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暇埃凳恰鸫顺场!�1932年1月20日发表的《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见《二心集》)一文,则对上海滩上的“青年援马团”做了极其辛辣的讽刺。当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起而抵抗日军后,上海的一些青年组成了“青年援马团”,声称要到黑龙江去援助马占山。鲁迅称他们为中国式的“堂·吉诃德”:“这以后中国式的‘堂·吉诃德’的出现,是‘青年援马团’。不是兵,他们偏要上战场;政府要诉诸国联,他们偏要自己动手;政府不准去,他们偏要去;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北方是冷的,他们偏只穿件夹袄;打仗的时候,兵器是顶要紧的,他们偏只着重精神。这一切等等,确是十分‘堂·吉诃德’的了。然而究竟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所以他只是一个,他们是一团;送他的是嘲笑,送他们是欢呼;迎他的是诧异,而迎他们的也是欢呼;他驻扎在深山中,他们驻扎在真茹镇;他在磨房里打风磨,他们在常州玩梳箆,又见美女,何幸如之(见十二月《申报》《自由谈》)。其苦乐之不同,有如此者,呜呼!”鲁迅在这里,既批判了做戏的“援马团”,也批判了以“欢呼”迎送“援马团”的民众。是民众和“援马团”共“做”了一场“抗日戏”。鲁迅所看到的,蒋介石也“默察”到了,二人可谓“所见略同”。也正因为目睹了此种现状,蒋氏才有1931年10月7日日记中的慨叹,才有“无可恃也”之感,才下决心隐忍退让,积极准备。至于鲁迅为何明明知道中国并没有对抗日本的力量,却又一再谴责政府的“不抵抗”,那是鲁迅研究中的课题,姑且不论。
蒋介石原想以十年左右时间完成基本的抗战准备,然后奋起与日较量。但同胞和“倭寇”都不容他完成这一计划。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使蒋氏的“最后关头”终于到来。在事变次日(7月8日)的日记中,蒋氏写道:“倭寇已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见黄仁宇《日记》第123页)中国在积极准备,这当然瞒不过日本。蒋氏怀疑,日方也迫不及待了。不管怎样,奋起抗战是惟一的选择了。7月16日,蒋氏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呼吁:“战事一起,则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均应抱定为国奋斗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战。如有中途妥协与丧失尺寸土地者,即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之罪人。军人守土有责,虽战至一兵一枪,亦必与敌抗战到底。”在此之前,蒋氏一再低首下心地对日求和。奋起抗战后,则一心一意要把日方拖垮。战争进入胶着状态后,倒是日方急于求和。尤其发现汪伪政府并不能发挥他们理想的作用后,日方更急于与蒋氏“和谈”。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则坚决拒绝与日谈判,并且宣布:有敢于言和者,“以汉奸罪论处,杀无赦”。
蒋氏的准备虽未完成,但毕竟准备了五六年,这样才有1937年8月13日开始、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抗战”,才有1938年4月的台儿庄大捷,才能在开战一年多后即与日军“相持”起来。没有此前五六年的准备,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和抗战的亲历者黄仁宇才对蒋氏有这样的评说:“很少人能想及,即使蒋氏自己也可能未曾料及,自‘九·一八事件’至卢沟桥抗战的五年九个余月的时间,也是他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其贡献的方式不是战胜取攻,而是忍辱负重。但是此中情形至今尚少为人洞悉。”(《日记》第91页)
但也正因为基本准备都未能完成,八年之间,蒋氏实在是苦苦支撑,其中之酸辛,有常人难以想象者。黄仁宇在《日记》中说到,由于政令并未实质性地统一,“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第145页)。作为最高统帅,蒋氏给各路诸侯下“命令”时,往往称对方为“兄”,有时甚至以“弟”自署,全是相商口气,甚至让人感到是在请求、恳求、哀求,仿佛抗战是蒋家盖房子一类私事,蒋氏在求朋友帮忙。军费和装备上的窘迫,则是每日每时地存在着。黄仁宇在《日记》中回忆说:“回忆此时我为少尉排长,月薪四十二元,制服自备。但在云南驻地村镇街头吃一碗面即法币三元,是以军中待遇已与无给制相去不远。当地土匪出价收买我们的轻机关枪,每挺七千元,是为我们一个上等兵四十年之薪饷。若干部队长晚间将枪械加链条锁在枪架上,以防士兵携械潜逃。”(第180页)在武器装备上,国军与日寇,相差也是不可以道里计。若单从此点着眼,甚至可以说,这不是两个国家在打仗,而是两个时代在拼杀。黄仁宇《日记》中说到,抗战期间,“国军兵工厂最多每月生产步枪子弹一千五百万发,平均每兵只分得四发。”(第176页)也就是说,每个士兵每月只能打四枪。蒋氏自己,则往往连军需方面的琐事都要亲自过问。1937年9月24日,淞沪战事正紧张时,蒋氏致信宋子文,请宋准备40万只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引按:即陈诚)五万只,其余三十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引按:即顾祝同)兄可也。”(第145页)麻袋当是用于填塞泥沙以筑战壕,而此等事竟要最高统帅亲自筹划,在人类战争史上也属奇事。——汪精卫正是看到此种状况而发出“此仗如何能打下去”的哀叹,并决心投敌。蒋介石则硬着头皮撑了八年。
在1935年8月21日的日记中,蒋氏对局势做了七点估计:“(一)对中国思不战而屈。(二)对华只能威胁分化,制造土匪汉奸,而不能真用武力,以征服中国。(三)最后用兵进攻。(四)中国抵抗。(五)受国际干涉引起世界大战。(六)倭国内乱革命。(七)倭寇失败当在十年之内。”(见黄仁宇《日记》第119页)其实,在此前的《敌乎?友乎?》一文中,蒋氏已授意陈布雷将此种估计做了表达。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蒋氏的预言,除第六条外,其余六条一一应验。
2008年2月6日凌晨,旧历大年三十
'1'《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04页。
'2'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80页。
'3'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09页。
'4'王彦民:《徐树铮传》,黄山书社1993年12月版,第10页。
'5'王泰栋:《陈布雷传》,东方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110页。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高等文官考试制度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定都南京宣言》。在定都典礼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成。在10月8日召开的中常会第172次会议上,改组了国民政府,正式组建了五院制政府,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辏姓撼ぃ好裎⒎ㄔ撼ぃ醭杌菸痉ㄔ撼ぃ淘辔嗖煸撼ぃ骷咎瘴际栽撼ぁ�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来自于孙中山的“五权分立”思想。在国民政府中特设考试院,作为与行政院、立法院等其他四院平行的机构,则因为孙中山对官员选任制度的重视。1906年12月21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在东京召开,孙中山在演说中就强调:“那五权除刚才所说三权外,尚有两权。一是考选权。……将来中华民国宪法,必要设独立机关,专掌考选权。大小官吏必须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抑或由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这法可以除却盲从滥举及任用私人的流弊。”'1'有了孙中山考选权独立的政治思想,方有与其他四院平行的考试院之设。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考试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掌理考选和铨叙事宜,所有公务员均须依法律经考试院考选和铨叙,方得任用。考试院下设考选委员会,负责具体的考选工作。
考试院座落在南京鸡鸣寺,所有建筑均是东方式风格,到处亭台楼阁、题联匾额。在1936年9月高等文官考试(其时简称“高考”)中被选用的汪振国晚年有这样的回忆:“考选委员会设委员长一人,委员若干人,它的职能是筹办各类文官及各种专业技术人员的考试,临考前组织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具体办理考试工作。典试委员会、襄试委员会都是临时性组织,考试完毕,即行结束。每届委员会存在的时间不过三两个月,全院正式在编人员也只有二三百人,组织是紧凑的,人各一职,各负其责,纵有冗员闲曹,年终考绩,即被淘汰。每届考试,聘请雇用人员比较多,都是临时性质,不存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之情况。我有个同学在(考试院)铨叙部工作,办公时间拒不会客。我到南京去看他,只能在晚上或星期天到他家中访晤。据他谈,每天八小时工作,都很紧张,但这种比较良好的机关风气,没能持续多久,到抗战前夕,就开始败坏了。”'2'
国民政府公布的《文官考试法》及其施行细则规定,由考试院组织的全国性的高等文官考试,每两年举行一次,时间一般定在桂花飘香的九十月间,以合“折桂”之意。抗战前在南京共举行了四次这样的“高考”。1931年为第一次;1933年为第二次;1935年为第三次。第四次本应1937年举行。但1936年是蒋介石五十大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援清代“恩科”之例,举行一次临时性的高等文官考试,以庆祝蒋介石生日。高等文官考试的报考条件,是取得大学毕业资格者。一旦在这种“高考”中被录取,即取得荐任官资格,成为“国家公务员”,薪俸立即与国立大学一般教授相等。毫无疑问,这是极有吸引力的。当时的报考者,除了国立和私立各大学的毕业生外,北大、清华、南开、武大、中央大学等名校的研究生,参加角逐者也不在少数。自费留学归国者,也有很多人想通过这种“高考”而得一职位。全国的报考者都集中到南京考试,其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每次考试前,先是接受报考者的申请书,审查相关证件,确认参考资格,对符合报考条件者,发给应考资格证明书,即今日所谓的“准考证”。这一工作完成后,即进行临场准备。这一工作自然也极为繁琐,而且容不得半点马虎。“准考证”发放完毕,临场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便成立典试委员会和襄试委员会。典试委员会负责命题和阅卷。所以,在整个考试过程中,典试委员会是极为重要的。也正因为如此,典试委员由考试院报请国民政府批准后,由国民政府出面礼聘。所聘者,自然是国内的名流学者。汪振国在《国民党时期的文官制度与文官考试》中回忆了1933年“高考”中的典试委员情况。这届的典试委员长为国民党元老王用宾。王用宾是山西运城人。1904年,官费选派到日本留学,先是在日本盐仓铁道专科学校学铁道工程,后又考入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回国后,在反清反袁斗争中都有突出表现。1933年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这一届的典试委员,则有徐谟、周鲠生、柳诒征、张默君、辛树帜等人。徐谟是著名的现代法学家、政治学家和在中国现代外交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外交活动家。1917年毕业于北洋大学法律学系,1922年获美国华盛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22至1926年间,在南开大学政治系任法学和政治学教授。从1931年起,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常务次长、政务次长等职,在1932至1941年间中国对外关系中起过重要作用。1941年,徐谟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1943年,墨尔本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44年11月,徐谟又转任中国驻土耳其大使。二战临近结束时,徐谟应邀参加制定战后规划。他曾参与起草筹备成立国际法庭的草案。作为联合国宪章起草委员会处理国际纠纷部分的中国代表,徐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946年,徐谟当选为联合国国际法院大法官,1956年当选为国际法学会副会长。1956年,在荷兰海牙国际大法官任上去世。周鲠生是现代著名国际法学家,先后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英国爱丁堡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留学,在英国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在法国获法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教授。柳诒征是光绪举人,也是现代著名的图书馆事业家和历史学者,有多种著述行世,尤以《中国文化史》影响为大。张默君则在现代中国有“才女”之称,毕业于上海务本女学及圣约瑟女书院,毕生致力于女子教育,是著名的教育家。1912年创神州女学校,任校长。1918年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学。1920年遍游欧洲各国,考察欧洲的女子教育,著有《战后之欧洲女子教育》一书。后曾任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辛树帜则是现代著名的生物学家、古农史学家和教育家,先后在伦敦大学和柏林大学留学,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兰州大学校长。辛氏曾组织一个颇具规模的采集队,进入广东、广西、海南和湘西深山,采集数万动植物标本,分别建立动植物标本室。经国内外专家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动植物有20多种。辛氏曾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主管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先后出版《化学命名原则》、《天文学名词》、《物理学名词》,奠定了现代中国科学译名的基础。
每届考试,除典试委员会外,又成立襄试委员会和监试委员会,亦由各大学教授和政府高官组成。襄试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典试委员会做好命题、阅卷、评分等工作。整个考试过程中的保密、防弊的临场监考工作,则由监试委员会负责。各委员会委员名单事先绝对保密。考试前半个月,国民政府向各委员致送聘书。国民政府聘书一到,各委员立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