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全部新创造的价值，又不断返回物质生产领域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同时，其中一部分根据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定，根据联合劳动法中规定的义务，和在自由交换劳动的基础上，变成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收入，以用于满足共同的社会需要，另一部分则变成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纯收入。而纯收入乃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源泉，也是积累的源泉。
在联合劳动法中，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总收入或纯收入，并不是单纯被看作某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的劳动成果。这种收入是在商品生产的客观经济规律与市场的基础上和在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这就是说，较高的劳动生产率，通常会“提供”较高的收入，因而个别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收入，与该组织工人的个人劳动量是有区别的。实际上可以说，在正常的经营条件下，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主要是根据某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现自己的收入。因此，在一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时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在另一些联合劳动基层组织中，则会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情况不仅取决于工人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及其主观意志，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有机构成和工艺的性质。因此，联合劳动法不许可把一个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实现的一定量的收入，自动地用来作为个人收入量的标准，因为这样做会使不同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的收入水平之间出现很大差别。为此联合劳动法规定，原则上由联合劳动基层组织的工人独立地决定个人收入与集体消费的数量，但在这种情况下应遵守社会规定的关于劳动数量与质量的一定标准，这些标准可以使个人收入的变动最符合下列原则：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收入。
社会劳动的全部成果，都是集中于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地方共同体和区里。因此，一切公民都可以观察和监督社会资金的变化及其使用情况。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中，应不应该对工人实行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有的认为，物质鼓励是非道德的、非教育性的措施；有的则认为精神鼓励不过是一句空话，对工人毫无所得。实际上，这种抉择只有在这样的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只有在工人只能支配自己的劳动力，而社会资金则处于工人经济上与政治上的监督之外这样的生产关系下才能进行。在这种条件下，物质鼓励常常被归结为人们的特殊行贿，归结为为金钱而斗争和助长利己主义思想。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而很好地懂得，在实践中，所谓的精神鼓励，常常变成强制手段，以实现唯意志地加以解释和编造的某种“崇高目的”和“崇高价值”。而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目的和价值或者是由国家机关，或者是由某种社会权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利益，而决不是根据工人的需要与利益而决定的。
早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初期，我们就曾强调指出，工人成为独立的、有思维的创造者，并且在其创造性的劳动过程中成为自由人，这种情况对于工人来说具有最大的鼓舞作用。但是，为此就应当自己支配物质资料，支配自己的劳动条件和成果。我国工人之所以在精神上得到鼓励，原则上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自己的收入和由运用社会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中产生的自治权，在这样的物质基础上，他可以独立地和自由地发挥自己创造性才能。因此，工人在物质上也得到鼓励，因为所有他的全部创造性努力和成就，都会使其创造性活动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巩固，从而也使其个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物质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同时，他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鼓励，还因为在他自由支配的资金的基础上来签订自治协议和社会协定，即把资金用于经济与政治领域、文化与教育领域的发展，使他所生活与依赖的社会环境得到全面的改善。因为使他得到最大鼓励的事情，就是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都能为建立这样的生产者自由共同体而奋斗。在这种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他将成为一个同其他工人处于平等地位的有创造性的人。同时，他个人创造性努力的结果，以及整个生产者自由共同体的努力，将不断地创造出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使每个人尽可能地成为“自由幸福之创造者”。
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是今明两天就能完成的任务。
整个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民主关系得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我们在同来自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进攻作斗争的同时，为新型的民主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这种民主制度下，各党派之间开展竞争的必要性已经消除。同时，无论是劳动还是社会资金，都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工人手中，掌握在他们的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联合劳动和自治共同体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共产主义者联盟并非一党制的体现者，并非典型的政党。换句话说，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不同其他政党争夺政权，它为之奋斗的是使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一起，在社会中以直接的民主自治的形式而拥有真正的权力。不言而喻，共产主义者联盟作为工人阶级的思想和政治力量，作为这个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有组织的先锋队，应当为之奋斗的就是要使这个政权的主要阵地掌握在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一边的那些主观力量的手中。
我们始终强调指出，我们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国家机关的专政，并不是国家专制主义的专政；就其实质而言，是反映无可争辩的工人阶级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反映工人阶级管理社会这一历史的阶级利益之主导作用的革命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并不是被理解为防止社会民主化的权力，而是被理解为应当为这种民主广泛开辟道路并维护这一民主化的权力，但不是通过复辟资产阶级民主的方法，而是以社会主义自治为基础。
在我国社会中，不能不同所谓的绝对自由的辩护士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用所谓绝对自由的口号来武装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的敌人的；不能不同对于民主自治的教条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家们发生冲突，这些人力图用狭隘的集团的垄断，即官僚主义的一党制来取代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我们应当坚持这一斗争，并给这两种人以有力的回击。
无论是在自治制度中，还是在我国民主自治的机构中，都应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阵地出发，即从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自治的阵地出发，为创造性地发表意见提供更广泛的可能性。还应确定一些组织形式，以吸引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决定社会政策；罢免和选举干部；自由地、创造性地解决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自治社会进一步发展有关的思想上和科学上的问题；开展社会批评，其目的不是为狭隘集团的权力而斗争，而是为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发展；办好这样的刊物，这种刊物将自由地反映所有这些过程，但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负责。
＊ 贝尔格莱德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出版社1976年版。
编者言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以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去衡量别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那样做，就是强加于人，一定行不通。
书摘
爱德华·卡德尔/金作善
彭德怀
《西行漫记》选录
本文是从《西行漫记》的新译本中选录的。新译本根据1972年版，并根据1937年版补充。——编者
彭德怀印象
我在八、九两月访问前线的时候，一、二、四方面军统一指挥的工作还没有开始。一方面军有八个“师”，当时驻守从宁夏的长城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一线。一军团派出一支先遣部队向南向西移动，为当时领导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在甘肃南部突破南京部队纵深封锁的朱德开辟一条道路。预旺堡是位于宁夏东南部的一个古老的回民城池，现在成了一方面军司令部的驻地，我在这里找到了该军的参谋部和司令员彭德怀。＊
彭德怀的“赤匪”生涯是快十年前开始的，他当时在多妻的军阀省主席何键将军的国民党军队中领导了一次起义。彭德怀是行伍出身，先在湖南，后在南昌进过军校，毕业后，他因才能出众，迅获提升，一九二七年年方二十八岁就已任旅长，在湘军中以“自由派”军官著称，因为他办事真的同士兵委员会商量。
彭德怀当时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校中的影响，使何键极为头痛。何键将军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开始大举清洗他的军队中的左派分子，发动了有名的湖南“农民大屠杀”，把成千上万的激进农民和工人当作共产党惨杀。但是因为彭德怀极孚众望，他不敢贸然下手。这一迟疑，给他带来了很大损失。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以他自己的著名第一团为核心，联合二、三团部分官兵和军校学生，举行平江起义，又同起义的农民会合，成立了湖南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积聚了一支约有八千个兄弟的“铁社”（iron brotherhood），这就是红军第五军团。他以这支部队攻占了湖南省会长沙这个大城市，把何键的六万军队赶跑——他们大多数都是鸦片鬼。红军守城十日，抵御宁湘联军的反攻，最后因寡不敌众，又受到日、英、美炮舰的轰击，才被迫撤出。
不久以后，蒋介石就开始对赤匪进行第一次“大围剿”。这些围剿经过，前文已有概述。南方红军长征时，彭德怀是打先锋的第一军团司令员。他突破了几万敌军的层层防线，在进军途上一路攻克战略要冲，为主力部队保证交通，最后胜利进入陕西，在西北苏区根据地找到了栖身之地。他的部下告诉我说，六千英里的长征，大部分他是步行过来的，常常把他的马让给走累了的或受了伤的同志骑。
彭德怀过去既有这样一种斗争历史，我原来以为他是个疲惫的、板着脸的狂热领袖，身体也许已经垮了。结果我却发现彭德怀是个愉快爱笑的人，身体极为健康，只是肚子不好，这是在长征途上有一个星期硬着头皮吃没有煮过的麦粒和野草，又吃带有毒性的食物和几天滴粒不进的结果。他身经百战，只受过一次伤，而且只是表面的。
我住在彭德怀设在预旺堡的司令部的院子里，因此我在前线常常看到他。附带说一句，司令部——当时指挥三万多军队——不过是一间简单的屋子，内设一张桌子和一条板凳，两只铁的文件箱，红军自绘的地图，一台野战电话，一条毛巾，一只脸盆，和铺了他的毯子的炕。他同部下一样，只有两套制服，他们都不佩军衔领章。他有一件个人衣服，孩子气地感到很得意，那是用在长征途上击下的敌机中缴获的降落伞做的背心。
我们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他吃的很少很简单，伙食同部下一样，一般是白菜、面条、豆、羊肉，有时有馒头。宁夏产瓜，种类很多，彭德怀很爱吃。可是，好吃惯了的作者却发现彭德怀在吃瓜方面并不是什么对手，但是在彭德怀参谋部里的一位医生前面只好低头认输，他的吃瓜能力已为他博得了一个“韩吃瓜”的美名。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他的谈话举止里有一种开门见山、直截了当、不转弯抹角的作风很使我喜欢，这是中国人中不可多得的品质。他的身体健康、动作矫捷，为人幽默风趣，善于骋驰，又能吃苦耐劳。这也许一半是由于他不吸烟、也不喝酒的缘故。有一天红二师进行演习，我正好同他在一起，要爬一座很陡峭的小山。“冲到顶上去！”彭德怀突然向他气喘吁吁的部下和我叫道。他象兔子一般窜了出去，在我们之前到达山顶。又有一次，我们在骑马的时候，他又这样叫了一声，提出挑战。从这一点和其他方面可以看出他精力过人。
彭德怀迟睡早起，不象毛泽东那样迟睡也迟起。就我所知，彭德怀每天晚上平均只睡四、五小时。他从来都是不急不忙的，但总是很忙碌。我记得那天早上第一军团接到命令要前进二百里到敌区的海原，我多么吃惊：彭德怀在早饭以前发完了一切必要的命令后，下来同我一起吃饭，饭后他就马上上路，好象是到乡下去郊游一样，带着他的参谋人员走过预旺堡的大街，停下来同出来向他道别的穆斯林阿訇说话。大军似乎是自己管理自己的。
政府军飞机常常在红军前线扔传单，悬赏五万到十万元要缉拿彭德怀，不论死擒活捉，但是他的司令部门外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在街上走时也不带警卫。我在那里的时候，看到有成千上万张传单空投下来要悬赏缉拿他、徐海东、毛泽东。彭德怀下令要保存这些传单。这些传单都是单面印的，当时红军缺纸，就用空白的一面来印红军的宣传品。
我注意到，彭德怀很喜欢孩子，他的身后常常有一群孩子跟着。许多孩子充当勤务员、通讯员、号兵、马夫，作为红军正规部队组织起来，叫做少年先锋队。我常常见到彭德怀和两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认真地向他们讲政治和他们的个人问题。他很尊重他们。
一天我同彭德怀和他一部分参谋人员到前线去参观一所小兵工厂，视察工人的文娱室，也就是他们的列宁堂即列宁俱乐部。在屋子里的一道墙上有工人画的一幅大漫画，上面是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双脚踩着满洲、热河、河北，举起一把沾满鲜血的刀，向其余的中国劈去。漫画中的日本人鼻子很大。
“哪是谁？”彭德怀问一个负责管理列宁俱乐部的少先队员。
“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那个孩子回答。
“你怎么知道的？”彭德怀问。
“你瞧那个大鼻子就行了！”
彭德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