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他们，把实际生活各个方面告诉他们，用各种办法来影响他们，以引起他们的兴趣，唤醒他们的宗教迷梦，用种种方法从各方面使他们振作起来。”应当看到，这一代青少年由于长期受到林彪、“四人帮”文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也的确存在着无知和偏见的问题，而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是需要拿大量丰富的事实和材料，运用广泛的历史和科学知识，采取文艺、小说、诗歌，以及回忆、对比、统计等各种形式，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振作起来。
马列主义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行动的指导，最后总是要落实到人的行动上来，落实到为四个现代化而艰苦奋斗的英雄行为上来。在我们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必须着重引导青少年向前看，以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鼓舞青少年。什么是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呢？朱德同志曾经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革命英雄主义是视革命利益高于一切，对革命事业有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先革命之忧而忧，后革命之乐而乐，赤胆忠心，终身为革命事业奋斗，而不是斤斤于个人打算的；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自己的生命。在当前，就是要用这种精神教育、鼓舞青少年献身四化，志在四化，安于平凡劳动，热爱本职工作，为实现宏伟目标，既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雄心壮志，又要做“于无声处见英雄”的踏实工作。因此，在我们的通俗政治读物中，就要善于运用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传记、革命的英雄人物的事迹、青少年中先进典型，激励青少年奋发向上。要学英雄人物，大造革命舆论，端正社会风尚，以正气压倒歪风，帮助青少年解决好向谁比、向谁看齐、向谁学习的问题，真正使榜样发挥出无穷的威力。
总之，应当看到为青少年编写好通俗的政治读物，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政治任务，也是一次创造性的科学理论工作。我们殷切希望一切热心于青少年教育的同志们，一切理论工作者、作家、教师们，竭尽自己的心血，来从事这项崇高的创造性的工作！
吴木
资本主义有什么可羡慕的？
在我们国家里，有一些人，其中也包括一部分年青人，存在着一种胡涂思想：羡慕资本主义。
西方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凡是对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有益的，我们应当拿来。要把这些东西拿来，四个现代化才不是空话。至于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人权”，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拿来做什么呢？最近上映的电影《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就说明了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人权”是什么一回事。在那些警察和资本家的眼里，“民主”、“人权”不就是儿戏么？“每人一张选票”，海德公园，……能改变这种现实么？不错，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我们原来的生活水平很低，只有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赶上他们。但要注意，他们是好比做了一块大蛋糕，资本家独占了一半，其余的一半才让大家分。蛋糕越大，大家分到的越多。大家分多了，可别忘记有一半是给资本家独占了。任何一个西方的所谓“福利国家”，从来没有把资本家独占的那一半也给大家分。而且，要分那一半让分的蛋糕也不容易，沉重的税收负担，高额的房租……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资本主义有什么可羡慕的呢？社会主义不是这样。社会主义没有资本家，除了留作再生产和社会基金的部分以外，都要给大家分。不过现在我们的蛋糕还太小，大家分到的很不多，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造出大蛋糕来。
子起
《真假皇帝》前言
这个集子里的十几篇以外国生活为题材的童话故事，是我在“四人帮”倒台后断断续续地写成的。“四人帮”在知识分子心灵上所造成的空前恐怖，当时还未能消除，虽然抄家之风已停止，不必把写成的稿子每天张罗转移或隐藏，但我在开始写作它们的时候仍然严守秘密，没有把意图和朋友们商量，征求他们对于写这类故事的意见。当时写这类故事的动机是这样的：
在“四人帮”横行时期，我看到许多孩子没有书读，闷得发慌，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无处用，只有打架骂人，有不少的孩子还干出近乎流氓行为的事情。在“四人帮”控制的报纸和杂志上，偶尔也出现过几篇名为儿童文学的作品，但它们几乎无例外地都是极简单的侦探故事：“小英雄”不是侦探“阶级敌人”的动态，就是亲自捉拿特务。解放了那么多年，在我们中间还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甚至还需要天真的小孩子去充当侦探或捕捉人员，这也未免给我们社会主义抹黑太厉害了。再说，用这种“英雄行为”和“高尚理想”去教育我们天真的下一代，也未免太残忍了，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对于抚养和教育他们的父母和老师的一举一动，也都采取怀疑态度，当作“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来看待，弄得人人都彼此提防，老师也噤若寒蝉，不敢教育他们，甚至没有阶级性的学校窗玻璃也受到“无情的打击”，没有一块完整。这种情形如果持续下去，我们怎么能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未来公民？
对此，个人的办法实在有限，无能为力，最多也只不过是想在自己可能范围之内给他们提供一点有益的读物。自己写东西没有把握，是否可以为他们翻译一点东西呢？象安徒生这样的作家既已经被“四人帮”定性为资产阶级，成为“禁区”，翻译一点外国人民的创作——民间传说和故事——行不行呢？于是我翻阅了一些欧洲的民间文学作品。这里面的财富确是不少，但一拿起笔来翻译，我却又犹疑起来了。事实是：它们经过许多人的转述、记载和加工，大多数已经变质了，正如我在本集子后边附录里《再谈扩大儿童文学创作的领域》中所说的，“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和与他们的剥削者及压迫者的斗争中学得了许多聪明和智慧，表现出巨大的毅力和坚韧精神，但这些特点和优良品质往往被歪曲成为取得生活‘成功’的手段。具有这些特点和品质的人最后不是当了驸马就是成为了财主，反过来统治和剥削人民。”许多我所接触到的欧洲民间创作，基本情况就是如此。
要发扬它们固有的健康因素，剔除其消极成分，那只有改写——我想这样才能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于是我便开始尝试改写，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又发现，这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欧洲的民间传说和故事所产生的时间、地点、生活和历史背景，与我们今天的中国距离实在太大了。要使我们的少年儿童读者能看懂和欣赏它们，那还得增加许多东西（当然也得减掉一些东西），包括故事情节。因此我觉得，把它们作为原始素材，重新创作，可能是一个比较切合实际、也比较主动的办法：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和解释它们的内容，来突出它们的主题思想和发挥它们原有的人民性。最后我就决定这样作了。这个集子里的童话故事就是这样作的结果。当然这不是我的发明。鲁迅先生在他的《故事新编》中早就已经这样作过。歌德写的《浮士德》也是这样作的。当然我的目的要简单得多：我只希望这样能在少年儿童读物饥荒的时刻给我们的小读者提供一点读物——尽管这不过是沧海一粟。
这些故事每篇的情节都各自不同，但它们却也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也是我选择这些素材的标准之一：它们几乎是同一个历史时期和同一个地区的产物。它们的地理背景基本是在南欧，主要是在意大利。当然有个别的故事也牵涉到英国，甚至北欧的丹麦。它们所反映的基本上是中世纪后期封建主义没落、市民阶层兴起的那个历史阶段的社会情况。
意大利是一个半岛，一边是亚得里亚海，那里有当时最热闹的水上城市威尼斯；一边是地中海，那里有最繁华的港口热那亚。这些城市四通八达，远可以通向中国，近可以到达阿拉伯。许多意大利商人和冒险家，通过水路或陆路，来到这两个世界一一威尼斯人马哥·孛罗就曾来过中国，并在扬州当过一任地方官。他们带回去许多关于这两个世界的传说和这两个世界生产的商品，引起欧洲人的惊奇、羡慕和幻想——这也是促进欧洲贵族、地主和教会组织掠夺性的十字军东征的一个重要因素。
阿拉伯和东方的商品在当时是“先进”的产品，在欧洲有很好的市场。于是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港口就发展成为了繁盛的商业都市，也是航海事业和向海外探险的中心。一种新型的市民阶层便也由此应运而生。他们不仅做一般买卖，也搞海外贸易，并且还引进一些外来的先进生产技术，自己也开起一些小型的工厂来。这样他们就不单靠转口贸易赚钱，还开始剥削雇佣劳动和榨取剩余价值起来。这个阶层后来历史上就叫做市民阶层。
“市民阶层”这个辞在法文里叫做“布尔热阿季”（bourge…oisie），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叫做“布尔热阿”（bourgeois）。它们源出自“布尔”（bourg）这个字，它的原意是贵族住的“城堡”，后来扩大成为“城市”的意思。欧洲各国文字中都有这个字，只是拼法略有不同而已。在德文里它拼为“堡”（Burg，在英文里它拼为“堡洛”（borough）。沙俄帝国的首都“彼得堡”——现改为列宁格勒——就是“彼得城”的意思。在三十年代我们把“布尔热阿季”译为“布尔乔亚齐”；把“布尔热阿”译为“布尔乔亚”。这个“布尔乔亚”阶层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最初的代名词。它最初在政治上是处于无权的地位。为了发展他们的工商业，他们就想取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贵族而代之。因此他们就标榜“自由”、“平等”、“民主”这类东西，作为他们动员群众起来推翻封建地主贵族的一种号召。历史上所谓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也就是这样搞起来的。
资产阶级一闹革命，封建地主贵族阶级就日渐衰微起来，在经济上也日趋破产，在政治上也招架不住了。正因为如此，他们就更加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这就使他们本来和人民之间所存在的阶级矛盾和斗争更加激化。这些故事里的情节有好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些激化了的矛盾和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通过这些情节，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社会面貌的某些方面，从而也获得一些关于这个人类历史上重大历史转换期的形象化的知识——至少我希望是如此。但在每一篇具体的故事中，我也没有忘记它所应有的人民性方面的东西和民间创作的特点：人民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聪明智慧，人民的风趣和幽默感。作为人民的这些特点的对照，我还有意识地揭露了当时正在没落的封建地主贵族统治阶级的荒唐和愚蠢，残暴和专横。
当然有个别的故事也不完全是如此，如《戈旦村的聪明人》就与统治阶级无关，而是谈人民内部的事情：它是对人民头脑中所存在的形而上学的一种辛辣的批评。这种东西使他们在实际行动上做出许多荒唐可笑的事——作为典型，这里的笔墨可能用得夸张了一点。但人民知道批评自己，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这说明他们已经走出了中世纪的愚昧主义，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精神。
上面就是我觉得我对读者应作的关于这些童话故事的说明。
叶君健
喜读《外国文学家的故事》
孩子读了《卖火柴的女孩》，或者随便哪一篇，往往会这样发问：“这故事是谁写的呢？”大人告诉他：“是丹麦的安徒生。”他歪着小脑袋，禁不住还要问：“安徒生又是谁呀？”……直到后来，叶君健同志写出了一本《鞋匠的儿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才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不，反而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原来他小时候也挺可怜，怪不得他的故事那样好听！”于是，他放下读完了的《鞋匠的儿子》，回头又沉醉到那本没有读完的《安徒生童话选》里去了。
这件琐事引起了我的深思。近年来，各个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各种外国文学名著，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中包括不少青少年读者，他们可能比那个孩子要大一点，却都是第一次接触外国文学，换句文学行话来说，都正在向一片“新大陆”进行探险。这些年轻的探险家们，由于接受力敏锐，求知欲旺盛，对于奇境险峰的感应往往比成年人更其强烈。他们越是对那些名著感到回味无穷，便越是想见识一下那些名著的作者，探询一下他们是怎样写出那些杰作来的。满足他们这方面的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对于外国文学的理解力和欣赏力，难道不正是专业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之一吗？
然而，遗憾的是，直到最近，除了《鞋匠的儿子》，还几乎找不出第二本这样的书来。前几天在书店里，见到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家的故事（一）》（许嘉利编写），真有点喜出望外：这“第二本”终于出现了。
这本小书一共介绍了欧洲三个国家的十四位文学家。这些文学家的名字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他们的一些作品大都在我国出版了甚至重版了。青少年读者中间，会有不少人已经读过或正在读着——例如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或者已经看过或准备去看从原著改编的电影，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果象过去那样，对他们不闻不问，让他们自流地读下去，当然有些读者也会得到一定的教益，但难免有更多读者会一无所获，甚至可能还会接受某些消极的影响。反过来，如果热心的专家们按照他们的文化程度，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向他们分析一下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介绍一下作者的生活环境和写作意图，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专家们来为年轻的外国文学爱好者写一些浅近的入门性的文章，其价值是不能低估的。这样的文章对于这样的读者，不但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使他们在光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