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了富歇；红衣主教费什既有许多东西需要教会的宽恕①，因此非常积极帮教
①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在法国革命前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当副主教，革命后不久还俗，与波拿巴一家患难
会说话；皇帝不止一次断然顶撞他，认为他的担心害怕是“想入非非”，劝
他“洗个冷水浴”；但是如符合他的目的他还是常向费什让步的。
首先要保证低级教士的衣食住行和维持教堂做礼拜的费用，因为对各公
社市府施加的压力，促使它们慷慨解囊成效不大。一个神甫写道：“农民对
宗教有好感，对神甫也有好感，只要不使他花钱。”拿破仑很快就决定自己
负担一部分费用。自1803 年起，他同意给司教会成员付报酬；后来在1804
年将近全民投票和加冕的时候，他同意给二万四千名低级神职人员每年每人
五百法郎；1807 年领他津贴的低级神职人员增加到三万名。1804 年，他已经
把葬仪的垄断权交给教区财务委员会；并保证在每个主教管区内资助一所大
的修道院。1807 年，他拨了六十万法郎作为修道院学生的奖学金。他把其余
的教会开支强加在地方的预算上：诸如不是由国家支付的低级神职人员的薪
金（1804 年12 月26 日），教区神甫的膳宿费和礼拜的费用（1805 年2 月2
日）。为了管理做礼拜方面的补助金，1807 年组织了教区“对外”委员会；
1809 年教区资金由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集中管理，其成员现在第一次由郡
守任命，以后出缺则由原有成员推荐加以补充，这个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
还必须选出一个执事会。此外，郡守继续要公社议决给予补充俸给并由公社
负责副神甫的生活费。最后，1810 年2 月14 日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公社应
负担的费用：副神甫的俸给，建筑物的维修费，万一教区财务委员会的收入
无法支付，也得由公社负担；但补充俸给还是可给可不给。教会预算这样的
分担继续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①1811 年，罗讷河口郡各公社总共要付出十
万法郎；而国家除了支付三千一百万各种年金以外，还要开支一千六百多万。
教会也非常重视使人民尊敬它，以及为了帮助它招募神职人员和扩大宣
传所给予的恩惠。修道院的修士得免服兵役；教会的显要人物在共和十二年
关于名次排列的敕令中获得了很好的地位；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敬神游行的仪
式；一些“内地传教团”得到了补助，红衣主教费什还创设了组织这些传教
团的机构；一些郡守下令在星期日举行礼拜时关闭酒馆；波塔利斯赞同这种
做法，甚至取得参政院同意，惩罚那些在敬神游行队伍经过时站立或不脱帽
的人。自1803 年起，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都派进了驻校神甫，并规定在校师
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波塔利斯要求各主教报告有关人事情况；1805 年，凡
尔赛主教提出了任命小学教师的要求，波塔利斯表示赞同；1807 年，颁发了
法令批准各主教掌管各学校的宗教教育，1809 年，丰塔内发出通告要求他们
派本堂神甫监督教师，答应由各主教推荐的人去取代那些评价不好的教师。
另外，主教团组织了一套宗教教育，因为要准备建立大修道院，主教团获准
建立一些初级修道院，这些初级修道院实际上都变成了地方中学。教士也进
入了救济事业委员会和慈善事业局；修女重新主持医院。最后，天主教会的
统一得到保障以反对“小教会”，其教规至少有一点是被认可了的，即通过
行政措施禁止神甫结婚。如果说国家的世俗化没有受到更多的阻挠，那就该
归功于拿破仑：在遵行星期日的仪式方面，在对敬神游行行列表示敬意方面，
在任命小学教师方面，他都拒绝采纳波塔利斯的做法，并且谴责丰塔内把监
与共。到1796 年拿破仑独当一面出征意大利时，费什随军办军需，发了不小的财。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
得政权要同教会打交道，费什又回到教会，不到三年就从主教、大主教升到红衣主教。但他的这段经历使
他得不到教会的敬重，因此他竭力两面讨好。——译者
① 到1905 年12 月“政教分离法”通过为止。——译者
督小学教师的工作交给了主教。
在约制正规僧侣扩充人数方面，也同样应归功于拿破仑。他原则上反对
男修道会：“不要修士”；“修士的苦修行败坏一切道德，破坏一切活力，
摧毁一切政府。”但是在执政府时期，他曾经准许恢复了几个男修道会，特
别是“忠信神甫会”或称帕卡那利修士会，警察局很有理由把它看作耶稣会
的继承者。富歇最终占了上风：共和十二年获月3 日（1804 年6 月22 日）
的法令规定，正规修道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建立。味增爵修士会、圣灵
神甫会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甫尽管在原则上合并在一起，却继续保存了下
来，因为他们能在国外扩大法国的影响；基督教义兄弟会和圣絮尔皮斯修道
会获得了同样的优待；有几家“练心会”得到宽容，因为他们负责阿尔卑斯
山的山间旅舍。其它的僧团均被取消，包括“忠信神甫会”在内，因为他们
的会长帕卡纳里是一个外国人。①然而该会神甫自称已重获自主，不再依附耶
稣会，因此却能不再受政府干涉，费什甚至把拉让蒂埃的修道院交给他们管
理；他们只是到1807 年12 月15 日才确实地被禁止了。拿破仑对修女比较优
待，因为他认为把医院委托给她们能节省费用；他批准了她们所建立的大量
女修道会，还容许其它一些女修道会存在。他很想将她们组织起来，以便更
好地监督她们，可能他很想把她们统一起来。至少，他在1807 年组织了“慈
惠修女和仁爱会①教务总会”，由指定为修女保护人的皇太后主持，他在1808
年颁布了一道敕令，给修女制订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些医院修女
经常也兼办学校，原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
长波斯泰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
样在兼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 年的调查，共
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院的修道会和慈善
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
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展，并在外省设立了分会：波尔多和里
昂便是如此，安培②在那里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 年，他们甚至甘心接受由贝尼埃
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拿破仑曾亲自参予此
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
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
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
样，对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
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
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
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
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
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 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
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 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 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科兹经常和他那些
受到过去顽抗派教士挑唆的神甫和修士们争吵；起初有些本堂神甫也不甘心
世俗化，事故不断发生；最后，绝大部分的教士还是忠于波旁王朝，而这一
点往后也能看得很清楚。至于他们对人民的影响是不能以教会在物质上的改
进来衡量的；在很多地区，人们对宗教依然表示冷淡，而在城市里，总是有
一批观众为《哀狄普》或《伪君子》鼓掌喝采。①何况有理由相信拿破仑并不
一定要法国重新深信基督教；他作出了这些安排是为了掌握臣民中最听神甫
的话的那些人：他所需要的无非如此而已。
与教皇的冲突使这项政策没有完全成功。冲突的起源不是宗教的原因，
尽管庇护七世在“组织条款”问题上，尤其是对在意大利王国里的僧侣所实
行的政策问题上，指责皇帝，但如果教皇不同时也是一个世俗的君主，那么
双方就可能永远不会破裂。但是破裂使拿破仑再次产生象罗马皇帝那样统治
全部神职人员，并把罗马主教沦为附庸的奢望；这样，1810 年2 月17 日元
老院决议案把四项条款的声明立为帝国法律，拿破仑在参政院中也宣称，他
将“恢复历代皇帝一直拥有的批准对教皇的任命的权利”，并要求“教皇登
位前须在法国人的皇帝面前宣誓服从四项条款”。“教皇们不得再提出蓄意
反叛的荒谬要求；这些要求过去曾经为人民带来不幸，为教会带来耻辱。实
际上他们什么也不肯放弃，而且今天还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世界的主宰。”
庇护七世被囚禁在萨沃纳；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们已被带往巴黎，由于
二十七名红衣主教中有十三名拒绝参加皇帝的婚礼，皇帝把这些“卑劣的”
红衣主教流放了。这样就不可能圆满执行教务专约。自1808 年起，教皇为新
任主教授职的祝圣通谕已不完全符合教务专约规定的程式，甚至参政院也拒
不认可。随后变得完全无法填补主教的空缺；皇帝命令被任命的主教径自去
管理他们的教区；红衣主教莫里接受了巴黎教区，多斯蒙接受了佛罗伦萨教
区。这只是一个临时的权宜办法。1809 年，一个教会的委员会发表了意见：
如果教皇由于一些世俗的理由推迟任命一名主教，那么大主教就可以任命一
名主教；但是这个委员会拒绝作出任何决定，而建议召开一次全国主教会议。
1811 年，第二个教会委员会同样得出必须召开全国主教会议的结论。随着世
俗政权对僧侣的压力愈来愈沉重，埃梅里方丈的“高卢主义”倾向日趋缓和，
他一个人大胆地，而且为着拿破仑本人的面，捍卫罗马教廷的权力。但是他
在定于1811 年6 月17 日召开的全国主教会议开幕前去世了。胆战心惊的主
教们直到那时一直噤若寒蝉，怕得不放打破缄默；如同在路易十四时代和制
宪议会时代一样，他们感到被夹在国家元首和天主教首领争执之间的法兰西
教会有成为争执的主题的危险。拿破仑不得不一个个地施加影响，争取主教
们赞同他的计划；然而他们还是有所保留，一定要得到罗马教皇的认可。如
果教皇在六个月的期限内没有授职，那么就由大主教或资格最老的主教授
职，结果就又回到了1790 年《教士法》的办法。庇护七世接受了此议，只要
授职是“明确地以罗马教皇的名义”进行即可，这样他就能随意禁止授职。
1812 年2 月23 日，拿破仑宣称罗马教皇的教谕不能采纳，并且认为教务专
约已然失效。
① 《哀狄普》是1718 年出版的伏尔泰的第一部悲剧，这部戏攻击了教会人士，并批判了专制政体。《伪君
子》（汉译或作《达尔杜弗》）是1664 年出版的莫里哀最富有讽刺性的喜剧，揭露了天主教徒和当时“上
流社会”的假冒伪善。——译者
与教皇的破裂使教士们对拿破仑政权的感情恶化了。一部分神甫逐渐又
公开表示反抗。一些主教被迫辞职或遭到流放；一些神甫被取消了年金或俸
给；反叛的修道院学生失去了奖学金，并被迫入伍当兵；政府宣布解散男修
道会；对忠信神甫会最终也应用了1807 年命令；味增爵修士会、圣灵神甫会
以及“外方传教会”也都被取缔了，而“外方传教会”会长阿农则被逮捕；
1810 年轮到了圣絮尔皮斯修道会被取缔。自1809 年起，圣母修道会早已受
打击，因为其成员在法国散布教皇革除拿破仑出教的通谕，并且保持与庇护
七世秘密通讯。接着轮到了大量的慈善会。最后，1811 年综合教育团的改革
导致了关闭大部分教会学校或初级修道院。教务专约曾使保王党和反革命失
去僧侣的支持；拿破仑和教皇的决裂又使它们再得到了这种支持；在被合并
的各国，他也重新激起了敌视法国的情绪。然而他所争取到的几年已见成效。
大多数教士都迟疑不决，怕再次要尖锐对抗和失去既得利益；只要宗教仪式
没有中止，只要本堂神甫没被赶走，人民是不会怎么骚动的。拿破仑同教皇
的冲突重新燃起了保王党的希望，并有利于他们的阴谋；但是就冲突本身而
言，还不足以动摇拿破仑的统治。
新教徒并没有给政府制造任何困难；但是犹太人则迥然不同。如果问题
纯属宗教性质，那就容易解决了，因为是犹太教法师自己要求颁发“组织条
款”的。困难在于要知道他们是否会认为摩西法律能同民法和法兰西公民的
义务相容；人们以为法国南部的和意大利的“塞法尔第人”①久已适应当地风
俗，而东部的“阿斯肯纳齐姆人”②则被视作是固守旧教规的，1805 年博纳
尔曾认为犹太人是同化不了的。最后，有些犹太人在阿尔萨斯和洛林放高利
贷，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因为高利贷常常剥夺了农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