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第四部分则更是赤裸裸的威逼利诱，在严厉谴责南明分裂国家的丑恶行径后，转而劝史可法利用其影响，劝福王“削号归藩、永绥福禄”，否则将与李自成联合起来，东征南明。
因和谈即将开始，收到信的史可法同志马上用舒缓、平和的语气给多尔衮同志回了一封信，信中对没有及时救助先帝、共讨闯贼作了必要解释，再次强调了弘光帝的合法性，并希望明清两国承秉传统友谊、消灭共同的阶级敌人、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信发出后，就如石沉大海，再也不见下文。
现在，北使的无功而返，更印证“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灭顺后必然南下征明。
他呼吁政府丢掉幻想、拿起武器、赶快战斗、立即北伐。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史可法把北伐的作战目标定在了“貌似落水狗”的李自成身上，而不是整天喊着要“消灭明朝”的清朝身上。
这也成为后人唾骂史老先生是“死不悔改的镇压农民起义反动派”的主要原因。
史老先生是“脑袋进水”，还是“欺软怕硬”，觉得农民兄弟好欺负？
其实都不是，我们翻开中国地图，看河南省区域图，就能明白史老先生的意图——打着进攻农民军的旗号，先把现在李自成占领的荥阳、洛阳、灵宝一线给占了，与先前占领的开封地区连成一片，在黄河以南形成南明的第一道“国防线”，利用黄河天险阻挡黄河北面的清军南下。
说来也可怜，政府首脑、大明督师、北伐军总司令史可法同志，现在北伐唯一依靠的对象，就是那个全体南明人“姥姥不疼、舅舅不爱、骂千遍不解恨、剐千刀难报仇”的军阀头子——高杰同志。
为达到既不惹怒清廷，又能顺利实现完全恢复黄河以南疆土的战略目标，史可法亲自执笔，以高杰的名义给黄河北岸驻扎的清肃亲王豪格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希望能与清军“分道入秦、合共剿闯”，算是放了一颗烟雾弹。
做完这一工作后，史可法积极准备粮食、屯集给养，为高司令的北伐作充足的后勤保障。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史可法同志利用一个军阀打另一个军阀的良好愿望，能顺利实现吗？
睢州之变
1645年元月，春节喜庆鞭竹的硝烟还未散尽，李自成与多铎还在潼关血战，在史督师的安排下，高杰部约三万人开始了北伐。
史高制定的北伐路线是徐州——归德（今商丘）——睢州——开封——洛阳——灵宝，如北伐成功，南明在黄河以南的疆土将联成一片。
这中间，睢州总兵许定国，这个高司令名义上的部下，他的态度如何，将对北伐的成败起着关键的作用。
因为据得到的情报显示，许定国目前正与黄河北岸的肃亲王豪格勾勾搭搭，并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豪格那里“学习培养”。
高司令对这个情报半信半疑，他继续由归德向睢阳挺进！
但这个情报是真实的！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许定国同志的人生履历，思考他是怎样走上汉奸这条万众唾骂道路的？
许定国，男、汉族、现年七十一岁，河南太康人，家庭成份为赤贫，幼年唯一的特长是举重，双手能举起千斤大钟，有“许千斤”的美称。
家贫且有举重特长的“许千斤”为了生存，十来岁就跑到大明军队的这个大洪炉里锻炼成长，经过五十多年的漫长历练，靠着镇压自己阶级兄弟的丰功战绩，“许千斤”在六十九岁的那年，升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山西总兵），终于完成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转变。
在他七十华旦来临之际，大明崇祯皇帝为表示对这位把毕生岁月献给大明军队的老将军的“敬重”，特派锦衣卫送来自己独特而稀有的生日贺礼——诏狱免费入住券。
在诏狱里，崇祯帝给他定的罪是“不积极救援开封，并唆使部下哗变”，给他定的判决是“处以斩刑，待秋后执行”。
就在许老将军即将在这个冷冷的晚秋，如一片枯叶随风飘逝时，他曾经的阶级兄弟、大名鼎鼎的李自成出手救了他一命。
李自成在陕豫战场上消灭了猛人孙传庭，这让崇祯帝顿时发出了“蜀中无大将”的长叹！
感到人力资源已严重溃乏的崇祯帝想到了诏狱中那个处在生死线的“廖化”——许定国，于是大手一挥，把准备向黄泉路进发的许老将军给拉了回来，并马上送到了河南战场上。
重返阳界的许老将写军虽然被安慰性地戴上了“河南援剿总司令”高帽，但此时的他却“心中满是伤痕”。
从此那个以身许国、努力工作的老将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处处保存实力、时时培养个人势力的“老狐狸”。
在北京城被李自成攻克时，许老狐狸流窜到家乡附近的睢州，凭着“保境安民”的旗号，竟也拼凑了一支万人的“非法武装”。
为把这支非法武装合法化，在局势未明的情况下，许老狐狸暂时投靠了南明政府，被弘光帝封为“镇北将军”，名义上隶属于高杰领导。
但南明政府的所作所为很快让许老狐狸失望了，凭着自己七十年经历的风风雨雨，感到南明已是“夕阳西下不可留”，而大清却是“旭日东升无法挡”，旧恨新怨之下，决定向清朝积极靠拢。
于是就发生了前面所说的一幕。
但许老狐狸选错了时机、找错了对象，豪格现在是“丫环拿钥匙，当家不作主”，况且清军主力已被多尔衮调去打李自成了，豪格对许老狐狸提出的出兵南下的建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好让他“忍耐忍耐再忍耐，坚持坚持再坚持”。
就在许老狐狸心中倍受煎熬之时，高司令已经“雄赳赳、气昂昂”地带着大队人马来到了睢州附近二十里处安营扎寨，并向他发出了限期“调兵北进”的严厉军令。
面对高司令咄咄逼人的军令，心中有鬼的许老狐狸再也坐不住了，在部下的支持下，一个小人式的“斩首”行动开始了！
正月十二日，许老狐狸亲自来到高司令军营，盛情邀请高杰、越其杰、陈潜夫等出席睢州各界代表为北伐军举行的欢迎酒会，以联络军民感情，推进北伐大业。
河南巡抚越其杰怀疑其中有诈，力阻高司令不必参加。
但高司令觉得这是一个消除误会、联络感情的机会，加之他“艺高人胆大”，并不把已过古稀之年的许老狐狸放在眼里，只带了三百亲兵就欣然前往，越陈二人只得陪同。
欢迎酒会在大明名臣袁可立的睢州故宅中举行，在窗外有美景、身边有美女、桌上有美酒的友好氛围中，宾主双方都把酒言欢，一醉方休。
酒会结束后，许老狐狸再尽地主之谊，把“沉醉不知归处”的高司令一行安排到睢州城的各大高档居所分散住下。
黑暗的伎俩总是借助黑暗的掩护进行，子夜时分，早已准备多时的许老狐狸率伏兵杀出，混战中，聍酊大醉的高司令在手执铁棒奋杀数十人后力战不支，被许军乱刃砍死。高司令分散于各处的三百多名士兵也大部分被杀死，越陈二人在手下的拼死掩护下，狠狈逃回军营。
许老狐狸自知后路已绝，马上带着高司令那颗宝贵的项上人头作为“投名状”，连夜率部渡过黄河，飞奔到豪格帐下自觉自愿地“报名入伙”。
高杰一世枭雄，最后没有死在报国的战场上，却死在一个小人之手，悲哉、痛哉！
许老狐狸闯下祸一走了之，灾祸却无缘无故地落在了睢州百姓的头上，得知高司令残死的部下立刻“化悲痛为力量”，在没有能力渡河找元凶复仇的情况下，立即执行了前所未有的“超级连坐法”，把睢州方圆二百多里的百姓几乎杀得个干干净净！
这一事件，历史上称之为“睢州之变”，它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南明北伐的夭折。
在徐州听到高司令死讯的史可法仰天长叹“中原之事不可为也！”而在此后，更大的考验还摆在他的面前。
因为高司令一死，军中无主，部队乱成一团，这给附近驻军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他们联名上书南明中央政府，要求“整编”高司令残余兵马，为国效力。不愿接受“整编”的高司令部下，厉兵秣马、枕戈待旦，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史可法再一次当起了“老媒婆”的光荣角色。
他奏请弘光帝后，会盟高部诸将，立高杰子为兴平王世子，外甥李本深为提督，部将李成栋为徐州总兵。
这一作法，立刻引起想“趁火打劫”的黄得功等三总兵严重不满，联名帐告史可法偏袒高部，用心不良。
但这一欠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者马士英同志这次却坚定地站在史可法一边，表示：“高杰属下将士众多，他们怎肯轻易被他人整编。”驳回了这三位大爷的状子。
高司令的邢夫人怕自己的儿子年幼不能服众，加上史可法这老同志又没有儿子，就提出让儿子拜史可法为“义父”。
没想到，这个“自作多情”的想法却让自幼饱受儒家理学教育的史可法坐立不安了。
史可法与高司令关系好是真，但这并不表明他很欣赏高司令、亲近高司令，对于这个过去“重大政冶污点”、现在又经常保持“烧杀抢掠”工作作风的军人，他内心充溢着深深的厌恶。对这一切的包容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利用高司令及麾下这一帮“打手”去实现他收复河山，救国济世的政治理想。
收了高司令这个“贼的儿子”，百姓听说了会怎样讲，同僚知道了会怎样看？对自己羽毛过度爱惜，洁身自好是大多数明清知识分子的通病，史可法大人也没有这样的“免疫力”。
他没有至圣大儒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务实，也没有救时宰相张居正“权谋通变”的灵活，他就是史可法，不管是在治世还是乱世，他都是一个严格按自已价值标准立身处世的人。
在这种价值标准的支配下，他不会收高司令儿子这样的人作“义子”，绝对不会。
但邢夫人已经提出来了，直接拒绝显然是不合适的，情紧之下，他想出了一个自以为“两全其美”的方法。
他把在军中督饷的高起潜大人请出来，让他为国为民，替自己收下这位烈士的后代作干儿子。
虽然同姓高，官位也不低，但高起潜与史可法比起来，不但名声很臭，而且，他是个太监。
史可法这个“李代桃僵”做法让高司令的儿子很是郁闷，让高司令的夫人很是失望，让高司令的部下很是寒心。
当史可法的目光再次与他们相遇时，从他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再不是亲切与尊重，只剩下了巯远与冷漠。
还想继续北伐的史可法，发现自己离开了高司令这个“遥控器”，对这支军队的指挥已经完全失灵。
这时，老马同志又来“帮忙添乱”，派自己的亲信卫胤文到高司令军中，欲夺下李本深的军权。而素有高司令有仇怨的黄得功则已经由“心动”变成了“行动”，派兵直接进攻高部的“老营”。
高部急着要回后方保护家眷，纷纷回撤，无兵可用的史可法只得下令停止北伐，全军南返。
沛县著名的文人阎尔梅正在史可法帐下任参谋，他给史大人提出建议：向东晋时的祖逖学习，招募河南山东的义军，自己成立一支“义师”，进行北伐。
但怕拥有私人武装而遭到朝廷猜忌的史大人对此一口回绝了，此时的他，仿佛大病一场，变得失魂落魂、患得患失，只求回到扬州，退保江南。
南明的北伐就这样在一片喧嚣中落下了帷幕，南明的国防前沿非但没有北进至黄河一线，反而退回了淮河流域；军队非但没在战斗中得到团结一体的效果，反而变得更加四分五裂；史可法大人的威望非但没有提高，反而是一降再降！
表面看来，高杰司令官的忽然遇害，是这次北伐夭折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我们跳出这个小圈圈，站在一个大框框的范围来进行理智的分析，就会发现，即使高司令不遇害，南明的北伐也断难成功，原因如下：
首先，高部是一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军队，正因为这两点，他们并不懂得为何而战，每一次作战的背后，都离不开杀害平民和掠夺财富的恶劣纪录。
有崇高的理想信念，有严明的军纪，是一支军队有持久战斗力的保证，无论是国家军队的汉军、唐军，还是私人武装的岳家军、戚家军、湘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在“高家军”身上，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两点的一点痕迹。他们，更象一支“穿着军装的强盗”。
用这样一支军队去完成北伐中原、复兴民族的神圣大业，无疑是缘木而求鱼、抱薪而救火。
其次，单靠高部一支部队的北伐从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因子，因为这支部队即使能在黄河南岸暂时站住了脚，但在当清军打败李自成倾全力而南下之时。孤军深入、处于前线突出部位、没有友邻部队配合的他们，恐怕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最后，“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史可法安排高司令的北伐战争，因为其阶级的立场和恶劣的军纪，必然是一场单纯依靠军队进行的“片面战争”，既没有发动民众的意愿，也没有发动民众的能力，自然也就无法获得民众广泛的支持。就算其“北伐中原、光复大明”的政治理想再崇高、再伟大，脱离了民众的爱戴和配合，这支军队，最终也会一股没有“源泉”补充的溪水，在流淌中慢慢变得干涸。
南明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这样无可奈何、虎头蛇尾的结束了。接下来，等待这个政府的，将会是这样一个明天呢？
第十一章 弘光三大案
就在史可法在前线为北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在朝堂上，以阮大铖同志为首的“阉党”和群龙无首的东林复社两党“残余势力”也正斗得“不可开交”。
话说阮大铖自从利用“顺案”作武器，把东林复社两党整得“雄风不再”后，颇是自鸣得意了一番。然而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阮大铖同志一想起自己仍背着“逆案”的黑包袱，就如芒刺在背。
要想在政治上彻底翻身，就得让把“逆案”由黑洗白。经过再三思考，阮大铖同志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被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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