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同化不了，干脆散伙算了。我希望艺术家都长着一颗奔腾的心，锐意进取。你当然也可以说，这姓王的被异化得太厉害，连心脏都成了电脑的ＣＰＵ。
说句老实话吧，我不相信有关文章的作者真的这么仇恨电脑。所有的东西都涨价，就是电脑在降价，它有什么可恨的呢。他们这样说，主要是因为电脑特技是外国人先搞出来，并且先用在电影上的。假如这种技术是中国人的发明，并且在我国的重点影片上首先采用，我就不相信谁还会写这种文章——资本主义国家弄出了新玩意，先弄它一下。不管有理没理，态度起码是好的。有朝一日，上面有了某种精神，咱们的文章早就写了，受表扬不说，还赚了个先知先见之明。像这种事情以前也有过，但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早年的前苏联；也不是发生在电影界，而是发生在物理学界。当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刚刚问世，有几位聪明人盘算了一下，觉得该弄它一下，就写几篇文章批判了一番。爱因斯坦看了觉得好笑，写了首打油诗作为回敬——批判文章我没看到，爱老师的打油诗是读过的。当然，等我读到打油诗时，爱老师和写文章的老师都死掉了。对于后者来说，未尝不是好事，要不别人见到时说他一句：批判相对论，你还是物理学家呢你。难免也会臊死。
我总觉得，未来的电影离不了电脑特技，正如今日的物理学离不了相对论，所以上面也不会有某种精神。当然，我也不希望有关作者被臊死。这件事没弄对，但总会有弄对的时候。
旧片重温
我小时看过的旧片中，有一部对我有特殊意义，是《北国江南》。当时我正上到小学高年级，是学校组织去看的。这是一部农村题材的电影，由秦怡女士主演。我记得她在那部电影里面瞎了眼睛．还记得那部电影惨咧咧的，一点都不好看——当然，这是说电影，不是说秦怡，秦女士一直是很好看的——别的一点都记不得。说实在的，小男孩只爱看打仗的电影，我能在影院里坐到散场，就属难能可贵。这部电影的特殊之处在于：我去看时还没有问题，看过之后就出了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这种问题我一点都没看出来，说明我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都很低。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警惕，同时也想到，电影不能单单当电影来看，而是要当谜语来猜，谜底就是它问题何在。当然，像这种电影后来还有不少，但这是第一部，所以我牢牢记住了这个片名：《北国江南》。但它实在不对我胃口，所以没有记住内容。
和我同龄的人会记得，电影开始出问题，是在六十年代中期，准确地说．是六五年以后。在此之前也出过，比方说，电影《武训传》，但那时我太小。六五年我十三岁，在这个年龄发生的事对我们一生都有影响。现在还有人把电影当谜语猜，说每部片子都有种种毛病。我总是看不出来，也可能我这个人比较鲁钝，但是必须承认，六五年六六年那些谜语实在是难猜。举例来说，有—部喜剧片《龙马精神》，说到有一匹瘦马，“脊梁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躺下比起来快”。这匹马到了生产队的饲养员大叔手里，就被养得很肥。这部电影的问题是：这匹马起初怎么如此的瘦，这岂不是给集体经济抹黑？这个谜底就太出乎我的意外。从道理上讲，饲养员大叔把瘦马养肥了，才说明他热爱集体。假如马原来就胖，再把它喂得像一口超级肥猪，走起来就喘，倒不一定是关心集体。但是《龙马精神》还是被枪毙掉了。再比方说，电影《海鹰》，我没看出问题来。但人家还是给它定了罪状。这电影中有个镜头，一位女民兵连长（王晓棠女士饰）登上了丈夫（一位海军军官）开的吉普车，杨尘而去。人家说，这女人不像民兵连长，简直像吉普女郎。所谓吉普女郎，是指解放前和美国兵泡的不正经的女人。说实在的，一般电影观众，除非本人当过吉普女郎，很难看出这种意思来。所以，我没看出这问题，也算是有情可原。几乎所有的电影都被猜出了问题，但没有一条是我能看出来的。最后只剩下了“三战一哈”还能演。三战是《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大多不是文艺片，是军事教育片。这“一哈”是有关一位当时客居我国的亲王的新闻片，这位亲王带着他的夫人，一位风姿绰约的公主，在我国各地游览，片子是彩色的，蛮好看，上点年纪的读者可能还记得。除此之外，就是《新闻简报》，这是黑白片，内容千篇一律，一点不好看。有一个流行于七十年代的顺口溜，对各国电影做出了概括：朝鲜电影，又哭又笑；日本电影，内部卖票；罗马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中国电影，《新闻简报》。这个概括是不正确的，起码对我国概括得不正确。当时的中国电影，除《新闻简报》，还剩了点别的。
这篇文章是从把电影当谜语来猜说起的。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大多数的电影都被指出隐含了反动的寓意，枪毙实在是罪有应得。然后开始猜书。书的数量较多，有点猜不过来，但最后大多也有了结论：通通是毒草——红宝书例外。然后就猜人。好好—个人、看来没有毛病，但也被人找出谜底来：不是大叛徒、就是大特务，一个个被关进了牛棚；没被关进去的大都不值得一猜，比方说，我，一个十四五岁的中学生，关我就没啥意思，但我绝不认为自己身上就猜不出什么来。到了这个程度，似乎没有可猜的了吧？但人总能找出事干，这时就猜一切比较复杂的图案。有一种河南出产的香烟“黄金叶”，商标是一张烟叶，叶子上脉络纵横，花里胡哨。红卫兵从这张烟叶上看出有十几条反动标语，还有蒋介石的头像。我找来一张“黄金叶”的烟盒，对着它端详起来，横看看、竖着看，—条也没看出来。不知不觉，大白天的落了枕，疼痛难当，脖子歪了好几个月。好在年龄小，还能正过来。到了这时，我终于得出一个结论：这种胡乱猜疑，实在是扯淡得很。这是个普通猜疑的年代、没都能猜出有来。任何一种东西，只要足够复杂，其个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就被往坏里猜。电影这种产品，信息含量很高，就算是最单纯的电影，所包含的信息也多过“黄金叶”的图案，想要没毛病，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你要是听说某部电影有些问题，千万不要诧异。我们这代人，在猜疑的年代长大，难免会落下毛病，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这样才显出自己能来，这是很不好的。但你若说，我这篇短文隐含了某些用意，我要承认，你说对了，不是胡乱猜疑。
为什么要老片新拍听说最近影视圈里兴起了一阵重拍旧片的浪潮，把一批旧电影重拍成电视连续剧，其中包括《敌后武工队》、《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等。现在《野火春风斗古城》已经拍了出来，正在电视上演着。我看了几眼，虽然不能说全无优点，但也没什么新意。联想到前不久看到一些忠实于原著的历史剧，我怀疑一些电视剧编导正在走一条程式化的老路，正向传统京剧的力向发展。笔者绝不是京剧迷，但认识一位京剧迷。二十年前我当学徒工时，有位老师傅告诉我说，在老北平，他每天晚上都到戏园子坐坐。一出《长坂坡》不知看了多少遍，“谁的赵云”他都看过。对此需要详加解释：过去所有的武生大概都在《长坂坡》里演过赵云；而我师傅则看过一切武生演的赵云。因为还不是所有的男演员都演过杨晓冬、也不是所有的女演员都演过银环，现在我们还不能说谁的杨晓冬、谁的银环都看过；但是事情正朝这个方向发展，因为杨晓冬和银环正在多起来。而且我们也不妨未雨绸缪，把这件事提前说上一说。
老实说，老片新拍（或者老戏重拍）不是什么新鲜事。我在美国时看过一部《疤脸人》，是大明星艾尔？帕西诺主演的彩色片。片尾忽然冒出一个字幕：以前有过一部电影《疤脸人》，然后就演了旧《疤脸人》人的几个片断。从这几个片断就可以看出，虽然新旧《疤脸人》是同一个故事，但不是同一部电影。我们还知道影片《乱》翻新了莎翁的名剧．至于《战争与和平》，不知被重拍了多少遍。一个导演对老故事有了崭新的体会，就可以重拍；保证观众有一个全新的《疤脸人》或《战争与和平》就是；而且这也是对过去导演的挑战。必须指出，就是这样的老戏重拍，我也不喜欢。但这种老片重拍和我们看到的连续剧还不是一回事。我看到的《野火春风午古城》，不仅忠于小说原著，而且也忠实于老的黑白片；观后感就是让我把早已熟悉的东西过上一遍——就如我师傅每晚在戏园子里把《长坂坡》过一遍。前些时候有些历史连续剧，也是把旧小说搬上银幕，也是让大家把旧有的东西过一遍。同是过一遍，现在的连续剧和传统京剧不能比。众所周知，京剧是高度完美的程式化表演。连续剧里程式是有的，完美则说不上。
我认为，现在中国人里有两种不同的欣赏趣味。一种是旧的，在传统社会相传统戏剧影响下形成的．那就是只喜欢重温旧的东西：另一种是新的，受现代影视影响形成的，只喜欢欣赏新东西。按前一种趣味来看现在的连续剧，大体上还能满意，只是觉得它程式化的程度不够。举例来说，现在连续剧里的银环，相老电影里的银环，长相不一样，表演也不一样，这就使人糊涂。最好勾勾脸，按同一种程式来表演。当然，既已有了程式，编导就是多余的。传统的京剧班子里就没有编导的地位。不过，养几个闲人观众也不反对。若按后一种趣味来看连续剧，就会说：这叫什么？照抄些旧东西，难道编导的艺术工作就是这样的吗？但后一种观众是需要编导的，只是嫌他没把工作做好。总而言之，老戏新拍使编导处于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尴尬地位：前一种观众要你的戏，但不要你这个人。后一种观众要你这个人，不要你的戏。换言之，在前一种观众面前，你是尸位素餐地鬼混着。在后一种观众面前，你是不称职或不敬业的编导。照我看来，老戏重拍真是不必要。我有一个作导演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你不知道做编导的苦处，好多事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样一说，我倒是明白了。
欣赏经典
有个美国外交官，二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待了十年。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看过三百遍《天鹅湖》。即使在芭蕾舞剧中《天鹅湖》是无可争辩的经典之作，看三百遍也太多了。但身为外交官，有些应酬是推不掉的，所以这个戏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看，看到后来很有点吃不消。我猜想，头几十次去看《天鹅湖》，这个美国人听到的是柴科夫斯基优美的音乐，看到的是前苏联艺术家优美的表演，此人认真地欣赏着，不时热烈地鼓掌。看到一百遍之后，观感就会有所不同，此时他只能听到一些乐器在响着，看到一些人在舞台上跑动，自己也变成木木痴痴的了。看到二百遍之后，观感又会有所不同。音乐一响，大幕拉开，他眼前是一片白色的虚空——他被这个戏魇住了。此时他两眼发直，脸上挂着呆滞的傻笑，像一条冬眠的鳄鱼——松弛的肌肉支持不住下巴，就像冲上沙滩的登陆艇那样，他的嘴打开了，大滴大滴的哈喇子从嘴角滚落，掉在膝头。就这样如痴如醉，直到全剧演完，演员谢幕已毕，有人把舞台的电闸拉掉，他才觉得眼前一黑。这时他赶紧一个大嘴巴把自己打醒，回家去了。后来他拿到调令离开前苏联时，如释重负地说道：这回可好了，可以不看《天鹅湖》了。
如你所知，该外交官看《天鹅湖》的情形都是我的猜测——说实在的，他流了哈喇子也不会写进回忆录里——但我以为，对一部作品不停地欣赏下去，就会遇到这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你听到的是音乐，看到的是舞蹈——简言之，你是在欣赏艺术。在第二个阶段，你听到一些声音，看到一些物体在移动，觉察到了一个熟悉的物理过程。在第三个阶段，你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最终体会到芭蕾舞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不过是物质存在的形式而已。从艺术到科学再到哲学，这是个返璞归真的过程。一般人的欣赏总停留在第一阶段，但有些人的欣赏能达到第二阶段。比方说，在电影《霸王别姬》里，葛优扮演的戏霸就是这样责备一位演员：“别人的”霸王出台都走六步，你怎么走了四步？在实验室里，一位物理学家也会这样大惑不解地问一个物体：别的东西在真空里下落，加速度都是一个ｇ，你怎么会是两个ｇ？在实验室里，物理过程要有再现性，否则就不成其为科学，所以不能有以两个ｇ下落的物体。艺术上的经典作品也应有再现性，比方说《天鹅湖》，这个舞剧的内容是不能改变的。这是为了让后人欣赏到前人创造的最好的东西。它只能照老样子一遍遍地演。
经典作品是好的，但看的次数不可太多。看的次数多了不能欣赏到艺术——就如《红楼梦》说饮茶：一杯为品，二杯是解渴的蠢物，三杯就是饮驴了。当然，不管是品还是饮驴，都不过是物质存在的方式而已，在这个方面，没有高低之分……“文化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假如有人说我唱得跳得不够好，在感情上我还难以接受：这就是我的生活——换言之，是我存在的方式，我不过是嚷了一声，跳了一个高，有什么好不好的？打个比方来说，犁田的水牛在拔足狂奔时，总要把尾巴像面小旗子一样扬起来，从人的角度来看有点不雅，但它只会这种跑法。我在地头要活动一下筋骨，就是一个倒踢紫金冠——我就会这一种踢法，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