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从上可以看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弘扬中国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义，即人与人之间的爱。从这个意义上讲沈从文在文学理想中找到了爱。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就是一首人与人之间爱的赞歌。
沈从文，1902年生于湖南凤凰县人，小学毕业。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当时湘军的一位最高军事长官的将军，但不幸年轻就死去了。沈从文的父亲只是驻守大沽炮的提督罗荣光身边的一员裨将，也年轻就以身殉职。而沈从文的母亲黄英出身书香门弟，比较开明。沈从文6岁时得了一场大病，几乎死去，从此他的体质一直比较虚弱。这时沈从文开始在私塾读书，学习《幼学琼林》、《孟子》、《论语》和《诗经》等，但他对单调的学习不感举趣，一有机会就逃学，他是个小顽童，但他在大自然中练习了丰富的想像力。沈从文的父亲曾行刺袁世凯，失败后沈家在凤凰的地位也败落了。沈从文1917年8月入伍当兵，告别了当少爷的快乐日子。沈从文的母亲承受的精神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象的。一个女人家，丈夫多年下落不明，全家靠自己一人操持。及至丈夫有了消息。还没等到他回家，家里已经破了产。大儿子耳聋眼瞎，难有多大指望。大女儿迟早是别人家的人。二女儿正当如花年龄，却不幸病逝。小儿子已过继给了叔父，小女儿刚刚五岁。原指望第二个儿子一改顽劣习性，终能为家中争气，却又偏偏“恶习”难改，不得不在他小小年纪，狠下心将他送出去当兵经受磨难。她经历的原是旧家败落的痛苦。“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轮到沈家，还不过三世。这也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动中许多官宦世家的共同命运。鲁迅、老舍、巴金等许多中国现代作家，都经历过类似的家庭悲剧。它带给这些旧家子弟始料不及的痛苦，却也使他们能够直面现实人生，并间接作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在30年代的繁荣。
两年的军旅生活，沈从文从一个小兵混成了部队上的司书，他虽然人小但开口闭口自称“老子”，沈从文目睹了许多惨不忍睹的杀人与被人杀的事情，他的堂兄沈万林被人杀害，人与人的冷漠，恩怨相报的仇杀，人的生命受到无端贱踏，教他读书的文颐真也在冲突中死去。后来沈从文芷江找到他的五舅，他刚从县长任上下来担任了芷江警察所长，由他安排，沈从文在警察所里作了一名办事员。沈从文还有幸认识了芷江的头号人物熊捷生，他也是沈从文的远亲。期间他还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作半通不通的五律七律旧诗。沈从文在当地已成为有头有脸的人物，又有钱又有面子，很受人们尊重，人们认为他“办事认真，能干，真是个聪明人。”熊捷生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沈从文，但沈从文正喜欢上另外一个女孩子，于是就拒绝了熊捷生，这次议婚失败也许改变了沈从文以后的命运。沈从文的朋友马泽淮，也就是他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哥哥，竟然骗了沈从文一千多块钱，沈从文无颜见母亲，就留下一封信独自离开了芷江，他失去了友情，也失去了爱情。沈从文打算去北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地。在常德，传来消息，在沈从文离开芷江不久，那位唤起他心中恋情的女孩子，出发到外面读书时，在船上被土匪抢去作了押寨夫人。听到这消息，沈从文怅然若有所失。便仿照失意墨客样子，在客栈墙壁上，题写了两句唐人传奇小说上的诗：“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抒发自己心中的感慨。后来，那女人被一位黔军团长花重金赎去。团长不久又被枪毙。不如是出于看破了红尘，还是走投无路，这女人终于进芷江洋教堂作了一名修女，去伺奉冥冥中的天主了。
后来沈从文在保靖又从军了，又做起了书记，抄写文件。在陈渠珍身边作书记，沈从文也学了不少知识。又有幸遇到聂仁德，听他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陈渠珍这时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从此沈从文喜欢看《新潮》、《改造》了，沈从文的思想正发生着变化，他读过些新书后觉得：“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他内心里正发生激烈的斗争，他思考着人生，思考着自己的命运，他想着：几年来，自己不正和军部里的所有人一样，寻找人生的转机？可是，这抱负是什么？其实，讲穿了，还不就是冀望沿军中那几十个阶级，一级一级爬上去？眼下，这机运正来到自己身边，前途大有希望。自己的才能正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几年来经历的种种磨难正培养着自己能吃苦的傻干劲头，只要忍耐下去，承认这个现实，并好好利用它，可以一步步作到科长、县长、厅长。可是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过去自己依习惯觉得合情合理，而现在，自己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支半匪半军的队伍。一个军部上下就有几十条烟枪在那里吞吐。陈渠珍的“安境息民”，也不过是要维持少数人在湘西十多个县称王称霸。他们不以天下百姓为念，保守一隅，不思进取。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何况，还得甘心忍受自己上面几十个不同等级“长”字号人物的压迫。在目前的处境里呆下去，风险要少得多，而且可以获得权力。然而权力又有什么用？没有知识，缺少理性，只能用来滥杀无辜。在这世界上，谁也无权随便杀人！而且，历史上那些为官作宦有权力的人，虽然显赫一时，终于一个两个都消失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诗句悄悄爬上了心头。只有那些献身于人类智慧创造的人，他们人虽死了，生命却永生不灭！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沈从文把自己想进学校读书的想法告诉了陈渠珍，得到同意后，拿着陈渠珍写的手谕，到军需处领了27块钱，独自离开了保靖。沈从文的人生又一次发生了转机。
1922年沈从文只身来到北京，由于他只是小学毕业难以直接进入大学，他只好去京师图书馆读书自学，他试图通过文学来重造社会，因缘时会，沈从文也成了北京大学不注册的旁听生。沈从文尽管努力，也参加过正式的入学考试，但他考了个零分，学校连他的报名费都退给了他，这使沈从文对成为一名正式的大学生不抱希望了。从此沈从文开始不停地写作和投稿，可是他向报刊杂志投出去的许多习作都如石沉大海毫无回音，甚至受到一位编辑的嘲笑但他自信终有一天会得到文学界的认可。没多久沈从文的经济来源就断了，吃饭也吃了问题，可他竟然这样维持了两年时间，幸亏他得到了朋友和好心人的帮助。他也试着找点适合自己的工作，边工作边学习，但别人都拒绝了他。1924年冬，沈从文于百般无奈中，怀着一丝希望，写信向几位知名作家倾诉自己的处境。这时，郁达夫正受聘在北京大学担任统计学讲师，沈从文也想到了他。11月13日，在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后，郁达夫到公寓里来看望沈从文了。这一天，外面正纷纷扬扬下着大雪。郁达夫推开那间“窄而霉小斋”的房门，屋内没有火炉。沈从文身穿两件夹衣，用棉被裹着两腿，坐在桌前，正用冻得红肿的手提笔写作。听见门响，沈从文回过头来。一位年约30的年轻人，身体瘦削，面庞清癯，下巴略尖，正眯缝着双眼站在门边。“找谁？”“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儿？”“我就是。”“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样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写下去。”……默默地听着沈从文倾诉自己来北京的打算和目前的处境，郁达夫感到脊梁一阵阵发冷。公寓大厨房里，正传来炒菜打锅边的声音。“你吃包饭？”郁达夫问。“不。”瞧瞧沈从文的神色，郁达夫一切都明白了。他站起身来，将脖子上一条淡灰色羊毛围巾摘下，掸去上面的雪花，披到沈从文身上。然后邀沈从文一道出去，在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结帐时，共花去一元七毛多钱。郁达夫拿出五块钱会了帐，将找回的三块多钱全给了沈从文。一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伏在桌上哭了起来。
沈从文终于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散文《遥夜——五》，这篇文章感动了北京大学教授林宰平，1925年5月，经林宰平和梁任公的介绍，沈从文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去香山慈幼园图书馆做了一各办事员，月薪20元。但没过多久，沈从文就因发表了两篇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教务长，为了保持自己人格独立，他自己解聘了自己，又过着穷生活的苦日子。
为了应付目前，在离开香山前后，由于杨振声在《现代评论》任编辑，郁达夫应邀作该刊撰稿人，并帮助编辑部看稿；赵其文担任该刊经理、会计一类职务；沈从文应邀担任过《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北京政变以后，有人介绍沈从文去找冯玉祥的秘书长薛笃弼——薛笃弼在冯玉祥部驻防常德时，曾任常德县知事。——于是他又在冯玉祥部秘书处作过事；那时，沈从文的哥哥正在东北教学生绘画，得知沈从文在北京的处境，便写了信来，要他去东北，他又短期离开过北京。
1925年1月13日沈从文的一篇小说意外地发表在《京报•；民众文艺》上。在这之前，只有《晨报副刊》发表过他的两篇短文，得过五毛钱的书券。一天，《民众文艺》的两位编辑，到沈从文寄身的西城庆华公寓探望文章的作者。谈话中，沈从文得知这两位编辑就是名字经常见于《民众文艺》的项拙和胡也频。过了一星期后胡也频带着丁玲又来看沈从文，巧的是沈从文和丁玲竟是老乡，都是湖南人。一来二去三个人就成了好朋友。他们每次见面总离不开如何想法筹钱，用自己力量办刊物的话题——那时，他们共同感到青年作者所受的冷遇。尽管按当时北京物价，办一个类似《语丝》规模的刊物，每期印一千册，有十二三块钱就可办到。但这时，沈从文和胡也频的文章，按最低稿费标准索酬，也无法找到固定地方发表，寄出的稿件常常一去无消息。当时，《语丝》正支配着北方文学空气，只要能在该刊上发表作品，很快就会引起人们注意。这年5月，沈从文一篇题名《福生》的小说，由胡也频通过一位熟人转给周作人。当这篇小说在《语丝》上发表后，胡也频拿了这期刊物，告诉沈从文时，沈从文见到目录上文章的标题，感动得只想抱着胡也频哭泣。但这种幸运只能偶尔降临到他们头上。于是，那个自办的刊物只能在他们的想象里诞生，旋即又在想象里夭折。
这时沈从文与丁玲还有鲁迅发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次误会。
1926年，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25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1927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1924年12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1925—1927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170余题。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1927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些“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沈从文后来说。
1927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1928年1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随后，胡也频与丁玲也来到上海，接着上演了他们二人与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