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参政院比之法国的参政院享有更重大的权力，因为除了管辖行政诉讼而
外，它还兼理最高法院的职能。此外，它的政治作用与日俱增：它的成员当
然取得议会中“使节院”①的议席，到1809 年开始参与治理国家。尽管有这
些新制度，在华沙的行政权在事实上仍然是合议制的，而且缺乏有效率的领
导，因为大公常驻德累斯顿，并没有行使他具有的合法权力委派一个总督。
大臣会议诚然有一个主席，即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但此人并无一个政
府首脑的权势。
大公国行政区划分为郡、县和公社；各级地方政府均已取消合议制，行
政机构由郡守负责，由一名秘书长和一个郡政务厅协助郡守；县由县长领导，
公社由市长和助理人员领导；大公指派郡守和县长，而由郡守遴选各市镇政
府人员。在每一级都设有一个参议会，先由郡、县的“贵族大会”②或由公社
的大会提出候选人，然后再由大公从中指派议员。各县有一治安法官，从县
的“贵族大会”推荐的名单中遴选任命，各郡有一郡法庭，由若干终身任职
的法官组成；每两郡合设一刑事法庭，全国设一个上诉法院。全国也派有若
干警务专员或治安长官。大公国立即就采用法国的征税制，并且组织了一个
审计院。教育受到突出的重视，各地设教育委员会主持其事。天主教会置于
国家权力之下，宪法授权大公任命主教。至于军队则交由波尼亚托夫斯基将
军统率；1808 年实行了征兵制。至此波兰第一次有了中央集仅的行政机构和
整套的职业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就为波兰提供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在
① “使节院”是波兰议会的下议院，代表小贵族；上院“元老院”则代表大贵族。——译者
② 波兰的“贵族大会”（diétine）是始自十五世纪的各省议会，国王颁布新法律或征集骑士出征皆须得到它
的同意。——译者
西欧曾有助于资产阶级的形成。
正如在拿破仑体制的其他国家一样，波兰政府也是专制政府。大公国宪
法保障有个人自由，但也同法国一样，警察专横，权力无边。至于出版自由，
宪法上一字未提。不过宪法还是规定有一个议会，但议会没有立法的创议权，
而且每两年最多只举行十五天会议；此外，它的议长或主席是由大公任命的；
无论如何，在1809 年和1811 年这个议会是依法正规地召集开会的。议会由
两院组成， 元老院由大公任命终身任职的主教和贵族组成，职权只限于审议
法律是否符合宪法规定；另一院称为“使节院”或众议院，议员的产生一方
面由各县“贵族大会”选举一名有住所的拥有地产的贵族或其子任代表，另
一方面由各公社选民大会选出代表若干人，参加选民大会的有平民地主、本
堂神甫和副神甫、拥有资财一万盾的巨商大贾、曾得勋章的文武官员。就其
组成而论，这个议会与意大利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的议会有所不同，而
近似那不勒斯王国的议会，尽管它的贵族色彩更为浓厚。在议员的产生中财
产资格和职业仍然起了作用，但是议会两院的划分是以保持等级制度为基础
的。议员投票诚然是一人一票，不再是以等级为单位；但是即使不计入公社
选民大会可能也选出的贵族代表，贵族在全部议员中也已占五分之三，可是
另一方面，选举制度却比那不勒斯和威斯特法利亚更为开明，因为在这两国，
选民团的成员都是国王指派的，他们也只能选举国王指定的候选人，而在波
兰则选民享有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并举行名副其实的选举。
由此可见，拿破仑很能因地制宜。在伦巴第和威斯特法利亚，资产阶级
具有一定程度的巩固的地位仅力，拿破仑就不给贵族特殊的代表权。在意大
利南部，贵族的势力比北部贵族要强大得多，他就采取不同措施；但是，又
由于在波旁王朝统治时，那不勒斯王国的贵族已经在政治上被剥夺了一切权
力地位，所以拿破仑只给他们一个由国王任命的上院。在波兰，比起资产阶
级微不足道的力量来，贵族的权势看来非常强大，以致拿破仑只好让贵族占
支配地位；况且不久以前贵族还统治着波兰，拿破仑只得同意让他们在遵守
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真正的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同时也使平民间接
地得到好处。因此，拿破仑想把贵族拉到自己一边来的努力，在波兰表现得
比在其他地方更为突出；波兰贵族保持了它的特殊身分，而国家大权也就操
在他们手里。
这种情况对于农民是有害无利的。宪法在维持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时，
也宣告了公民平等和废除了农奴制；1810 年8 月15 日采用了《民法典》。
这样，农民就不再被固定在土地上，并且得到诉讼的权利。但是土地仍然属
于贵族所有，而且1807 年12 月12 日的命令规定，除非农民能够提出契约根
据，否则份地是靠不住的，领主可以随时收回。这项规定使土地耕作者的处
境更为恶化，因为农民世代拥有的或终身拥有的土地，通常只以习惯法为依
据，并没有书面的佃约。一切封建赋税、地租田税、劳役和什一税全部照旧；
甚至额外任意加重的劳役也未受触动。政府也委派了公证人，并且公布了佃
约的标准格式，用以提倡明确规定佃期、租额和劳役条件；但是缔结书面佃
约者寥寥无几。领主既有了撤佃权这个武器，便用来胁迫农民维持现有的沉
重负担，甚至借此更加重农民的负担；可以肯定，不少只耕种极小块田地的
农民，利用他们新获得的自由权，干脆弃地出走。但是波兰当时没有工业可
以吸收这些自由劳动力，其后果只能是导致经济和社会的动乱。至于僧侣的
产业则原封不动，在以前普鲁士统治的地区已经世俗化了的产业，则划归大
公国所有。当时代表法国驻在华沙的大使比尼翁在1812 年写道：“农民的处
境根本没有一点改变。”
尽管如此，波兰贵族仍然惶惶不安，因为他们深恐拿破仑并非到此为止。
各大家族尤其愤愤不平，因为宪法把全部贵族地主不分大小置于同等地位，
并允许平民进入议会，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长期以来一直拥有的权势的
不能容忍的打击。然而他们现在仍然盘据国家的高官显职，或者安置了他们
的代理人。特别是恰尔托雷斯基家，虽然他们本人都没有出面，在内阁里却
有他们的耳目，如斯坦尼斯拉斯·波托茨基的妻子卢波米尔斯卡娅就是亚
当·恰尔托雷斯基的表妹，财政大臣马托茨维奇被公认为是亚当·恰尔托雷
斯基的人，而非常敌视法国的元老院秘书涅姆策维奇也继续对亚当·恰尔托
雷斯基忠心耿耿。罗马天主教会对拿破仑的敌意也不可忽视，因为教会对农
民很有影响。宪法规定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大大地触怒了教会，尽管宪法承
认它是国教，并且除了离婚改由民政当局办理外，户籍工作仍然交给教会负
责。虽然世俗僧侣并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但属于各僧团的僧侣却迥然不同，
特别是在拿破仑同罗马教皇决裂之后；结果不得不把德意志人占多数的贝农
教派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受罗马教廷驻维也纳圣使的操纵。共济会发展了一
些支会，在1810 年共济总会统计在波兰有十二个支会，这构成了天主教会不
满的一个新的理由。犹太人的问题，同时也就是一个社会问题，给天主教僧
侣提供了反对法国的一个绝好的武器。宪法并没有把犹太人排除在外，因此
犹太教徒得与基督教徒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但这引起了舆论大哗，以致在
1809 年宣布，除了缴付特种税者经大公个别特准以外，所有犹太人的政治权
利一概暂停十年；1808 年禁止了犹太人未经批准而购置地产；1812 年又禁止
了他们租种国有土地和经营酒业：甚至为了限制他们人口增长，仍然要先经
批准才许结婚。应该承认，看来犹太人并不急于想被同化；1812 年，据说是
根据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在付出一笔代役金后，可以不服兵役。
六、欧洲文明
因此，可以看出，在大帝国里，拿破仑体制已经发生重要的分化：国家
制度的改革到处都取得了进展，而社会的改革则每况愈下，或者半途而废。
拿破仑对贵族日益彰明较著的偏袒，令人对他所致力的解放事业的前途感到
成败难卜；尽管如此，他异常重视《民法典》，我们可以相信：一旦他重建
欧洲大陆的和平，他就会采取必要措施在各地全盘加以推行。因此可以说，
他有意识地在政 治统一的基础上，再致力于行政统一和社会统一，这种统一
应该成为一种崭新的欧洲文明的结构。在拿破仑身后，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
这种新欧洲文明不顾反革命势力的反动而发展起来了，虽然，发展得既缓慢
又多波折，并且走了样，而这些缺点就拿破仑来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新欧
洲文明的各项原则很大一部分与1789 年的原则一脉相承，因此这种新欧洲文
明是带着法国的标记的。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拿破仑没有采取措施为欧洲文明加进一个思想文
化，而法语本来可以成为沟通这种思想文化的工具。在意大利王国、那不勒
斯王国和威斯特法利亚王国，政府人员的绝大多数是就地录用的；在行政和
教学中仍然使用意语和德语。但是在法兰西帝国以内则迥然不同，例如在荷
兰，1811 年10 月22 日的法令责成各私立学校的校长在三个月内创造条件讲
授法语。随着并入法兰西帝国领土的增加，法语应用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就
从这个时候开始，各附庸国的宫廷和拿破仑委派的高级行政官员的办公室里
已通用法语，因此凡是想爬上高级官位的人必然要精通法语，而学校教育也
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我们不会怀疑到拿破仑曾想根除其他各种语言，因
为甚至在法国本土，他也不曾想根除掉各地方言。但是与其他各种语言同时
通用的法语应该成为统一了的欧洲大陆的语言。通过这个交流工具，古典文
化的地位一定会得到巩固，更何况在拿破仑心目中，除了古典文化风外，别
无文化可言。毫无疑问，他想要把巴黎变成欧洲帝国的思想文化、文学艺术
和社会活动的首都，正如它正成为政治上的首都一样。他把从所征服的各国
夺来的艺术杰作全都运到巴黎来，为的是要把巴黎变成世界博物馆。这种世
界文明的概念乃是十八世纪理想的流风余韵，并可上溯古罗马的传统和天主
教的影响；而浪漫主义思想，则推崇自发地多样化的而且也是无从消灭的各
民族文化，与之针锋相对，这种思想归根结蒂是否定人类的统一性的。
七、大陆经济
在与英国的斗争中，欧洲联合把大陆封锁既视为斗争的象征，也当作斗
争的武器；但是，大陆封锁对欧洲经济起了反作用，因为这迫使欧洲经济不
得不自力更生。所以，大陆封锁既能产生一些利益，从而巩固欧洲经济，但
这些利益因英国胜利也将遭受损害，它也能破坏欧洲经济，如果大陆市场不
能组织起来使每一成员国都能继续生存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严厉地实行封锁的国家里，封锁产生的影响与 在法国的
相类似。沿海城市及其工厂都受到破坏：在地中海，首先是热那亚，其次是
威尼斯，继之是里窝那，最后是的里雅斯特。这最后一个港口的吞吐量，从
1807 年的五千艘船共二十万八千吨下降到1812 年的二千六百艘船共六万
吨。在北方，最先衰落的是汉撒各城市的港口，接着是波罗的海的港口，最
后是荷兰的港口。
靠走私供给商品的德意志各大市集的贸易变得不稳定了。因此封锁遭到
了船主以及商业界和银行界最有势力人物的反对。工业的情况却不同；虽然
棉织工业在原料来源方面碰到了一些困难，其它一些部门也苦于不再能够出
口，但是，整个说来，本地的生产却以摆脱英国的竞争为幸，而且查禁英货
起了鞭策的作用。比如在法国，纺织业和织布业取得了最显著的进展，尽管
这种进展由于严重的走私而有所减慢；在萨克森，虽然总的来说结果不如
1805 年那么好，但是在1810 年却比1805 年超过了四分之一，特别是印花布
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增加了一半多；瑞士、巴登南部，甚至意大利
北部，也同样地从这些形势中得好处。毛织业也兴旺起来了，例如在瑞士和
丹麦。在德意志、西里西亚和威斯特法利亚的矿产扩大了销路；图林根的铁
器业和武器、巴登的草帽和刷子业，还有化学产品也都是这样。甜菜制糖法
也在这些地方发展了——尤其是在法兰克福公国和马格德堡——并且在荷兰
和俄国也推广成功。当英国的范例到处激发企业精神的时候，封锁比旧制度
下的重商主义理论和局部实践更能使人们领会到：保护关税制能多大地促进
早期的企业精神。在1815 年以后，这一教训并没消失。在这个意义上，大陆
体系的所有成员都对坚持统一战线来对付英国工业表示关切。然而，却不是
所有的成员都从中得到同样的好处的；因为越是到了东欧和南欧，农业就越
来越占明显的优势，所以，封锁主要是有利于法国，其次才是德意志、瑞士
和意大利北部。但消费者并不象工业家那样如意，而这些国家本身看到它们
的海关收入由于禁止英国进口而减少，它们也象拿破仑那样表示忧虑，这都
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不顾任何困难只抓生产是不够的；问题是还要使贸易流通适应新
的条件，要重新分配市场，这样才能供应消费者和给制造商——如汉诺威以
及西里西亚的织布商——寻找新顾客，他们直至那时原是向海外各地出口
的。这是一个极端困难的任务。英国市场支配着海洋，它象一个生物一样，
在生产活动的推动下自然地成长着，而欧洲市场，由于大陆各个地区自然而
然地转向自己的海岸，因此它只是在理论上由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