳尔。
正式的书报检查可能比警察专断的行为较为可取；1810 年2 月5 日，皇
帝终于决定建立正式的书报检查制度；他成立了出版管理署，首先委派波塔
利斯的儿子主持，然后是前郡守波默勒尔，并设立了一些“帝国检查官”，
其中包括一个神学家；在外省则郡守仍有检查书报的权力。与此同时，巴黎
的一百五十七间印刷所关闭了九十七间；最后，书商也得领取执照并宣誓效
忠。正如可似预料到的那样，书报检查当局利用职权来掩护自己的武断行为，
并恣意滥用职权：它不仅表现在维护“高卢主义教会”、反英和多疑时达到
荒谬的程度，而且竭力假装正派，深恶痛绝它所不喜欢的文体，例如历史小
说之类。1811 年12 月，拿破仑为此大为生气：书报检查应只限于取缔诽谤
文字，“在其它方面应准许自由议论”。这个训斥产生了效果：1811 年将近
百分之十二的手稿被禁止出版；1812 年这个比例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在这
① 嫌疑犯法律是1793 年9 月17 日国民公会通过的法律，是雅各宾专政的重要恐怖措施之一。——译者
② 西尔万·马雷夏尔（1750—1803 年）在1789 年革命前已是有名的无神论者、诗人、政论家，大革命期
间先后加入过“社会小组”、艾贝尔派，反对过罗伯斯庇尔；1795 年加入巴贝夫领导的平等派运动，《无
神论者字典》是他主要著作之一。——译者
一点上，拿破仑又比他的属下人员显得更为开明些，事实上这对他来说是轻
而易举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保持了开明专制的最优良的传统。但是，政府依
然反对阅览室、租书店，尤其是反对卖书的小摊贩：因为它认识到历书和通
俗彩画的重要性，并且也不放过识字课本。元老院也设有一个维护出版自由
的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毫不起作用。至于戏剧界是各派常易发生冲突的场
所，也不能幸免。1805 年拿破仑要求富歇“从公众道德上”对莫扎特的《唐
璜》发表意见，而布里福写的《唐桑切》由于西班牙战争而不得不把剧名改
为《亚述的尼纳斯》。
总而言之，帝国政府发展并改善了执政府工作，同时也加强了执政府的
专断性。公众的任何自由权利不复存在，但信仰自由除外，因为宗教的不容
忍势必使国家失去优秀的公职人员，从而会有损于国家；而且还不应该攻击
众所共奉的宗教，不应该公开主张无神论或参加分裂的“小教会”。帝国政
府的专制并不使刚刚经历过旧制度和革命风暴的法国人感到十分惊讶；再者
他们知道其它国家处境几乎相同。帝国政府所独具的特色就在于机构简单，
能迅速调整机器：这种特色要归功于大革命，因为大革命扫清了旧制度的各
种混乱的机构和种种特权，才有可能建立新的机构。
二、财政与国民经济
金钱是战争的命脉，何况路易十六的先例已经证明，国家财政的一次危
机可能对政权是个致命的打击。开明专制君主的模范弗里德里希二世对财政
就一直非常小心；他比较喜欢间接税，因为间接税较易征收，能提供更正规
的收入，也更受统治阶级的欢迎。拿破仑也是这样干的。从1804 年到1812
年他减少了土地税和动产税，这样做对他有利之处是把立法院的同意权沦为
纯粹形式。此外他准备合理地分派土地税，最后于1807 年着手编制地籍册，
这就满足了1789 年陈情书中的主要要求之一；拿破仑为此项工作花费了五千
五百万法郎，但能完成此项工作者不超过五至六千个公社。
一开始，戈丹就曾向拿破仑建议恢复消费税；但是这种税收是如此不得
民心，以致拿破仑在1804 年从前不敢冒险恢复它。共和十二年风月五日（1804
年2 月25 日），设立了“综合消费税局”，由南特的弗朗塞任局长。首先开
征饮料税，税率不高，但必须要有库存清单；在国家的许可下，大革命前承
包捐税的“酒窖耗子”恢复了他们的职能；征税方法有所改变，税率于1806
年和1808 年有所增加。1806 年又增征盐税以弥补取消了的中途转运税。在
增加了烟草税之后，1810 年终于恢复了烟草专卖。这一年，“综合消费税”
的收入似乎明显地超过直接税的收入，关税还不计算在内。人民的不满情绪
十分强烈，激起了不止一次的骚动。另一方面，有产者可以察觉到直接税的
减轻只是表面现象，因为国家的一部分支出转移到了地方预算的项目上，譬
如一部分的宗教经费、土地清查、运河、乞丐收容所等费用；1810 年郡守的
一半薪俸也转由地方负担。把百分之一附加税加起来，北滨海郡在共和九年
缴纳了二百四十八万九千法郎，在1813 年付出了三百四十二万三千法郎。为
了使各公社的市政府能生存下去，还必须增加入市税。另一方面，大量部队
来往调动需要安排住宿，不止一个郡守——例如莫莱——恢复了修路徭役。
尽管拿破仑表现得十分节省，总的说来他还是增加了法国人的负担。负担增
加的原因很少是由于民政支出；各郡公用事业领到的经费是这样少，以致公
路、学校和救济事业均进展很少；北滨海郡由于缺少经费不得不削减开支，
因而把大量纸张都费在一再抄写缩减各项计划方面。从1807 年开始，大约有
三千五百万法郎用于公共工程；但是受益地区很少。法国人负担增加主要是
由于皇室经费、宗教经费、国债，而最主要是由于战争，因为尽管敌国分担
了颇大一部分战费，战争始终要耗费至少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收入。
虽然说国库由于1806 年的改革而避免了以前历届政府的危险，然而国库
从来都不是宽裕的，因为无力举债：这就是法国的财政与英国的财政的主要
区别，这个区别比1789 年以前更明显。惟有还债金库得以发行几百万公债
券。虽然还债金库有很可靠的收入，虽然拿破仑为荣誉军团，为了购置元老
院议员庄园，以及为了他所赏赐的那些不得出让的世袭恩赏等而购买了这种
公债的一大部分——以致1809 年在五千八百万公债中只有三千三百万留在
私人手里，而公债市场也一直在受限制，——但是这项公债的行市依然很低，
销售势头疲软。因此，只好采取各种临时办法：增发证券；铸造了一些货币；
1807 年和1810 年为军费先是提供了八千四百万，后来却提供了四千五百万。
最受欢迎的办法依然是把供应商预付的款项作为专款使用，而让他们等待一
个时期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