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当时哈佛大学的情况，他怎样在大学二年级除已掌握拉丁、德语、法语、希伯来语以外又开始努力学习汉语，并在费正清教授指导下研究中国历史。他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后获得了一笔游历奖金，决定在游历一些欧洲国家后经香港进入中国，以《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的身份撰写报道。
第二部分包括1938—1945年。作者经香港来到上海，亲眼看到了中国劳苦大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统治下的苦难生活。他走访了暖瓶制造厂和缫丝厂，描写女童工如何在长时间的奴役下身体遭受摧残以至死亡的惨状。上海的畸形社会与1972年作者随尼克松访华时见到的上海形成鲜明的对照。1939年4月，他从香港飞抵重庆，参加美国顾问团，担任情报部门顾问的工作，负责管理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发布。他描绘了重庆的状况，日机轰炸后旧城烧死三、四千人的大火，国民党政府若干部门人员的构成以及情报部门对世界舆论的欺骗。9月，他飞往西安，作为战地美国记者为《时代》杂志写稿。他东渡黄河，既看到了未受日寇蹂躏的安静的农村，也看到敌军奸淫烧杀后惨不忍睹的农村。他同西北军和中央军的接触使他了解到他们在待遇上的差别。他走访了阳城、晋城、高平三县，八路军一支游击队的武工队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从共产党军民的鱼水情谊中得出一条真理：只有保护人民的政府才有资格治理人民。因此，在其返回重庆途中，他已不再把蒋介石或他美国化的政府看作真正的政府。
他回到重庆后已成为《时代》杂志有名的特派记者，于是他辞去了重庆政府情报部门顾问职务，专门从事新闻采访，由此认识了许多国家的外交官员。这时欧洲一些国家相继为德国占领，时代杂志社派遣作者周游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荷属印尼和美属菲律宾，以摸清当地所受日本压力的性质和范围。
1941年1月，他返回重庆，听到新四军皖南事变的消息，竭力想了解发生惨案的经过并及时加以报道。接着他叙述多次同周恩来同志见面和交谈的情况，颂扬恩来同志的性格、人品和精辟的见解。这种频繁的接触持续到恩来同志于1943年返回延安时为止。在这段叙述里也涉及到董必武、叶剑英、龚澎等同志。
1941年5月，他随同暂时来华的《时代》、《幸福》、《生活》杂志创办人兼主编亨利·卢斯返美，任时代杂志远东版编辑。不久珍珠港事件爆发。
1942年夏，作者以从军记者的身份重来亚洲，经澳大利亚转印度，在德里见到了史蒂威尔将军，即跟随他采访新闻。史蒂威尔是盟军这片战场的参谋长，蒋介石是总司令。前者从军事着眼，力图厉兵秣马，夺回缅甸失地，使西方运来的军援不致中断，为以后的大反攻预作准备；后者则从权谋和自身政治需要着眼，从而产生矛盾。经过几年共事，史蒂威尔显然认识到：中国有一个美国所承认的腐败政府，这种政府必须更换。接着作者叙述了史蒂威尔和获得蒋介石支持的陈纳德之间的矛盾。
1942年河南大旱，饥荒严重。作者于1943年2月再度飞往华北，走访洛阳、郑州等地城郊，但见哀鸿遍野，死亡枕藉，惨不忍睹，据估计已饿毙和垂毙的灾民达五百万人。作者把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的起因归结为日寇的侵略、天旱不雨以及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横征暴敛。他在洛阳通过商业渠道向《时代》杂志报道了灾情，立刻引起轰动，这时正在美国的宋美龄勃然大怒，要求卢斯将作者撤职，但卢斯未予理睬。作者回重庆后经宋庆龄先生设法，见到了蒋介石，报告灾情，蒋不予置信，但在许多照片面前无法否认，据后来驻在河南的教会人士反映，国民党政府才在那里作了一些为时已晚的善后措施。
接着作者描述了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的情况、史蒂威尔和蒋介石的斗争以及前者被迫离职的经过。
1944年10月下旬，作者与企图探索与我党合作抗日途径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史蒂威尔政治顾问戴维斯同机飞延安。这时正值我党即将召开七大，作者多次见到了毛主席以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彭德怀等同志，听了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报告，并同他作了长谈。在这里，作者对毛主席在我党的功绩、威望和关于时局的看法有一段概括的描述。接着，他讲到赫尔利作为罗斯福的个人代表于1944年11月7日突然飞往延安。在他把毛主席关于不可能同国民党政府团结抗日的看法汇报赫尔利时，后者认为作者在延安的活动与他本人未经宣布的使命相抵触，于是电告国务院，使作者以后遭到厄运。
赫尔利同我党会谈时提出他已同蒋介石商妥的五点方案，包括我党解散军队和放弃解放区政府在内，当然遭到驳斥。翌日，我党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的反建议，协议经过润饰，由毛主席和赫尔利签字，并由后者陪同周恩来同志携往重庆签定，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作者不利于蒋介石的报道被《时代》杂志老板卢斯改得面目全非，两人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于1945年初不得不放弃报道中国政局，改为报道美军在亚洲和太平洋上逐渐得势的军事活动。8月，日本投降，作者飞往日本，报道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然后飞往上海，又飞重庆，详细叙述了朱总司令下达在我军管辖范围内接受日军投降的命令、毛主席与蒋介石毫无结果的谈判、美军空运国民党军队抢占东北和华北的紧张活动。他特别提到当时斯大林以蒋介石作为两国打交道的对手和对中共抱不正确态度的情况。这时《时代》杂志计划突出宣传麦克阿瑟和蒋介石，并指定作者为后者树碑立传。作者认为蒋介石必将垮台，坚决不予同意，于是飞回美国申述理由，并计划就中国政局写书，以便及时影响美国政策。这本与雅各比合写的《惊雷震华夏》（Thunder from China）出版后风行一时，销售四十五万册，于是作者辞去《时代》杂志职务，周游美国各地，行程万哩，耗时三月。
接着，作者到亨利·华莱士主办的《新共和》周刊任编辑，因政见不同，旋即离去。1946年秋，他为已故史蒂威尔将军整理日记、文件、备忘录，迨《史蒂威尔文件集》出版，引起社会上很大争论，许多人认为他是“左翼记者”，中央情报局对他跟踪，国会有关委员会传他询问。1948年春，他由海外新闻社派驻巴黎，报道马歇尔计划执行情况。他以半外交人员的身份在巴黎活动，又时常前往英国和德国，报道欧洲的经济、政治和外交情况。他本想在巴黎呆一年左右，即取道来华，但因爱人接连怀孕，在欧洲一呆就呆了五年半，即从1948至1953年。这是全书第三部分的内容。
第四部分讲到作者回到美国，叙述了1954—1963年期间美国的政治情况。
书摘
名记者白修德的新著《寻找历史》出版以后，立即成为美国非文学类作品畅销书。该书追溯白修德一生到1963年肯尼迪被刺为止的经历，他认为1963年不但是他个人，而且也是濒于大动荡边缘的整个美国的历史的分水岭。据他自称，这部书既不是他的自传，也不是政治史，而不过是试图把他在被美国力量的激流所裹卷时亲身经历的事件和遇到的人物加以有声有色的描绘而已。
白修德于1915年生于美国波士顿市，早年曾入哈佛大学攻读汉语和历史，1938年毕业后，获游历奖金来远东。经后来成名的小说家约翰·赫尔赛（《阿丹诺之钟》作者）的推荐，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他对抗战期间所谓“大后方”的种种情况知之甚详，特别是关于当时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派驻在重庆的军政人物之间在政策上的矛盾，不乏深入了解。这种矛盾反映到《时代》周刊的报道方针上，导致了他与发行人亨利·卢斯的分歧，终于在战后辞职。他在1946年出版的《中国的风雷》，是当时一部相当有影响的反映中国内战的报道。
在战后的年代里，他转到欧洲去从事采访活动。1953年出版《死灰复燃》，记述了欧洲战后的复兴。在海外十五年后，白修德回到美国的权力中心华盛顿，从1960年起到1972年止，连续写了几部关于美国总统选举的分析和报道《总统的产生》，成为这方面的权威。
下面是1978年7月3日一期的《时代》周刊所载《寻找历史》的摘录的选译：
麦克阿瑟：吕宋岛上的拿破仑
我在此次旅行〔1940年〕见到他时，从我年青的眼光来看，他已是个年纪很老的人了——六十多岁！我所以去看他，是因为我在对东南亚考察军事形势时对菲律宾美军情况十分失望——指挥美军的都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对于他们业已退休的这个“垂垂老矣”的前任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颇为蔑视。他们称他为“吕宋岛上的拿破仑”，有一位发言人还告诉我说，他“在美军中的作用还不及一个下士”。他说，麦克阿瑟不过是菲军顾问，不值一见。因此我就去见这个历史的遗物，现在担任菲军元帅的伟大军人。
我发现麦克阿瑟在他就任伟大的战时统帅的前夕，虽然年已六十，但仍仪表堂堂。他的手发颤；他的声音有时有些沙哑。但是他说话的时候来回踱步，大声疾呼，指手划脚，用拳头敲击桌子，用雪茄烟比划刺戳，其见识之深刻，辞藻之华丽，气势之有力，令人倾倒。他说，他正在进行思想准备，在战争爆发后指挥美国在亚洲的远征军。那是在珍珠港事变前一年，但是他坚持说战争即将爆发。他说要提防日本的海军，又继续说，日本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空军十分出色。不过，他认为日本的陆军连二流也够不上，贪污成风。他自己则在建设菲律宾新军。总的来说，他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我为《时代》周刊写了关于亚洲防务的报导。为了试探他的反应，我从马尼拉饭店的房间里把这篇报导送到楼上顶层他的套房里。我写道，在东南亚游历三个月见了美、法、荷、英各国将领以后，在各方面都是鹤立鸡群的当推美国陆军退休将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对此看法，麦克阿瑟完全同意，他马上请我去见他。
时间是在下午快近黄昏的时分，他穿着一件西点军校的旧浴衣，蓝灰两色的毛料，背后有个代表陆军的A字。他有时吸一两口玉米杆制的烟斗。我们两人谈得很投机，因为只有我们两人懂得日本对美国的威胁；在这种一见如故的心情下，他开始回忆起旧事来。他在1903年毕业于西点军校后到这里来时还是一个年青的中尉；他在阿奎那多起义中曾与棕色皮肤的菲律宾小兄弟交战。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一师美军作战；在胡佛总统任内担任过美国陆军参谋长；后即退休。但是他认为我国（指美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是交织在一起的。
麦克阿瑟后来在1935年到1951年之间一直留在亚洲，没有回过一次国，在这期间他攻克太平洋上的岛屿，占领日本诸岛，领导它们的复兴，最后指挥朝鲜战争，一直到杜鲁门把他撤职为止。当然，杜鲁门把他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冲突是美国历史上百年来军政双方之间的冲突的缩影。麦克阿瑟懂得亚洲政治，这一了解不仅表现在他留给日本的遗产上，而且也表现在他给继任者的临别赠言上（“谁若是把美国陆军力量投入亚洲大陆，他的脑袋就得好好检查检查”）。但是他却不了解美国的政治。他深信军政双方首脑是美国历史的共同主宰，在战争大冒险中的平等伙伴。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在政治上的缺陷，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意识到，但到了那时，我国也已与日本交战了。他刚从科雷吉多尔脱险，又恢复了美国将军的身份，不再是菲军元帅了，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美军总司令，但在部队、舰只、补给方面看不到有什么后援。他很愤慨不满。我到澳大利亚墨尔本他的司令部中去访问他。他居然人人都骂到了：罗斯福总统、马歇尔参谋长、我的杂志老板卢斯、美国海军。（他说，“怀特，世界上最优秀的海军是日本海军。第一流的海军。其次是英国海军。美国海军属第四流，连意大利海军都不如。”）他在1942年春天说此话，是完全错了，因为美国海军即将用事实证明它是海上最优秀的海军；而罗斯福和马歇尔则是比他伟大的人物。
周恩来和乳猪宴
我因同我所报导的人物交情太深，常常受到牵制，因此现在对于大人物的友谊颇具戒心，就仿佛戒酒的人怕再尝一口一样。但是周恩来却是我所遇到和认识的三个伟人之一，在他们的面前我几乎是毫无保留地信任他们的判断而从来不加怀疑的。其他两位是史迪威和肯尼迪。但是若是现在，我再遇到这三个人就不会如此了，尤其是周恩来——共产主义运动在本世纪出现的人物中没有比他更为杰出和无情的了，但是他却是个热情满怀、人性洋溢、彬彬有礼的人。他真有使人入迷的能力，我不得不承认，他完全赢得了我的爱戴。
也许要说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他的魅力的最好办法，是向大家介绍一下我所记得的乳猪宴。
周恩来当时有的是时间，因为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六七个人与外界很少往来，颇为孤独。一个脾性随和的年青美国记者的来访，在他们看来，正好给了他们一个影响《时代》周刊的大好机会。在相识一年交情日深之后，周恩来为我举行了一个宴会。我们到重庆最高级的一家餐馆冠生园去吃饭，宾主双方就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人员和我这个唯一的西方人。
读者至此想必已经知道我背离我的犹太家庭已有多远了。我心里很明白，我已经有好几个月吃的不是教门食物了，但是总自欺欺人地认为，我吃的不过是牛羊鸡肉。不过我仍恪守犹太习惯，公然吃猪肉不免亵渎过甚。但是在周恩来的宴会上，主要的一道菜却无可置疑地是猪肉——一只烤得金黄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