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的，但同时又惟恐在广岛的高中学生，即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中引起严重的不安和动摇。问题在于这项调查涉及到诸如白血病之类的疾患，而人类至今尚未掌握足以攻克它的手段，从而使博士更加陷于进退维谷的窘境。
然而，对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追究是绝对需要进行的。因为它不同于逐步死去人们的原子病，而是仍将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原子病问题。美国最早向ABCC派来的也都是优秀的遗传学家。这就是说，从长达２０年之久的原子弹医疗史的初期开始，关于下一代的原子病问题便已成为全世界所有医生们关注的焦点。只不过是由于这一设想足以令人产生极为强烈而又深不可测的恐惧心理，因而在某些情况下才采取“小姐们，请放心”之类的乐观态度。然而，今天当原子弹爆炸２０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尽管面临着如此严重的人性的难题，重藤博士也将尽快地将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付诸实践。我确信，广岛的高中生们将会怀着最具有人性的信赖，去协助这位向一切困难挑战的原子病医院院长的工作。敢于探测无底深渊的人，并为了获胜而坚持艰苦斗争、拥有岩野泡鸣所说的“绝望的匹夫之勇”的人，也就是广岛的医生们。我不认为，在广岛会有怀着深深的疑虑而不信赖他们的年轻人。因为，内心深感忧虑的广岛青年们（他们之中的一个人，曾将脸上的疤痕有效地用作恐吓敌人的凶器，从而成为一个幼稚的恶棍。隐藏在他那带有疤痕的皮肤下，并反过来用以作为恐吓敌人的资本的东西，不外是他那最为天真的不安心理）唯一值得信赖的成年人，就是和他们共有同样忧虑，而又坚强不屈的广岛医生们。
这或许是我最为乐观的推测。以广岛市内全部青年为对象的关于下一代原子病的调查工作，是否会将这些青年从惶惑和孤独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引导他们走进一个团结互助的新天地呢？
我曾经采访过两位在原子弹爆炸之后从广岛来到东京的青年。其中的一位是一条腿残废的小个子。他和同样受到原子弹灾害的朋友们一道，在东京的一个教会学校的附属机构中做工，缝制向美国出口的服装。他是一位文静而沉着的青年，我从他那恬静的眼神中只发现了已被战胜和驯服了的不安。尽管他不善言辞，还是热情地向我倾诉了他和他的伙伴，对于白血病和婚后种种问题的担心。
另一个青年是一位浑身散发着粗犷气息的体力劳动者。他曾在京都有过未婚妻。当有一天他发现自己白血球数量已经增大时（那是为履行结婚手续而进行的血液检查），便不辞而别，默默地离开未婚妻来到东京。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在东京港周围仓库前的露天工地上为包装箱打钉。那正是盛夏季节，青年每劳动三天后，便买下大量的维生素和造血剂，第四天精疲力竭地躺倒把自己浸泡在药物的海洋里，注射他以在炎炎烈日下的重体力劳动换来的药物，手臂皮肤变色，甚至变得同赛璐珞一样僵硬。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第四天，像死人一样躺上一整天，便会同那三天身体的过度疲劳相抵消。他只是认为这一天可以在药物的支撑下得到休息，从而在心理上产生某种安定感而已。但是，只是出于这一目的，他实际上要在损害自己身体的情况下，足足从事三天的重体力劳动。我们不能说他是愚蠢的。这位青年是在利用这一并不高明的作法，同他内心的不安进行抗争。据说，这位青年不久便辞去了码头仓库的工作，当上了长途卡车的司机。他可能更加疯狂地折磨自己的肉体，去寻求那可以稍许逃避不安的“第四天”。
如果将这两位青年的安定的生活和充满危机的生活所导致的后果加以比较，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孤独，而后者只能如同一只离群的狼。我时常怀着悔恨的心情想起，当初我未能请求那位沉稳的青年制衣工人将这一狂热而粗暴的人吸收到他们的集体中去。但是，无论是我，还是那位钉包装箱的青年都很清楚，青年制衣工人也为他自己和他同伴们的问题而自顾不暇。
对于是否是原子弹受害者的子女不加区别地以全部广岛青年为对象，进行下一代原子病的综合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拥有的某种共性。如果扩而大之，则由《中国新闻》社论委员金井等人制定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就必须完成如下的使命。那就是以广岛为中心，在全体日本人中发现他们具有的共性。这在原理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为了理解重藤文夫博士在战后２０年中所拥有的威望，必须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在坚持经营原子病医院这一具有政治意义的工作。然而，即便对此姑且不论，仅仅通过以上的几个小故事，许多真实的人们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他们敢于正视广岛的现实，既不过分绝望，也不抱有幻想。我愿将具有这一形象的人们称之为正统的人。２０年来广岛的情况始终是严酷的，即使有数以百计的正统的群体，也不足以与之相对抗。但是，尽管如此，真正敢于同这一毫无胜利希望、最为险恶的现实相抗争的，仍然只是这些正统的人们。我认为重藤文夫博士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典型。
关于中国的核试验，它被视为革命之后，中国坚持自力更生路线所取得的最大发展成果；核弹被视为充满新的自豪感的中国人民族主义的象征。我也赞成这种分析和理论。但同时，我认为应该以让广岛继续存在下去的日本人的名义，向包括中国在内的、现在与将来拥有核武器的一切国家提出作为否定象征的、对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态度。换言之，就是亟需确立一种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新的日本人的民族主义态度。而广岛的那些正统的人们，正是我心目中日本新的民族主义积极象征的具体形象。
广岛札记 七 广岛巡礼
这次是我自１９６４年末开始写这部《札记》以来，为时最短的一次广岛之行。在广岛只不过停留了几个小时，但它如同以往多次的广岛之行一样，再一次体验到不禁使自己对人类的悲惨与尊严进行深思，这是每一次广岛之行的一贯感受。我撰写这部《札记》的目的就在于记录下我每次旅行归来后所进行的反思。
当我到达广岛之后，立即从原子病医院院长重藤先生处得知一个最新记录。一位原子弹受害青年因白血病死去。人们如果不是身在广岛，便有可能忘却广岛的具体惨状。坦率地说，在原子弹爆炸２０年后的今天，做到这一点并不十分困难。而在广岛，这种悲惨的局面仍然作为现实的问题而持续着。原子病医院的存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重藤院长是抱着一种多么阴郁而苦涩的心情为这位年轻的死者送行的呢。而且，这死者只不过是在不断流淌的悲惨长河中溺死的一个而已。
这位青年在四岁那一年的夏天，遭到轰炸。我们曾看到过原子弹在广岛爆炸那一天负伤的无数孩子的照片。创办杂志《广岛之河》、身为广岛母亲的小西信子，她将这些负伤的孩子们称之为“腐烂菩萨”，实际上她可能是不想让为数如此众多的身负重伤的孩子们的照片多次出现在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带着出奇平静表情的孩子们，其中大半在拍过照片后的几天之内便全都死去了。而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的一个孩子，当他在成长为一名青年的某一天，却发现自己患上了白血病。青年人在原子病医院的病床上迎来了二十岁的生日。
我曾多次举过这个例子。治疗白血病的医生在早期阶段，可以暂时控制白血球数量的激增，为白血病人赢得一个所谓的“暑假”。在原子病医院医生们的努力下，最初只有几个月，经过２０年默默无闻的艰苦奋斗之后，这一“假期”延长到两年。当它能够延至数十年时，人类将可以自豪地宣告：白血病已被征服。然而，目前白血病，这一血癌仍然远比人类更占压倒优势。当两年的“假期”过后，这位青年将不得不再次面临死亡，那时，死神绝不会放过他。如果一个持悲观态度的人将这一“假期”称之为缓期执行的期限，恐怕也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这位青年却没有将这两年视为缓刑的期限。他毅然决然地希望同正常人一样生活，成为社会的一员。原子病医院的医生们为了这位青年，隐瞒了他的病历，为他寻找工作。这些医生们的行为并非是欺骗。如果说出真情，谁还会雇用一个身患白血病的青年呢？医生们只不过是胆战心惊地采用了小小的骗术，他们不是既无所作为而又自命清高的人。青年在一个印刷厂里找到了工作，伙伴们都喜欢他，他是一名好职员。
青年死后，一位有身分的人来到原子病医院，据说他曾质问医院：这两年间为什么不让这位青年休养，而让他去劳动？这位有身分的人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就是他无法理解一个事实：当一个青年人为了真正有意义地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两年时光，他需要的不是睡在病床上，而是在印刷机轰鸣的地方和伙伴们一起劳动。因为，所谓有身分的人，就意味着那是一群惯于无所事事而虚度一生的人。
青年力图在这两年里活得充实，他是一名劳动能手；他在工作岗位上出色地完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部任务。青年曾同一个女孩相爱并订婚，这件事足以说明他是何等地热爱生活，力争活在既非伪造，又非虚构的真正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恋人是一位年仅２０岁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
还有一段插曲足以说明这位青年曾怎样度过那一段真正的社会生活。杂志《生命》的记者为了写一篇题为《光明的广岛》的报道，来到广岛采访。重藤博士向他介绍了这位青年，记者十分满意。或许因为这位青年就是光明的广岛的象征。
然而，两年过后，充实的“假期”结束了。顽固的恶心和呕吐折磨着他，于是，再次住院，所有的关节都剧痛难忍。剧烈的呕吐是白血病患者最难以忍受的最大痛苦，他在受尽这一切折磨之后死去了。
一星期之后，死去青年的未婚妻到医院来了，她是来向治疗和护理过青年的医生和护士们致谢的。她带来了礼物：一对陶制的小鹿，就是那种经常摆在唱片架上或小提琴陈列柜中的陈设品。这颇符合她那在乐器店工作的女孩的身分。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平静而安详地道谢之后便离去了。而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她服安眠药自尽了。我望着那一对陈设品，一只拥有两支大角的健壮的公鹿和一只可爱的母鹿，不禁黯然神伤，默默无语。
死去的青年在遭到轰炸时，他只有４岁，他不仅不应对战争负责，甚至连那一完全是蛮不讲理出其不意的原子弹袭击也都无法理解。就是这个幼儿在２０年之后，以他自己的肉体为国家承担了责任。也许他尽管是一个幼儿，只要他是这个国家的一员，就不得不被卷入到这个国家最坏的选择中去。难道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民竟然是如此悲惨！
但是，自杀的未婚妻，年仅２０岁，这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年龄，正是战后出生的孩子。尽管如此，她按照自己的意志，同原子弹受害青年休戚相关，在青年死后，她履行了她所能尽到的对青年的全部责任。国家未能对青年做任何事情。就是以整个国家也无法填满青年绝望的巨大的凹坑。但是一个纯属战后一代的女孩，却以她追随青年而自杀的行动充填了这一黑暗的凹坑。这位２０岁女孩以自己意志做出抉择的壮烈行动，不能不使目前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所有的人受到震撼。那是年轻女孩为救助一个被推入绝望深渊的青年而做出的绝望的选择。
她使一种价值颠倒过来了。她以一个成为牺牲品的柔弱姿态，给予国家所进行的卑鄙的欺骗，而实际上是给予一切国家的欺骗和幸存者所进行的欺骗，以致命的打击。然后，她和恋人携手并肩，共同向着以他们独自的威严所装点的死亡之国走去。那是一个绝不容许他人介入的孤独而庄严的死亡之国，是一个在绝对个人意义上的仅属于两个人的死亡之国，它绝不容许导致他的恋人在幼儿时期就遭到意外袭击的国家的阴影介入。无论是在白血病的“假期”中依然勤奋工作的青年的自制力，还是女孩那坚决拒绝在未婚夫死后继续活在世上而自杀死去的决心，都是坚不可摧的，他们不会接受骗人的国家和骗人的生者。面对着那一对陶器制成的健壮的公鹿和可爱的母鹿，人们只能感到无限的空虚和悲哀。２０岁的女孩给人们留下了稳重温柔的印象，自杀身亡。她最大限度地完成了一个人对死于原子病的青年所能做到的一切。而这丝毫不存在自我牺牲之类的含义，只是出于起决定作用的强烈的爱。而这种强烈的爱还可以置换为另一种感情，那就是对我们这些幸存者和我们政治的强烈的恨。而她却没有控诉，只是默默地死去。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对我们做出了最为宽大的从轻处罚。而对于我们来说，却没有任何值得原谅的，可能只是由于这位２０岁的女孩具有温顺和自尊的性格，才未曾控诉对我们的憎恨。
关于这对恋人的死，我有一种推测。虽然它不外是一种设想，但我却相信事实就是如此。当青年以两年的“暑假”为期而就业时，恐怕他不会认为自己痊愈而开始工作了。无论医生在说着多么诚实的谎言，也无论怎样对病历保密，我想他都会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白血病患者，而他却敢于在白血病再次俘获自己之前去踏踏实实地从事劳动。
这位女孩可能也是在了解真相的情况下，同这位青年开始恋爱并订婚的。否则，一对２４岁和２０岁的青年订婚岂不是为时尚早吗？他们可能已经预见到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所以才很快订婚的。
当死神终于降临到青年头上时，女孩或许是早有准备地安祥地选择了死亡。她既不是面对未婚夫的死，由于过度悲痛而决心随他而去，也不是因被逼入绝望的深渊，除了死亡之外别无选择而自杀的。恐怕从她爱上这位青年的那一天开始，便已在注视着那近在咫尺的必然的死亡。她与青年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