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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江健三郎：《寻访乌托邦寻访故事》。
②大江健三郎：《作为旅行器的树木》。
应该说，如果仅仅把“森林－峡谷村庄”作为理解大江作品文本的关键符码，那是不够的。森林－峡谷村庄与大江的文学世界有着更深刻的联系，它对于大江的独特认知方式及小说方法的形成，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大江回忆说：
“３０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访问冲绳和美国，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冲绳固有文化超越近代而直接接通古代的特质，以及其与日本本土上天皇中心纵向垂直的秩序相并行的……异文化共存结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以此为媒介，我得以重新发见森林里的村庄的文化结构。”①
相对于天皇中心的主流文化的绝对性和单一封闭性，大江看到了位于边缘的森林村庄文化的多样、丰富、开放的生动形态。这一发见直接促成了《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创作，作家说：“促使我创作这部小说的最大动机，即是我渐次意识到的与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文化非常不同的地方文化，亦即边缘文化。”②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江则明确提出了“边缘－中心’对立图式，并将其作为小说的基本方法来讨论。他认为，“从边缘出发”，是小说整体地表现现代世界、把握现代危机本质的根本所在，“必须站在‘边缘性’的一边，而不能顺应‘中心指向’的思路。”③
①大江健三郎：《为日美新的文化关系而写》，１９９２年５月。
②大江健三郎：《在北欧谈日本文学》，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③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１９７８年，岩波书店。
据该书“后记”，大江“边缘－中心”模式的提出，与阅读山口昌男的《文化与两义性》（１９７５），接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理论有关。
大江所说的“中心指向”，主要是指占据社会支配位置的主流意识形态。他清醒地看到，在现实中的日本社会，即使是偏远的山村，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也起着支配作用。他认为，最重要的对抗手段是作家的想象力，是通过文学语言，创造出真正立于边缘的人的模型（model），从而使人们的认知结构化，获取认识世界的新方式的可能。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边缘人”当然不能简单从地理学意义上理解，大江主要是从社会－文化结构的视角为“边缘”定位。他认为，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处于劣势，被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支配的一方，基本处于边缘位置；而其中受灾致残者，更处于边缘的边缘。在主流文化支配的结构里，边缘人的声音无疑被压抑着。如果通过作家的想象和创造，使边缘人的形象凸现出来，自然为既成的稳定的社会－文化秩序引人异质因素，使人们习以为常的一切突然变得陌生，从而引发出对既成社会－文化结构的质疑与新认识。①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小说的方法》“走向边缘，从边缘出发”章。
从上述意义上说，《广岛札记》（１９６４）、《个人的体验》
（１９６４）无疑都属于“从边缘出发”的创作。尽管大江提出“边缘”概念远在这两部作品发表之后。这或许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大江用“边缘－中心”图式讨论小说方法，固然不无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但同时也是他自我体认、探索思考的结晶。《广岛札记》汇集了作家六十年代初数访广岛的所见、所思，明晰显示出其“从边缘出发”的指向，是透视现代社会乃至现代文明，探索人类的未来命运。在这样的视野里，广岛原爆的受害者们的位置与意义即发生变动，他们不仅让人触目惊心地感到近代文明的痼疾，其自身还蕴藏着治愈核时代社会疾病的力量。
《个人的体验》与《广岛札记》的题材、文类绝然不同，但作家却常常把这两部作品相提并论。这当然不仅仅因为两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几乎重合，更主要的在于两者间确有许多内在的相同。原爆与畸形诞生，可以说都是人力无法抗拒的灾难，面对这样的巨大打击，人该怎样生存？广岛原爆受难者和残疾儿的父亲鸟面临的是同样的课题。残疾儿童的出生，作为一个严酷的参照物，照射出现代人心灵的残疾，最后促成鸟走过心灵炼狱，获得精神上的新生。
《个人的体验》常被视为关于人的“再生”的故事，但关于小说结局鸟和残疾儿共获新生的处理，却不无异议。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即对这一结局提出过批评，这一事情后来甚至被大江写进另一部小说里（《写给那令人眷念的年代》）。据作家笠井洁分析，三岛的不满，主要在于大江把人物认识与行为二律背反式命题，通过鸟的突然转变，变魔术似的突然解消了。而这一命题，恰是三岛苦苦探索不得解脱的。①如果确如笠井所说，那么，三岛的批评可谓击中要害，但纵观大江的全部创作，也可以看到，《个人的体验》的结局，并不是大江关于“再生”问题思考的终点。毋宁说，自《个人的体验》起，一直到目前正在写作中的最后一部长篇，大江都在苦苦探寻人类“拯救”“再生”的途径。在“雨树”和《新人呵，醒来吧》（由《天真之歌，经验之歌》等构成）两个系列作品里，清晰留下了大江探寻的轨迹。不过，《个人的体验》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被普遍接受，被新闻媒体广泛传播，而大江后来的探索则很少被一般读者注意，确是不必讳言的事实。书有书的命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吧。
①参见笠井洁、柄谷行人的对谈：《关于“结局”的想象力》，《国文学》杂志第３５卷第８号。
大江是一位方法意识极强的作家。他不仅认真研读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以至巴赫金的文学理论，而且，自己还专门写作了《小说的方法》等理论著作。但是，大江并不沿着内容／形式的思路去考虑文学的方法问题，他所说的“方法”，并不限于形式、技巧层面，而是贯注着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精神”，与“小说精神”融为一体、互为表里。作为小说方法的“边缘意识”，既与大江的小说构成方式密切相关，又体现了他认知世界的方式，甚至凝结着他的人格追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大江一时成为世人瞩目的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日本政府也按惯例拟议授予他文化勋章。但大江表示拒绝。他说：那勋章对我来说，会像寅次郎穿上礼服一样不般配。①寅次郎是一部系列电影里，一个幽默风趣的小人物形象。大江提到他，表明了自己的平民情趣和立场，也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边缘意识”。他拒绝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的同化，“走向边缘”；当然，是为了“从边缘出发”。
①参见大江健三郎在“大江光的音乐”演奏会上的讲演。《朝日新闻》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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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岛札记 广岛札记序 广岛行
像这样的书，从个人的事情入笔，或许不够妥当。可是这里所收集的有关广岛的所有的随笔，对我个人来说也好，对始终与我一起从事这项工作的编辑安江良介先生来说也好，都是深深触动我们各自的灵魂的。所以，我很想把１９５３年夏我们两人一起初次去广岛旅行时的个人经历记录下来。当时，从我这方面说，我的第一个儿子正处于濒死状态，整天躺在玻璃箱子里，简直毫无康复的希望；而安江先生，则恰值他头一个女儿去世。加之，我俩共同的一位朋友，因整日潜心于《世界最终爆发核战争的情景》专题研究而惶恐不已，竟在巴黎自缢身死。然而，不管怎样，我们彼此彻底征服了对方，还是向着盛夏的广岛出发了。像那样精疲力竭、忧郁沉闷的旅行，我还从未经历过。
到了广岛，开了几天的“第九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们更加疲惫不堪，心头的忧郁也更加沉重了。正如第一章所描写的，这实在是一次充满苦涩和困难的大会。当初，大会能否开成，实际上还是个疑问；一俟大会开幕，又只不过是个分裂的大会。我们怀着暗淡凄凉的心情，身上沾满汗水和尘土，叹息着，陷入沉默，在被大会动员起来的非常虔诚的人群周围徒然地奔走。
但是，过了一周之后，当我们准备离开广岛时，我们发现了能将自己从忧郁的深渊中拉上来的绳索，而且，这条绳索就紧紧握在我们手中；简捷点说，是我们遇到了真正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们。
那些似乎真正的“广岛人”的人们，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直接地给了我勇气；反过来，我也品尝到了因儿子置身于玻璃箱中而深藏在我心底的精神恍惚的种子和颓废之根，被从深处剜了出来的痛楚。而且，我开始希望以广岛和真正的“广岛人”为锉刀，来检验我自己内心的硬度。我是在战后的民主主义时代接受的中等教育，在大学里以法国现代文学为中心，学了语言学和文学，而且，我作为刚刚从事写作的小说家，就在日本和美国的战后文学的影响下活动。我是一个个人历史如此短暂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理应具有的独特的感觉、道德观念和思想，全都放到单一的“广岛”这把锉刀上，通过“广岛”这个透镜去重新加以检验。
从那以后，我又多次去广岛旅行，而且安江先生所在的《世界》编辑部刊登了我的随笔。这里所收集的就是那一系列随笔的汇总。我接连去广岛旅行，每次都邂逅一些新的具有“广岛人”特质的人。他们给了我最为深刻的感动，但是，我又无可回避地多次接到这些广岛人的死亡通知。我的随笔在杂志上刚刚刊登，就收到许多尤其是从广岛寄来的恳切的信，我想从这些来信中选择有代表性的章节，将其刊载于下。写下面这封信的人名字叫松坂义孝。在第五章里引用的在广岛的不屈的医生们当中，有一个人，他尽管负伤了，但还是被他儿子（医大学生）背着去参加救护活动，做了实实在在的工作。这个人叫松坂义正，义孝是他的儿子。在原子弹刚刚爆炸后，就背着负伤的医生，通过广岛市街，赶往救护所。这个医大学生就是义孝。现在，他已成为一名皮肤科医生，在广岛开业呢。
“……广岛的人们，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仍然想要保持沉默。他们想把自己的生与死当作个人的事情。他们不愿把个人的悲惨公诸于世，去充当反对原子弹氢弹的政治斗争的参考资料。他们还不愿意被别人看做是原子弹受害者和由此而变成的乞丐。当然，痛诉受害者的悲惨情状，与其说是为了反对原子弹氢弹，莫如说是为了得到救济金更为切合实际，因为这大概是更需要做的吧。但是，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过上了正常人生活的原子弹受害者们，他们对痛诉悲惨这种作法保持沉默。他们希望采取归还能够正常活动的受害者的税金或贺年卡的收益等办法，实际上，这是在心情舒畅地寻求着团结合作的办法。采取乞讨的办法、募捐的办法，究竟能有多大实效呢？
……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都说，沉默不行，而劝说原子弹受害者说真话。我憎恶那些对我们的沉默不体谅的人们。我们虽然不能够去迎接８月６日那一天，但是，能够与死者一起默默地送走八月六日那一天。我们不能小题大作地为了迎接８月６日这一天的到来而东奔西走。那样，一些受害者的沉默寡言，就可以作为资料留存下来。只有８月６日在广岛呆一天的思想家对此不理解，这是理所当然的。”
这是对我写的随笔抱有同感的一封信。我在随笔中写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就是对广岛保持沉默。我被这封信所激励，同时，我也不能不注意到，作为一个广岛以外的人，我写的全部文章，是会遭到最尖锐的批评的。松坂先生在广岛的同人杂志《齿轮》的最近一期上，以深田狮子雄的名义，这样写着。他在给我的信中，把他的思想方法、感知方法。更为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我从他的文字里可以感受到广岛内部的人对广岛以外的人的正当批判的声音。这可以说是广岛的年轻知识分子的正当防卫的声音。我希望读者能把我的文章和下边的文章结合起来一块儿读。
“大江氏讲的在广岛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医生——面对患了遭受原子弹爆炸后遗症而不得不陷入绝望的医生，往往在听了一些‘原子弹爆炸后遗症（简称“原爆症”）已不复存在’之类乐观的报告之后，理当反复地予以苦涩的纠正。当时我正在距离爆炸中心地带１．５公里的地方，虽然稍微有点后遗症状，可是不管怎样现在仍是健康的。我的父母亦然。爆炸当时还是女子学校二年级学生的妻子，还有昭和三十年代生下来的三个孩子，也都是健康的。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出，是因为没有发现后遗症而尽可能地表示乐观，其原因盖出于此吧。被称作‘有关原子弹爆炸的文学’几乎都是不能恢复健康的悲惨的人们的故事，除了描写后遗症的症状和心理之外，是否就不可能有别的什么情况了，以前曾为此而纳闷。比如，遭受原子弹爆炸之害，蒙受了这种悲惨命运的平常之家的成员，恢复了健康，作为一个正常人继续活下去，这样的故事难道没有吗？是否原子弹受害者全都患上了后遗症，而不得不悲剧性地死去呢？是不是原子弹受害者死的时候，必须克服像方才讲的他们健康和心理上的那种负疚感和屈辱感，不允许他们像普通人那样自然地死去呢？我们如果死，就全都是由原子弹爆炸后遗症所导致的悲惨的死，这里包含着对原子弹的诅咒；是作为对反对原子弹爆炸有用的资料去死。是不是只能这样去想问题？的确，我们的生存，因蒙受原子弹爆炸的灾难而被大大扭曲了。我们经受了磨难，这点不能否定。但是，这种灾害和苦难，即使没有遭受原子弹爆炸，经历过战争的人们，也会程度不同地尝受过。我常提醒自己，特别是对广岛的受害者所独有的‘受爆炸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