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陈白露小姐- 第5部分

“喝点儿普洱解酒。”我转身要拿茶盘。

她边咳边摇头。

“我没有喝酒。”她勉强说。　“心里很热。”她平静了一些，冰激凌外的白霜被她的体温烤化，水珠从薄薄的丝巾里渗出来，成股地流进文胸里。　“这太冰了。”我把丝巾从她手上拿开，她握着丝巾的手指是冰凉的，但手背却滚烫。　“给我吃一点儿——勺子呢？”她边喘息着边四下看着，宽大的双眼皮因为生病的缘故显得更深了。书架上有一套咖啡杯，她指着托盘里的小勺子，想说什么，又低头咳嗽起来。

“不行。”　我不能说“去医院”或者“去吃药”之类的词，这是她的死穴，她似乎有些病态的讳疾忌医，又或者，这是在暗示她不够强大，需要靠别人的摆布才能恢复健康。

我甚至从未见她吃过一片药。　“那，给我一瓶水。”　我从只剩了一个底儿的矿泉水桶里倒了一杯给她，她伏在沙发靠背上摆手：“没有气泡水了吗？”　“气泡水都在冰箱里，你不能喝。”这是我的妥协，她也不再和我争了，接过玻璃杯仰脖喝下，然后她叹口气摇摇头：“还是热。”　“你是不是有肺病？”我听着她沉重的呼吸声，担忧地说。　她果然一听到“病”字，脸上立刻浮现出短暂的乌云，但是很快被病容驱散了。　“可能有。我最近都不大抽烟了。”

“戒烟有什么用，何况又没有戒。你应该去检查。”

她捂住胸口边咳边笑，笑声沙哑得吓人，“有又怎样，现在肺病还会死人吗？”

她每一运气，皮肤就出现灼烧般的颜色，我看着她倒在那儿难受的样子，不知道是生气还是难过。

我阴着脸。　她安慰我说：“放心，年轻就是药，什么都能挺过来。”　然后她换了个姿势，把散下来的头发从后面抓起，晾着汗津津的脖子；她的头向上仰着，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客厅里欢声笑语，偶尔有极大的声浪从门缝里传进来。我估计一门之隔的狂欢的人群根本忘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party，因此他们也没有发现生日聚会的主人已经不见了。我听到付师傅拖着重物进门的声音，姑娘唤“服务员”的声音　——她们真的把这里当餐厅了！我似乎还听到香槟开启的声音，仿佛那泡沫要从门和地板的缝隙间流进来。

各种情绪，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入。　二十一岁生日，在不知道算他乡还是故乡的地方，同父母相隔千里。

岂止生日，连春节也只能匆匆见一面；我不知道这人伦的分离需要用多少物质的享受才能弥补，至少，我现在已有的还不能。因为我还在思念和难过，并且委屈像无边的大海，在小小的卧室里将我团团包围。

陈白露还在盯着天花板窃笑。我坐在她对面，用袖子抹着眼睛。　燥热也会传染吗？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陈白露说的“心里热”是什么感觉。打开冰箱拿冰的气泡水，陈白露在身后说：“那是黄酒吗？”　果然有半瓶黄酒。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在卧室的冰箱里。

想起来了，前几天我把螃蟹拿到卧室来吃，顺手也拿了黄酒。

“热一点儿来喝嘛。”她很有兴致。　房间里没有喝黄酒的杯子，只有两套咖啡杯。用电水壶烧了水，热水倒进茶海里，两只镶了纯金边的咖啡杯里各倒进半杯黄酒，她的少一点儿，我的多一点儿；杯子放进茶海里温着。

休息使她脸上的灼烧的红晕褪去了，变得苍白。她的头发松散地披拂在饱满的脸颊上，“生日快乐。”她细瘦的手举起一只杯子，“我知道你比看上去孤独。虽然旁人能做的很少，可是有我在，希望你多少能好一点儿。”

我在眼眶里蓄了很久的泪水汹涌而下。　我得说，尽管我们共处的大部分时间她都让我恨得牙痒痒，但那一刻，我很爱她。

她喝过酒之后，精神反而平静了，脸上也和缓了许多。我扶她睡在床上，然后去客厅里把客人打发走。

陈言坐在陈白露刚才坐的椅子上，手里捏着她一头已经烤得焦黄的雪茄出神。见我出来，他立刻迎上来，酒醉使他跌跌撞撞，看上去满心焦急。

“她是谁？”　“陈白露。”我不动声色地说。　我早知道他要问的。这是注定的。

2009年冬

~1~

这一年的寒假我开始实习，在一家影视公司做电影宣传。我刚读大学的时候，我爸把我托付给他电影局的一个朋友，我叫他苏伯伯。第一次见到苏伯伯时我吓了一跳，差点儿涕泪横流地喊“李安大师好”，可惜苏伯伯除了一张阔脸像李大师，毫无其他相似之处，尤其他曾经攻击我的偶像阿莫多瓦，我从此常常在背后朝他翻白眼。

在艺术上，我是一个很有原则的人。　苏伯伯本来要安排我去一家国有制片公司实习，我两年前去过那家公司，从经理到员工，简直每个人都把“国有”二字刻在了脑门上，我仿佛预见到自己在看报纸喝茶水的生活中老去，赶紧说我“怕苦怕累不想实习”推脱掉了。

苏伯伯没有表现出意外，可能在他眼里我本来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人。　他说“实习报告我帮你开，去玩吧”，我就撒腿“去玩了”。

还没等我从苏伯伯家回到自己家，我爸的电话就打了过来。苏伯伯告状是一把好手，他跟我爸说我“还没有做好长大成人的准备”，真委婉，可我爸还是听出了我在这边的表现大概不太让人满意，问我到底怎么想的。

我说我不想在一个稳定而臃肿的体制里虚度一生。我想做一些真正有挑战性的，白手起家的，不信任何人的提拔、只信我的努力的事。

虽然从小区门口到家门的路上北风呼啸，我还是听到了我爸在电话里的一声嗤笑。

然后他迅速改口，说：“好，好，有出息。你去闯荡闯荡也好。”

心凉了一半。我如此认真地表明人生理想，却连亲爸都不相信我，　何况外人。

我去了一家新注册的小公司，做最苦最累的宣传。工资还不够付打车钱，但我喜欢。小公司的好处是包袱小，包括道德包袱和责任包袱，　不需要给任何人或者什么社会价值观以交代，只要给自己赚钱就好。我跟一个小成本电影的案子，当时电影刚刚杀青，准备春天上映，如果票房了得，公司就是业内黑马；如果票房惨败，大家一起关门走人。所以全公司的压力都很大。

我昏天黑地地忙了一个冬天，不问世事，不参加聚会　——不是我不想，而是实在没有时间。我很少在晚上十点之前收工，三更半夜推开家门，有时候累得连鞋子都懒得脱，一头栽倒在床上睡到天亮；醒来往往是早上六点，天还漆黑，扶着墙去洗手间刷牙，看睫毛膏还好好地涂着，　干脆脸也懒得洗，拎包出门去布置媒体看片会。

因为害怕堵车，我不得不坐地铁；因为睡眠不足，我做出了从前想都想不到的事：拉着拉环，站着睡着。地铁到站的时候我一头撞在门上，眉骨立刻又青又紫；这不算糟糕，糟糕的是我才发现手机被偷了；这也不算最糟糕，最糟糕的是手机里有没来得及备份的媒体联络人名单。

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从地铁站走出来的，我一路哭到媒体看片会，　心想自己闯了弥天大祸。那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我希望有很多观众喜欢它，如果因为我的工作失误导致它的宣传力度不够，我觉得自己是“国产电影的罪人”。

我跟我的老板英总就是这么说的，现在我仍然能想起她先是惊愕然后拍桌大笑的样子。我站在她对面伤心地抹眼泪，她似乎想止住笑，弯下腰捂住脸，可还是笑得浑身颤抖。　英总是个三十岁的单身女人，但她总喜欢称自己“少女”。　我哭成了泪人，简直想以死谢国产片。　“不至于不至于。”英总边给我擦眼泪边说。　“来，擤鼻子。”英总又帮我擦鼻涕。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炒掉我的前奏。　“英总我辞职，如果您要我赔偿损失，我就赔。”我抽抽搭搭地说。　“小姑娘没经过事儿，胆子跟芥末籽儿似的。你没备份，我也没有？”

英总把她的手机递给我。　看着通讯录里的一串名单，我真后悔哭得太早又太凶。说好的职场新锐呢？真丢人啊。

~2~

回到广州一连三天，我都陪着我爸妈奔走在各种应酬的场合。我记得小时候他们的应酬再多，上午的时间也是自由的。那时候我一般天亮时就醒过来，悄悄推开爸爸妈妈的卧室门，在床边找一条窄窄的空间睡下，不惊动他们。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十点钟，窗帘拉开，爸爸妈妈在客厅里坐着喝茶读报，偶尔有交谈声传进来，我幸福地闭着眼睛，感受着阳光洒在身上的温度　——许多年后我想起“幸福”二字，浮现在脑海里的，只有那片暖和的阳光。

但是这一年不一样了。他们连早茶都在应酬。我照例天亮时醒来，　可是家里空空荡荡，和北京的房子一样。小时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来过，　他们的床铺干净平整，客厅里的报纸整齐地叠好，只有茶杯上的水珠证明早上它的确被使用过。我曾经的幸福，小而简单的记忆，却很难找回了。

他们会在中午时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某个饭局。很多叔叔阿姨要见我，给压岁钱，夸奖一些我压根儿没有的优点，中午的饭局一直延续到晚上，换一批新的人，说的却是同样的话。

到了晚上八九点钟，我已经在两轮饭局里被逼着吃了很多杂乱的东西，喝了又冷又热的饮料，听了满耳毫无意义的寒暄，我感到疲惫不堪，　可是饭局还没有一点儿要结束的征兆，我的爸爸妈妈分别在我的两侧和人们推杯换盏，推杯换盏，推杯换盏。

好像永远不会停下。　我因此想起了北京的聚会，从前我以为这是两代人，两个圈子，审美癖好和兴趣所在完全不同；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发现他们根本是同一个人，他们是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是他们老去以后，他们热爱的东西披着各式各样的皮毛，但却有着同一个灵魂，不，两个，一个叫名，　一个叫利。

我想念北京。事实上搬到广州之后我一直在想念北京，可是这一次，　似乎和从前不一样。我很少想起那些会所和豪宅里的聚会，因为我这几日似乎并没有离开它；我想念扛着比我还高的展板布置新闻发布会，我想念因为多睡了五分钟而不得不左手刷牙右手梳头，我想念蹭四号线地铁里的Wi…Fi回邮件不小心坐到终点站，我想念公司楼下的肉夹馍——工作十二个小时之后我可以埋头吃掉三个。

我看着深夜依旧灯火通明的城市，立交桥依旧繁华，想象着同样的月光照在遥远的京城，照着我新认识的朋友们，她们有那么多有趣的事可做，而我在日复一日的推杯换盏里消耗着时光，消耗着，直到黑眼圈爬上我的脸，然后是皱纹，然后是永远无法修复的衰老和抑郁。

冰凉的可乐也不能使我振作起来，巨大的空虚和孤独感混合着夜晚的凉意，从每一个毛孔渗进来。想到以后的人生，我泪水涟涟。

又做了一个冰凉的梦，一幢豪宅，雕梁画栋。宽阔的阳台上垒着空酒瓶；条案上的黄铜蟾蜍香炉里燃着奇楠香，这似乎是杨宽的家；烟灰缸里一截尾巴还温热的雪茄，我拿起来闻了闻，是陈白露爱吸的Cohiba，　这是个普通的聚会，可是他们在哪儿呢？白露！杨宽！我大喊，然后回声传过来，没有人应答。这是个匆匆结束的聚会，他们也许匆匆赶去了另一个聚会，来不及收拾残局　——　这是经常发生的，可是为什么撇下我呢？

为什么撇下我？我在梦里困惑而焦虑地皱着眉头。

这是多么空虚无聊的生活。可是突然他们都走了，只剩我一个人，　我慌乱得像五岁时走丢那次，在陌生的人行道上放声大哭。

哭着醒过来，眼泪已经把枕头沾湿了一大片，半边脸都是冰的。　我把枕头翻了个面，可是睡不着了。从门缝里往外看，似乎客厅的灯没有关。

我下床关灯，起得太猛，眼前一阵发黑。

推开卧室门看到我妈正坐在客厅里，穿着一件绣着丹顶鹤的丝绸睡袍——那是一次慈善拍卖会的拍品，一个只会绣花的聋哑女孩绣了这件睡袍，我妈花了二十万拍下，钱用来捐助二十个贫困的聋哑女孩读完高中。这件事登在第二天日报的头版上，而我只希望这二十万真的到了那些女孩手里。

我妈抬头看我，她已经卸掉了脸上的妆，眼睛依旧有神，但没什么光彩。

“你没睡？”　“我口渴。”我端起我妈手边的杯子，看了一眼就皱眉头：参片足足放了半杯，已经被泡得发白，水是吓人的暗红色。　“这是我们上年纪的人喝的，补元气。”我妈从我手里拿过杯子，递给我一瓶水。　“妈妈，我心里很乱，我……”　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是什么吗？是你明明有一腔心事，要表达的时候，它们却突然变得透明了。

我要说什么？孤独？明明在家里办party，人多到杯子都不够用。　迷茫？从来无人给我压力，要我成为什么人。我倒宁愿他们逼迫我，多少有点儿方向感。　“你在北京遇到什么事了？”　“没有。”我想，我的“事”，可能就是我什么事也遇不到，就是空虚，就是明明不想要这样的生活，又没有勇气走出去。　“妈妈，我到底为什么要被生下来？我死的时候会不会什么也没有？

我总觉得自己是上帝不小心多造出来的一个人，我……我没有意义，我没有想要追求的东西。”　“自由，孩子。”　“自由？我已经自由到无拘无束。”

“真正的自由。不活在别人的价值观里，也不为什么主义而活着。真正的自由会让你快乐和勇敢。”

“我该怎么做？”　“跟随你的良心。”

~3~

回到房间后我过了很久才睡着，第二天醒来得很晚。我是被电话铃声吵醒的，睁开眼，白花花的阳光已经洒满了房间。

是陈言。　“干吗？”我声音干涩。　“你家门密码是多少？我借住一夜。”　我糊里糊涂地说了，然后他挂了电话。　又睡了一个回笼觉我才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又打了过去。

“不要用我的洗衣机洗内裤；音乐不要开太大不然会吵到邻居；不可以带女孩来我家过夜，被我找到一根长头发你就死！定！了！”我把我能想到的都交代了一遍，那边却很久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