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恢复与经济重建的目标，阿登纳采取了欧洲政治联合与法德和解的策
略，主动与法国和解，并以法德和解推动欧洲联合，摆脱了对联邦德国政治
经济的禁锢。在处理对法关系上，阿登纳更是表现了一名资深政治家的老练
与手腕。战后德法两国处于不同的政治地位，西欧一体化意味着联邦德国从
无主权地位上升到有主权地位（只不过是把主权交给了超国家机构），阿登
纳自然乐于全力推动。但是，对于法国来说，西欧一体化却意味着让法国放
弃它已经拥有的主权。阿登纳明白这一点，也理解法国人对德国人的心理状
态。他在追求自己外交目标实现的同时，十分注意满足法国的愿望，努力争
取德法步调一致，共同促进西欧联合的总目标。以让步求和解，于被动之中
寻求主动的妥协艺术，贯穿了阿登纳处理德法关系与推进欧洲联合运动的外
交全过程。为取得更大的成果，阿登纳总是乐于先接受一些不利于己的歧视
性待遇，再以主观努力来消除。具体表现在：为加入欧洲委员会，使联邦德
国成为欧洲平等伙伴，他不惜以参加对德歧视的鲁尔国际署为代价，签定了
波得斯贝格议定书；为使法国同意签署恢复联邦德国主权的巴黎协定，他主
动声明放弃ABC（原子、生物、化学）和其它重型武器的生产，以迅速恢复
主权，避免再度节外生枝；为推动欧洲联合运动的发展，他在对联邦德国经
济不利的情况下，接受了法国制定的共同税率，同意实行共同农业政策，从
而保证了法国对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与发展的支持，确立了共同体内部法德
的统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阿登纳以主动让步的姿态，化解了法德的历
史宿仇，解决了萨尔问题，为法德问建立起了良性的友好发展关系。这种关
系在欧洲联合的范围内确立起了法德轴心。德法两国均通过这个轴心的运
转，相辅相成，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发挥着重要影响和作用。
可以把阿登纳的外交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大致从1949 年联邦德国立
国直到1955 年获得完全的主权。这一时期可以说是阿登纳外交的上升阶段，
一切目标均在阿登纳预想的范围内圆满实现。联邦德国通过向西方的一边倒
和对法国的合理让步，实现了与法国初步的和解。它参加了欧洲煤钢联营，
通过重新武装，它取得了完全的主权并平等加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也取得
巨大成功。这一时期，阿登纳以联邦德国缔造者、“联邦德国之父”的形象，
其威望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均升至巅峰。
从1955 年日内瓦会议美苏缓和开始，阿登纳外交开始步人第二个时期。
这时，国际关系复杂化，阿登纳的一边倒立场使他很难很好地适应国际关系
的变化，他外交政策中矛盾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首先是四大国不再理会对
德国统一的口头承诺，接着西方又倾向于以固定中欧东欧现状来与苏联搞缓
和，这样一来，阿登纳寄望于西方以“实力”统一德国的目标彻底落空；其
后，阿登纳又致力于法德和解与欧洲建设，但是，他同法国的亲近由于戴高
乐与美英大闹独立而影响了德美、德英关系，使得他面向法国的欧洲政策与
他面向美国的安全政策不再能协调统一。这一时期里，尽管阿登纳外交也取
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果，如推动了欧共体的建成与发展，与戴高乐签订了
法德条约、将法德友好合作以条约形式确定下来，等等。但是，这些成果至
少在当时看来，并不足以大到能掩盖上述矛盾。尤其是法德条约，由于它是
以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为代价的，更激起了各方非议。最后，1963 年秋天，
阿登纳是在矛盾重重、内外交困中下台。正是由于第二个时期里众多复杂的
事件，人们对阿登纳的评价才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应该看到，阿登纳的外交政策是东西方冷战国际关系大环境下的产物。
阿登纳外交战略制定的前提是欧洲衰落，美苏崛起，德国被一分为二，欧洲
也被铁幕劈分东西。其一边倒的战略完全是面向西方的。向西方一边倒使他
在战略中就存在着矛盾性。这种矛盾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选择先主
权后统一的道路，本身就意味着他放弃了东方，他对东方对苏联的政策也就
必然成为他对西方政策和欧洲政策的一个附带。因为立足西方，所以阿登纳
为德国统一设想了“实力政策”。实力是西方战胜东方的实力，并不需要同
苏联正面接触。日内瓦会议后，美国承认美苏进入某种军事平局，这实际是
宣告实力政策在新形势下破产，想再以实力政策来对待需面向东西双方的德
国统一，必然是不可能的了。其二，阿登纳向西方的一边倒战略倚重的是德
美和德法关系。这两个关系协调的前提是冷战尖锐对立，美法在安全目标和
利益上一致。这时，美国支持欧洲联合强大，法国也仰仗美国的安全保护，
阿登纳面向美国的安全目标与他面向法国的欧洲联合政策目标也由于美法利
益协调而能得以顺利实现。一旦离开了这个前提，美法在安全目标和利益上
不一致，阿登纳的安全政策和欧洲联合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矛盾。美苏
缓和后，戴高乐对美奉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直接侵害到阿登纳战略的本
身。
正由于阿登纳的外交战略是冷战产物本身，使他很难把握1955 年以后国
际关系走向缓和的动向。他在西方联盟内恢复主权求强盛的做法，使他在任
期内的德国统一政策和东方政策始终未能得到很好的表现。德国社会民主党
一直猛烈抨击他以牺牲统一换主权。德国的统一是最终通过一个长远历史时
期表现出来的，至少在阿登纳时代，人们没有看到这种希望。他把这个重大
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们。同时，美苏走向缓和后，西方安全的紧迫性和重
要性都相对减少，法国不再单纯借重美国的安全保护，而美国也怕欧洲联合
强大威胁了自己的地位而减少了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美法利益的不协调使
阿登纳每一个外交决策都举步维艰，也导致了基督教联盟党内部的分裂。如
果说阿登纳在前一个时期外交的成功是他正确地估价和判断了美苏冷战的国
际形势的话，那么，在后一个时期，他的失败也正是因于他对冷战形势顽固
不化的判断立场。访苏之后，他也试图作出些调整，但是，这种小步的调整
是在冷战对立，拒绝承认东德合法性的原则下的调整，无论苏联还是美国，
都不可能对他感到满意，他的下台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德国人还是给了阿登纳以重要的历史地位。他们把联邦议会
大厦称为“阿登纳大厦”，把阿登纳的巨幅画像悬挂在其中醒目的位置，并
给了他“联邦德国之父”的崇高荣誉。这在战后德国是首屈一指的。人们把
阿登纳同缔造德意志的另一位伟人冯·奥托·俾斯麦作对比，认为他们都为
德意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对这两位伟人作一番比较，就会清
楚地看到，虽是同一目标，但阿登纳与俾斯麦的做法完全不同。
第一，俾斯麦走的是一条军事大国的道路，他是以“铁和血”的武力战
争来作为实现德国外交目标手段的。二战后德国实行非军事化，被盟国彻底
解除了武装，军事武力之路显然是不可行也不可取。阿登纳选择的是以经济
立国之路，他通过推动经济发展、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来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
地位，并努力以经济来扩大其政治影响力。阿登纳借助美国支持与欧洲联合，
利用联合欧洲所扩大的共同市场，也捕捉住经济发展的有利时机。结果，他
成功了。他的经济专家们在他创造的有利外部环境中，创造出了联邦德国的
经济奇迹，使它成了“经济巨人”。经济发展之路的选择，使联邦德国完全
摆脱了它作为战败国所受的政治军事限制。阿登纳时代打下的经济基础，大
大增强了联邦德国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在国际舞台上发言的份量。正如西德
财政部长施特劳斯所谓“今日之经济力量取代了德皇凯泽时期的步兵师团”，
在全球经济联系与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经济实力越来越成为衡量综合国力
的重要标准的战后时代，经济实力奠定联邦德国的大国基础。
第二，俾斯麦善于在东西欧之间搞平衡，他执行的是同时面向东西欧双
方的政策；而阿登纳的外交政策则是不折不扣的向西方一边倒。这也是俾斯
麦与阿登纳不同的。一边倒却是阿登纳从冷战国际关系现状中得出的结论，
也是阿登纳要从根本上打破德国“中欧地位”传统，结束德国在东西方之间
荡秋千命运的现实选择。阿登纳认为，这种“荡秋千”导致了德国的邻国对
德国地缘政治地位的恐惧，只有从根本上消除这种恐惧，才能使邻国不再对
德国的发展设置障碍。可以说，俾斯麦的两面外交是以一种实力地位为基础
的，而阿登纳的一边倒是在追求一种实力地位；俾斯麦政治军事实力后盾给
德国的邻国以巨大的威胁，而阿登纳经济立国却努力寻求与西方盟国共命运
和平共处。结束德国“中欧地位”，对战后联邦德国的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第三，阿登纳否定了自中世纪以来就发展起来的具有强烈军事扩张色彩
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这与俾斯麦强调发扬提倡“将个人失意转变为与国家、
集体共命运”的德国式民族主义也完全不同。阿登纳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要
求巧妙地隐藏在宗教感情之下，大讲基督教伦理道德原则和自由平等的精
神，要求德国人认同于西方，摈弃已被希特勒纳粹搞得声名狼藉的德意志民
族主义，以一种信奉“欧洲主义”的“欧洲人”新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俾
斯麦帝国有着穷兵黩武、军事扩张的民族主义色彩，而阿登纳德国则极力避
免使用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措辞，注意树立“朋友和邻居”以及“好的欧洲人”
形象，使战后联邦德国改变了世人对德国人长期形成的印象。
战后德日发展的相似性，也使得人们禁不住把阿登纳与战后日本的奠基
者吉田茂作比较。许多人认为阿登纳为联邦德国、吉田为日本确立的经济立
国的发展战略是异曲同工。人们看到这两个人在许多方面有着相似的经历。
比如他们同是保守派政治家，同是帝国时代出身的跨世纪老人，在执掌国家
大权之前，他们都有着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并且，在确立兴国大计时，这
两人都不约而同考虑到利用美苏冷战的国际形势来完成国家复兴的目标，采
取了倒向西方的立场等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尽管由于以上共性使阿登纳
与吉田确立起德日冲破雅尔塔体制约束，在废墟上重新立国的外交战略方
针，但是，日德两国国情的差异与阿登纳、吉田个人政治观念的不同，又使
他们的外交政策各有其特点：
其一、吉田向西方的一边倒是一条腿式的，吉田的战略侧重在美国，其
一边倒的目的是要通过把日本纳入美国战略轨道建立日美特殊关系；而阿登
纳的一边倒则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依靠美国，一是立足欧洲。对阿登纳来
讲，由于德国地处欧洲中心，冷战前线，它不单要重视德美关系，也不能忽
视它与西方联盟内其它国家，尤其是法国的关系。在阿登纳面向西方美国的
政治经济复原的战略目标之中，也包含了他以法德和解为中心的欧洲联合战
略，这与吉田单一向面向美国寻求国家政治、经济与安全目标的战略有所区
别。
其二，由于阿登纳与吉田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认识不同，同是帝国遗老的
阿登纳和吉田为各自国家建立的发展走向，也有很大区别。阿登纳在观念上
认同于西方民主制，他对德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着深刻反省，从西方自由平
等观念出发，阿登纳认为德国应该同纳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彻底决裂，在基督
教伦理道德原则和自由平等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国家，而他也正是为
此在奋斗。相反，吉田则不然。吉田对日本近代历史缺少反省，他认为天皇
制是日本最好的体制，推其为重新立国之本。他大力提倡明治以来的日本建
国精神，认为日本的战败仅仅是由于军部外交失败后的孤注一掷，军部上台
也只是日本对外政策“受到阻力”以及一批野心家权欲薰心的结果。这种认
识使吉田对日本国家主义及其侵略罪行毫无反省之意，他在否认军国主义建
立新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因袭了天皇制的意识形态。
其三，正是由于认识观念上的差别，使阿登纳在具体政策的贯彻实施时，
也与吉田明显不同。阿登纳不仅在经济上提倡自由经济，在政治上也力求完
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以求从根本上防止极权主义再度滋生，他尽管采用
的“总理民主”式的独裁做法，却成功地为完善联邦德国的议会民主奠定了
基础。吉田茂却在政治民主方面明显有所保留，吉田在倡异经济自由的同时，
政治上仍带有复旧的保守色彩。后者激化了日本在教育、治安、防卫等问题
上的国内政治矛盾，使战后日本民主化进程在很长一个时期受阻。正因为这
样，战后联邦德国政局一直相当平稳、基督教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轮番执政，
而日本自吉田后到90 年代初，一直是保守政党执政，议会民主并不完善，右
翼思想言论也一直是大有市场。
由于这些，某种意义上说，阿登纳在联邦德国做得更为成功。
政治是令政治家们着迷的一种事业，他们在政坛上搏击，从中感受着乐
趣。阿登纳在一生之中，对政治正有着这样一种近乎狂热的追求。他有一种
信念、有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鞭策着他，这种信念支持着他直至九十高龄
仍然活跃于政坛。通过这本书，读者将对阿登纳其人和他的政治活动有一个
粗概的了解。通过这种了解，读者也将会看到：虽然阿登纳的政策并非十全
十美，但对于德国这样一个战败被分裂的国家来说，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