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 第49部分

品尝不到“一把手”快乐，却被“一把手”苦恼，层层环绕的孙可望，开始想方设法地实施自己的“权力突围”工程。

1648年的“演武场升旗事件”，成为他实施“突围工程”的第一步。

在一次例行的阅兵中，先行赶到演武场的李定国，命令升起帅旗。

见演武场的帅旗早已迎风飘扬，随后一步赶到的孙可望勃然大怒。

他以“主帅未至、擅升帅旗”为理由，当场下令责打李定国一百军棍。

不明就里的李定国，当场被拉到一边，当着三军将士的面，噼里啪啦地被打起板子来。

当板子打到一半时，孙可望忽然“法外施恩”，在下令停止施刑的同时，跑到了李定国身边，抱着这位二弟，好好一通痛哭。

见“大哥”如此有仁有义，心中没有多少花花肠子的李定国，马上被孙可望的表演，感动得一塌糊涂。

他拍拍被打的屁股后，当场跪倒，向孙大哥磕头请罪。

“演武场升旗事件”后，孙可望的威信，虽然有了一些新的提高，但与他最终的期望，仍还存在不小的距离。

对此，孙可望虽然心知肚明，但却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权力，是靠内部民主程序获得的。现在，既不好意思，也不可能，继续让大家发扬一下民主，让自已的权力，再上一个台阶！让别人的头上，再戴一个箍子！

知道无法借助“内力”抬升权力后，借助“外力”来提高权力——这个唯一可行的方法，在孙可望的内心，不断升腾！

而在他眼里，这个可以借助的外力，无疑就是肇庆的永历帝。

借助永历帝在南明的合法地位，封自己为王，从而使自已的官位，与李定国、刘文秀等人，拉开较大的距离，为自已实现一统滇黔、再复中原、建功立业，穿上“合法的外衣”。

外部的压力，就是他己知道清军在孔有德率领下，正大规模南下，对湖南、广东、广西，志在必得。

如果湖广一失，那么必然会对滇黔，形成个半圆形包围圈。届时，两省的生存，岌岌可危。

想改变这种窘境，就必须先下手为强，把川黔抢先拿到自己的手中。

但川黔的大部分，分别掌握在杨展、王祥、皮熊这些军阀手中，他们打着“效忠南明”的旗号，死死卡住大西军出入这两省的通道。

如果自己与永历朝廷成功对接，烦利封王的计划实现，那么自己，就可以“挟天子而令诸侯”，不必再用武力攻取，就可以迫使杨展这些大小军阀，对自已这个货真价实的“大明之王”，乖乖听命。

时间，多么紧迫呀！

1649年2月，当“联络团团长”杨畏知来向他辞行，并请求面授谈判要点时，他立刻提出了两条自已与永历朝，互惠互利的合作条件：

一、永历朝廷封孙可望为秦王；

二、孙可望携云南全省土地及军民，奉明正朔，并出兵抗清。

身肩重任的杨畏知，自2月间从昆明出发，4月6日即赶到广东肇庆，以大明旧臣及孙可望代理人的双重身份，拜见永历帝，献上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良马四匹，表示敬意。

随后，他又将孙可望的“合作条件”，全盘托出。

在他看来，永历朝现在早已是“东风无力百花残”，金声桓、李成栋、何腾蛟相继败亡，郑成功若隐若现。只有一枝独秀的云南，才是南明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因此，孙可望封王这一“合作条件”，对穷途未路的永历朝廷而言，并不为过！

他开门见山地对永历君臣说：“可望兵强，可籍为用，不可因惜一封号而丢掉人心，反而树敌”？

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孙可望要求封王的这一心愿，竟如巨石投水，让死水一潭的永历朝，刹那间分成反对派和赞成派，尔后两派唇枪舌剑、口水飞溅！

反对派之一是依附于李元胤的金堡、袁彭年等人，他们怕孙可望一旦封王，将会使李元胤势力“彼长此消”，彻底丧失在永历朝堂上立足的资本。

反对派之二是镇守贵阳、遵义地区的南明军阀皮熊、王祥等人，他们惧怕孙可望封王成功后，将名正言顺地打着抗清的旗号，出兵黔川，并不动声色地“吃掉”他们。

反对派之三是大学士严起恒，孙可望封不封王，对他并无实质上的侵害，他之所以反对，完全是在维护大明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为大明祖制规定：“非同姓者，不得封王”。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李成栋，就被封为宁夏王，不过，那是在他光荣牺牲之后。

生而封王者，尚无前例。

因此，严起恒的反对意见，理亦直，气亦壮！

当然，赞成封王者，也不凡其人。

一人是“统战高手”堵胤锡，以前，他老人家曾成功地把大顺军余部，改造为忠贞营；现在，他依然赞成用王位为诱饵，把“势力更大、能力更强”的大西军余部，统战成为一支更可靠的抗清力量。

另一人就是庆国公陈邦傅，但他赞成封王的原因，却比较复杂。

因为他驻守的浔州，和忠贞营驻守的宾州、横州相邻，随时存在被忠贞营动掉“奶酪”的可能。

在达种情况下，交好孙可望，以“寇”制“寇”，这一别具一格的思路，就曾让这个老小子兴奋不已，他马上义无反顾地，往赞成封王的阵营中挤。

管不管他大敌当前，赞成派与反对派，为了封王问题，在朝堂上是争得是你来我往，好不热闹！

见孙可望同志的封王问题，是“只见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心中焦灼的杨畏知，退而求其次，上疏改请封孙可望为公爵，李定国、刘文秀为侯爵，以便让他能快点回滇复命。

因有高一功、李过的先例，这一封公封侯的建议，在朝堂上并没费多少周折，便获大臣们的一致通过。

永历帝便封孙可望为景国公，并“画蛇添足”地赐名朝宗。

堵胤锡闻讯，立刻给永历帝上疏，指出封公不封王的弊端，建议依旧封王。

他这一闹腾，原来的封公的方案也告搁浅，杨畏知只得继续呆在肇庆的驿站里，于一丝寂寞、几点闲愁中，打发着难熬的时光。

就在永历君臣三心二意时，有一个胆大包天的“投机分子”，却捷足先登了。

这个“投机分子”就是陈邦傅，他利用永历帝曾经给他的空白敕书，私自填写封王诏书。又暗中铸造了“秦王之宝”的金印，派自已的亲信胡执恭，冒充永历朝的使臣，前往云南，封孙可望为秦王。

在敕文中，为讨好孙可望，陈邦傅专门进行了诸多“特殊”词汇的叠加，把“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描写权倾天下的词汇，一起打包，转赠给孙可望。

由于不知朝堂内的纷争，并对南明政坛上的假冒伪劣行为，缺乏防范意识的孙可望，对胡执恭送来的敕书和“秦王之宝”，喜不自胜，毫无疑虑！

他马上自导自演了规模宏大的“受封典礼”，亲自郊迎使者，肃然就臣礼，五拜叩头，跪受王号，一切搞得象模象样，有板有眼。

受封后，他又率其兄弟三人及三军将士，欢呼万岁，并接受了各级官员的庆贺。

接受庆贺时，他庄严宣告，大西军，以后将正式改称为“明军”，治下的云南，以后将正式成为永历王朝不可分隔的一个省。

昆明受封典礼结束后，孙可望又把敕书誉黄，布告云南各地，并举省欢庆三天，把他被封“秦王”这项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深入人心。

当了三年不明不白的“兴朝”臣民，终于再次回到“大明故国”的云南百姓，也很兴奋，整整一个月内，云南各族各界人民的庆祝活动，此伏彼起！

就在欢庆的气氛还末消散，喜悦的心情还末褪去之时，孙可望的“正牌”使者杨畏知，从广东返回来了。

杨畏知拿出一副“不辱使命”的架式，向孙可望呈上了永历帝的封王敕书和金印。

不过，他拿回来的，仅是二字王——“平辽王”，比胡执恭拿来的一字王，整整差了一个档次。

傻了眼的孙可望，愣了半天，才憋出这样的一句话：“我已封秦王矣”！

对质正伪的工作，随之展开。

被拉到对质现场的胡执恭，见事情穿帮，倒也不慌，干脆“以假攻假”，一口咬定杨畏知带来的“平辽王”金印，也是假的，永历朝廷真正封的，不过是景国公而已！

被骗后的尴尬、难堪，让孙可望羞愧难当。盛怒之下，他把杨畏知、胡执恭这两个“造假嫌疑犯”，统统关进监狱。

随后，他给永历朝送去启本说：“我先于某月某日接收秦王封号，后又于某月某日接收平辽王封号，其真假难辩，不知所从？”，并把前后接到的敕书抄送附上！

但在启本的后面，孙可望又留出了回旋的余地，表示因秦王敕印接受在前，且已举行过隆重的受封典礼，云南军民是路人皆知，已成既定现实，请朝廷能顺应民意，妥善处理。

面对孙可望踢来的“皮球”，永历朝臣们却“集体失语”，其表现犹如一群沉默的“老羊”。

沉默了一个月后，永历朝堂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个更不明智的做法：把贵州两个臭名昭著的军阀头子皮熊和王祥，一个封为匡国公，一个封为忠国公，请他们守住贵州，以防孙可望“狗急跳墙”。

闻此消息，怒火中烧的孙可望，立刻以“出滇抗清”的名义，发兵贵州。休养生息了三年的大西军，一出手，果然是气势如虹，锐不可挡！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这支军队，就活捉皮熊，击败王祥，占领贵阳、遵义。

接着，刘文秀、王自奇率领一支偏师，分两路入川，打败袁韬、武大定、李占春、于大海等南明大小军阀，收编其残余武装，占领川南川东地区。

占领这些地区后，孙可望一面整顿地方、发展生产，复制云南的成功模式；一面派御史翟鸣丰拜见永历帝，请求实封秦王。

具体操作程序上，孙可望也“非常周到”地替永历帝想好了。

那就是在他实封秦王时，仍可使用原来陈邦傅送来的那块“金印”，只是要求皇帝专门送来敕书一道，以便使“伪秦王印”，变为“真秦王印”。

最终，也能让他这位名符其实的“秦王”，更好地领导滇川黔军民，为国效力。

如果按这种程序操作，对永历帝而言，倒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因为这样做，原来敕书中“监国”“总理朝钢”“节制天下文武兵马”“加赐九锡”“父师事王”这些过火的字眼，皆可全部去掉，而换之以比较温和的词汇。

况且此时，永历帝的日子，已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两广土崩瓦解，官员如鸟兽散，清兵南进的脚步，越来越近。

但即便如此，主持永历朝政的严起恒，却仍对孙可望“殷勤的建议”，置之不理！

1649年12月3日，逃到南宁的永历帝，已“寒酸”到了无兵无将无地盘的地步，万般无奈之下，向孙可望发出了“封王”诏书。

不过，死到临头、穷到裤头的永历帝，嘴巴还挺硬，坚持封孙可望为“冀王”，而非“秦王”。

他这样做，明面上的理由，是秦王为朱元璋次子朱樉的封号，居诸王之首，传世二百年，应予避讳。

实际上，他还在抠气地坚持着“恩自上出”的底牌。

对永历帝这个“冀王”方案，孙可望嗤之以鼻，马上回奏。

在回奏中，他以自已用“秦王”的名义，发号施令，已经多时，如断然更改，必然在民众中引发“信任危机”，造成不必要的麻烦为由，予以驳回。

1651年2月，清军由柳州南下，永历帝的“行在”南宁，已危在旦夕。

眼见永历帝眨眼就有可能成为清军的“高级俘虏”，不敢再继续玩酷的孙可望，连忙派出贺九仪、张明法，率领一支五千人的快速反应部队，跨过千山万水，跑到南宁护驾。

在南宁，贺张两人在完成“护驾”工作的同时，还超额完成了另一项工作，把阻挠封秦王的大学士严起恒，逼进了阎王殿去做客。

至此，己真正成为“孤家寡人”的永历帝，在封秦王的问题上，手中已无任何资本，与孙可望叫板。

1651年3月，他被迫追认了孙可望的秦王封号。

至此，经过两年多的沟沟坎坎、曲曲折折，孙可望实封秦王的问题，最终在强敌迫进之际，尘埃落定！

第二十九章　中兴有望

杨畏知之死

实封秦王，对于孙可望而言，实在是一桩“名利双收”的好买卖。

一是他正式自称为秦国“国主”，对内，在贵阳建立行营六部，自行任命吏、户、礼、兵部尚书，实际上接管了永历朝廷的权力；对外，名正言顺地收编了原川、黔境内的各种“拥明”武装，使自已的军事实力，再次急剧“膨胀”。

二是当他以南明政府军的面貌，出兵川湘桂时，发现这里的老百姓，对其敌视、猜凝的目光不见了，而代之以友好、信任的态度，他进军的阻力，大为减轻。

但与之相反的是，封王，对于永历帝而言，仅仅换来了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在1651年十二月南宁失陷后，“已无立锥之地”的永历帝，只好很不情愿地跑到孙可望的辖区，寻求避护。

在云南最东边的一叫皈朝的村子里，渡过一个“冷冷清清、凄凄惨惨”的春节后，在孙可望的特别关照下，永历帝率着他仅存的文武官员五十余人，兵丁、随从、家属，二千九百多人，“移幸”贵州安隆千户所。

千户所，如果望文生义的话，应该是一个拥有一千户的卫所。但实际上，这里的人口户数，连一百户都不到。

把永历帝，既不安排到大后方的昆明，也不安排到行政中心的贵阳，而放在一个地狭人稀的小村庄里，孙可望“敬而远之”的想法，不言自明！

已没有任何话语权的永历帝，对这种安排，除一声叹息外，别无它法。

他现在唯一可做的，就是将“安隆”改为“安龙”，并把“所”的行政级别，上升为“府”。

也许在他内心深处，皇室血脉，天生龙种，是他最后一点骄傲和秉持。

在对永历帝的物资供应上，孙可望也极为“小气”。

他每年拔银八千两，米六百石，供应永历君臣及随从。

入不敷出的永历帝，曾以“不足用”，要求孙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