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随后，胡也频与丁玲也来到上海，接着上演了他们二人与冯雪峰之间的感情纠缠，后来还流传着二人与沈从文的三角恋爱。
1929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1月10日和20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1000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5000份。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1928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30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20元房租，10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100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10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100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1928至1929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1928年10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100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1929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4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8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4期《人间》，8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1928年，沈从文为了生存，不得不另想出路，当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沈从文的第一次上课也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笔。他在课堂上呆了十分钟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也就是在这课堂上沈从文见到了他以后的夫人张兆和，关于他和她的恋爱故事那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直到1934年沈从文写出他的代表作《边城》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也找到了自己的爱，对人类的爱，对爱情的爱，对民族的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爱……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十节 在革命集体中找到快乐的丁玲
丁玲的一生是充满坎坷的。丁玲，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她的祖父当过大官，她的父亲蒋浴岚守着丰厚的家产却成了败家子，刚过30岁就因吸鸦片而死，她的母亲出身书香世家。丁玲的父亲去世后，家庭已经破产，常有人上门要债。丁玲这样描述她的母亲：“在女人中，她是一个不爱说话的。生得并不怎么好看，却是端庄得很，又沉着，又大方，又和气，使人可亲，也使人可敬。她满肚子都是苦，一半为死去的丈夫，大半还是为怎样生活；有两个小孩子，拖着她，家产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样的凶狠，爷爷们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总不能。世界呢，又是一个势力的世界，过惯了好日子，一天坍下来，真受苦……”丁玲的母亲不是个弱女子，他很自强，守寡后她上了师范学校，而后成了一名教师。
丁玲一直学习成绩优秀。1922年春，丁玲应王剑虹之约来到陈独秀和李达等创办的上海平民女学学习，但后来平民女学遇到困难，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后便离开了学校，和王剑虹到了南京。第二年，从苏联回国不久的瞿秋白闯进了她们的小天地，和王剑虹恋爱，是她们宿舍的常客。共产党人瞿秋白给不满二十岁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剑虹又回到上海，进入共产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在文学系旁听，邓中夏任学校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科学系主任，陈望道任教务长，茅盾教小说研究。这所学校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培养过不少**人才。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后，丁玲与他们同住在上海慕尔鸣路，瞿秋白在思想与文学上都影响过她。两年后王剑虹因病死去，使二十岁的丁玲更加寂寞，她当时正处于矛盾和痛苦当中，她渴望自由。当年她去了北京，偶然遇上了比她还穷的胡也频，他的勇猛、热烈、执拗和乐观感动了丁玲，他们相爱了。
1927年秋天，丁玲在《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梦柯》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特别是后者的发表，“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1930年丁玲逐渐意识到生活天地的狭窄以及立场感情上的限制给她创作带来的局限性——“染上一层感伤”，“看不到应有的出路”，“有着很坏的倾向”。（丁玲：《我的创作生活》）她积极参加**实践，在时代潮流的冲击和**思想的启迪下，她的小说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从对旧势力不满、愤懑到走向**的新一步，代表作应当是《韦护》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同年胡也频发表了《光明在我们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资产**作家向无产**作家转变的过程。胡也频的政治活动日益频繁，党组会有时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也频交了许多工人朋友，丁玲记得一个工人来过他们家，像熟人一样，他教她唱《国际歌》。丁玲感到从未有过的新鲜。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频告诉丁玲，他要去开左联执委会。他穿着暖和的长袍，兴高采烈地走了，从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想方设法营救，也不起作用。
1931年2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的一天。优秀的左联**作家胡也频、李伟森、柔石、冯铿、殷夫及其他**者共二十三人，饮弹倒在龙华的荒野上……在危难时刻，丁玲的意志没有被瓦解，而是变得更加倔强坚定。她把刚满三个月的婴儿送回湖南老家，又奋不顾身地投入更残酷的斗争。她曾找过党中央领导张闻天，要求到苏区去，但组织上考虑，丁玲负责左翼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适。此时的上海，白色**日益严重，进步刊物屡遭查禁，左联书店被封闭，丁玲毅然挑起了创办《北斗》的重担。丁玲的工作受到鲁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鲁迅借回答《北斗》杂志的询问，发表了《答（北斗）杂志社问》，并为《北斗》翻译和撰写过许多文章。瞿秋白写杂文是从给《北斗》写稿开始，井以此为阵地，发表了大量论文与翻译作品。冯雪峰、阿英、周扬、夏衍以及谢冰心、陈衡哲、凌叔华、沈从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发表作品。著名诗人艾青的第一首诗也是在《北斗》上发表的。《北斗》还积极参加文艺大众化的讨论，经常召开读者座谈会，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从中发现培养了不少文学新入和工农作者。斗争把丁玲锤炼得更坚强、成熟。她不仅写文章，办刊物，还参加广泛的社会活动。
1931年5月，她到光华大学讲演，题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国公学青白文艺社讲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吗？》。“九•；一八”**后，她参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还化了装，穿起皮大衣、高跟鞋，为贴标语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线参加救护慰劳工作。12月9日，丁玲与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等二十多人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1932年1月，她与楼适夷等人参加中国著作者协会。2月3日又同鲁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制造“—•；二八”事件。这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饭店，瞿秋白参加了丁玲及田汉、叶以群、刘风斯等人的入党仪式。丁玲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只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满足的。我要当一颗**的螺丝钉”。瞿秋白曾说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上”。赞颂了她对**的赤诚和追求。丁玲的丈夫为**而牺牲了，这更坚定了她走**的道理，从一个积极分子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丁玲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集体，并在**集体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快乐。
第三章 在矛盾中和谐地生活的现代作家 第十一节 才华横溢的智者钱钟书
钱钟书是一位智者，他的智慧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滋润，他的学术著作《谈艺录》和《管锥编》显示了其广博的国学修养。不但如此，钱钟书还会通西方文化，是一名古希腊哲人式的“爱智”者。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是近现代学术史上建树颇丰的一位文史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老子解题及其读法》、《骈文通义》、《文心雕龙校读记》及《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等，而以《现代中国文学史》尤著名。这使钱钟书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钱基博曾自豪地说：“儿子钟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章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钱大昕）之史学以后先昭映，非夸语也。”
钱钟书，1910年生，江苏无锡县人。6岁时就在伯父的引导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以及《说唐》、《济公传》、《七侠五义》等小说。13岁时就考入美国圣公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大量阅读《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19岁时被清华大学学外文系破格录取，但他数学仅得15分，全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大学期间因才华出众，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作特殊的学生。22岁时认识杨绛，第二年二人就订婚了。1933年钱锺书从清华外文系毕业，校长亲自告诉他要破格录取他留校，陈福田、吴宓等教授都去做他的工作，想挽留他，希望他进研究院继续研究英国文学，为新成立的西洋文学研究所增加光彩，可他一口拒绝道：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可见他是相当自信甚至有点自傲的，但是他的才华确实是非常出众的。23岁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25岁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27岁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学位。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秋，与杨绛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AthosⅡ）回国。28岁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31岁由广西乘船到上海，珍珠港事件爆发，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由开明书店出版，是“开明文学新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