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谷嗣侨鲜墩馐澜缭词钦飧鲅印＃�22＇
这样一来，“爱国主义”就变得十分宽泛了。任何文章、著作、文艺作品，只要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就可算在“爱国主义”名下。这样给“爱国主义”下定义，也意在为“新哲学”和“左翼文艺”在“新启蒙”的名义下“暗渡陈仓”而辩护。
五、“新哲学”踏倒“五四”而高歌猛进
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等人宣传、解说“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其实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这也不奇怪，既然本来就是在“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那就难免顾此失彼。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开宗明义地说明发动“新启蒙运动”的目的，就是要让“新哲学”更好地走向大众、更紧密地与现实政治相结合，并且强调“新哲学者”要“努力不倦地根据自己独立的根本立场，站在中国思想界的前头，进行各方面之思想斗争”。既如此，这场“新启蒙运动”就不折不扣地是一场“左翼文化运动”了。然而，在《思想的自由与自由的思想》中，陈伯达又极力否定这一点：“但我们这里同时也要声明：新启蒙运动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是属于‘左翼’的。不，新启蒙运动是一切爱国文化人，一切理性主义者，一切民主主义者，一切科学家，一切平民教育者，一切开明的教育家……的共同文化运动。”分明意在让“左翼”的思想征服、俘虏尽可能多的人，却又并不打出“左翼”的旗号，套用后来的一种句式，可叫做形“右”实“左”。在解说“爱国主义”问题时，陈伯达等人也必然捉襟见肘。“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从康、梁到“五四”，都可与“爱国主义”相联系。既然“旧启蒙运动”也可归结为“爱国主义”，那“新启蒙运动”的“爱国主义”又“新”在哪里呢？对此，何干之有这样的回答：
也许有人觉得爱国主义不算得是新启蒙运动的特点，因为不论在那（哪）一次的思想运动中，爱国主义都有它的地位。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就是封建上层分子目击中国民族的危机所提出的改良政策，这是国难所引起的。辛亥革命时代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政策，也是创造者目击中日战争，庚子联军入京等国耻而发出的救亡呼声。五四文化运动的发生是由于中日外交的直接刺激，大概我们还记忆犹新的。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检查一下百年来的文化思想史，都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气味。中国启蒙运动史，简直可以说是爱国主义文化史的别名。然而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与今日的爱国主义，实在有根本的不同点。张、李、康、梁的目的在改良封建的政治机构，以加强对外的力量。辛亥革命以反满为它的直接目的。五四运动、新社会科学运动，也是以改革内政为民族解放的依归。可以说过去一切文化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对内而不是对外，由对内的改革以达对外的独立。如今事情却是两样。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的处境之下，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敌人要并吞整个中国，不论什么阶级人等，都是他们的征服对象。从前守中立的资本势力，与敌人同流合污的封建残余，也不能逃出这一场劫难。全民族今日所普遍受到的是生与死的威胁。在生与死的最后交界线中，我们要考虑民族的自觉。我们倘不万众一心，团结御侮，抵抗强权，唯有全体灭亡。我们只有走上爱国主义的一途，此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23＇
稍有常识者都能看出，这样区分“爱国主义”的“旧”与“新”，实在过于勉强。按照何干之的说法，此前的“爱国主义”，是源于敌人在国门外骚扰（这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则源于敌人已打进国门。就算是这样吧，这“两种”“爱国主义”又能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当然，何干之还指出，过去的“爱国主义”，是直接针对本国政府，是要求改革内政以抗强敌；而眼下的“爱国主义”，已不指向本国政府，而只是全民族精诚团结，共同御侮，因为这次“已没有自己改造的余地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的“爱国主义”就变得更简单了，简单到根本用不着以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文化运动来启发它。所以，何干之的这番说辞，无非是为了给“新启蒙运动”找到理论上的合法性而强词夺理。
“新启蒙运动”面对的最大障碍，其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已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四”确立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念，传播了种种新的知识、新的观察问题的方法。而且，鲁迅、胡适等“五四”启蒙老将，一直在继续着“五四”式的启蒙。二十来年间，“五四”式的启蒙尽管很艰难，但毕竟也在一点一滴地、迂回曲折地改造着人们的心智。陈伯达们要发起“新启蒙运动”，就必须对“旧启蒙运动”进行清算。“五四”之前的那些“启蒙运动”清算起来较为容易，可以尽情地否定而不必有过多的顾忌。但“五四”，情形就不同了。无论在哪种意义上，简单地、明确地否定“五四”，都是不明智之举，这会招致强烈的反感，使很多人拂袖而去。但不否定“五四”，“新启蒙运动”就没有必要展开了。陈伯达们发起“新启蒙运动”，目的就是要用“新哲学”否定和取代“旧启蒙运动”。而他们心目中的“旧启蒙运动”，主要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伯达们看来，“五四”是以“资本主义文化”否定和取代“封建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当然是要否定和取代的，但不应该以“资本主义文化”来否定和取代之，代替“封建主义文化”的，应该是“无产阶级文化”。“五四”虽然给“封建主义文化”以重创，但却又造成了“资本主义文化”在中国的流行。而“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在以“新哲学”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同时，清算、否定和抗击在中国已流行了二十来年的“资本主义文化”。不能不清算和否定“五四”，但又不能无所顾忌地、痛快淋漓地否定和清算之，怎么办？陈伯达们采取的策略是，以“‘五四’启蒙运动”继承者的面目出现，在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下，清算和否定“五四”。这一种策略，萧三从莫斯科给“左联”的信其实已经指明。
当然，陈伯达们的“新启蒙”，与“五四”式的启蒙，也并非完全没有共通之处。反儒学、反传统，对传统文化严厉审视和批判，就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尽管二者对传统文化审视和批判的眼光并不一致，用以取代传统文化的东西也形同冰炭，但毕竟二者审视和批判的姿态是相同的。陈伯达们如果说对“五四”也有所认同、有所肯定，那认同和肯定的，也仅仅是这种姿态。也正是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陈伯达们自称为“五四”的继承者。在《哲学的国防动员》中，陈伯达列举了九项“新启蒙运动”应该进行的工作，其中第一项是“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既然要批判的是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那“五四”时期的启蒙著作当然也在批判之列。紧接着的第二项是“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继续对于中国旧传统思想、旧宗教，作全面的有系统的批判”。把这两项放在一起，陈伯达对“五四”的态度就很清楚了。“五四”也是应该批判的，其值得继承处，仅仅是“打倒孔家店”这种“号召”而已，至于“打倒”的方式、用以取代的东西，则迥然不同。在《论新启蒙运动》中，陈伯达把这意思说得很分明：“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是五四以来更广阔，而又更深入的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五四时代的口号，如‘打倒孔家店’，‘德赛二先生’的口号，仍为我们的新启蒙运动所接受，而同时需要以新酒装进旧瓶，特别是要多面地具体地和目前的一般救亡运动相联结。这些口号的接受，也就是我们和五四时代人物合作的要点。”所以继承“五四”精神，就是把“五四”这瓶酒接过来，倒掉其中的“五四”之酒，而装进“新启蒙”之酒。说得更明白些，就是倒掉其中的“五四思想”，而装入陈伯达们所理解的“新哲学”。
如果说，陈伯达、艾思奇等人对“五四”的清算和否定还是零碎的、片断的，那何干之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则对“五四”进行了有系统的清算和否定。何干之写《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就是实践陈伯达提出的“整理和批判戊戌以来的启蒙著作”这一要求。书中第五章“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意在对“五四”进行有系统的批判。何干之这样评说“五四新文化运动”：
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根本任务，是灌输民主和科学；提倡个人主义，培养新文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文化的主要内容，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政体，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个人主义，怀疑和评判的精神，是人的解放的基本条件，也是自由竞争在文化上的反映。反对旧伦理，就是反对封建思想。提倡文学改革，是以最适合于口头语的文字来做灌输新思想或评判旧思想的利器。这几种“罪案”（引按：此处借用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中的说法），正确点说，文化使命，就是适应着民主运动的启蒙工作。民主、科学，人的解放，反对礼教，文学改革，谁敢说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运动。＇24＇何干之在这里对“五四”的否定，真可谓不留情面、不要遮掩了。民主、科学、个人主义、怀疑的批判精神、人的解放——何干之这样来归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应该说是很准确的。然而，他如此归纳的目的，是要证明这些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文化”的范畴，因而是应该否定的。“新启蒙运动”的重要使命，就是铲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培育的这种“资本主义文化”。陈伯达还说“德赛二先生”这种“口号”仍须“接受”，而何干之分明认为，连这种“口号”也要抛弃。
陈伯达等中共理论家借救亡之势发动旨在宣传普及“左翼”思想的“新启蒙运动”，此举取得了极大成功，可以说是为党立下了巨大功劳。“风高放火天”。如果说救亡如狂风，那陈伯达等人则十分敏锐地迎风放了一把火。于是，火借风威，迅即成燎原之势。由于“新启蒙运动”以激进的救亡姿态出现，于是便获得了极大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合情性”，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者有极大的吸引力。“救亡”与“左倾”于是成了同义语，要救亡就必须选择共产党，成为许多人、尤其是青年知识者的共识。被“新启蒙运动”所“启蒙”的李慎之先生在《不能忘记的“新启蒙”》一文中回忆说：“30年代的书店里，左派的书籍越来越多。”“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但是也许除了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强有力的传播。”“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至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25＇
有许多资料可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新启蒙运动”展开后，“左翼”书籍是如何普及。1936年10月22日，尚在陕北保安（两个多月后迁延安）的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写信，布置了这样的任务：“要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哲学书，大约共买十种至十五种左右，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例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柳湜的《街头讲话》之类），每种买五十部，共价不过一百元至三百元，请剑兄经手选择，鼎兄经手购买。在十一月初先行买几种寄来，作为学校与部队提高干部政治文化水平之用。”＇26＇毛泽东令从西安购这类通俗的“左翼”书籍，供干部学习，固然说明了这类书籍怎样影响了延安的干部，但也同时说明了，在国民党统治区，这类书如何多见。
其实毛泽东本人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巨大受惠者。到达陕北前，毛泽东在党内一直受着留苏派的理论压迫。王明、博古等“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杀回国后，更是视毛泽东为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土包子”。“山沟里怎么能出马克思主义？”——面对这样的诘问，毛泽东只能哑口无言。“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夺取了军事上的话语权，后来，政治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夺得，但在“延安整风”前，理论上的话语权一直在博古、张闻天等人手里。1937年11月，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身份到达延安，更让毛泽东感到沉重的理论压力。理论上的劣势，一直是毛泽东的软肋，当然也是他巨大的心病。到达陕北前，客观条件不容许毛泽东在理论上武装自己。到延安后，这样的客观条件可以说是充分具备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毛泽东可以安全、安心、安稳地在延安安营扎寨；三个师派出去了，也无须多操心抗战的具体事情。时间大大地有了。而各种宣传、讲解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又大量出现，也给毛泽东在理论上的补课提供了极大便利。几乎所有毛泽东的传记和关于毛泽东读书生活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