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好坏都可以演。到了中年节，除了《人到中年》，似乎没什么可演的了，这就省得挑挑拣拣，年年都演它。我现在想不到有什么专以男人为题材的影片，那就更好。干脆什么都不演，电视台放假，在屏幕上放一条字幕：本台全体人员向全国所有的男同志致敬。有些计算机病毒闹起来就是这样：屏幕上冒出一行字来，就焊死了不动了……有些电脑可能会染上某种择日发作的病毒，比如“黑色星期五”、“米开朗琪罗”，这种病毒要好几年才发作一次，一台电脑也顶多染上一两种病毒。电脑病毒不可能时常发作，更不可能每天都发作。这理由很简单：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对电视观众来说，幸运的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大的纪念日，在这些日子里可以指望看点好节目。对电视台的编导来说，不幸的也是：不是每天都是节日和纪念日，那一天他们必须给观众找点节目。我现在站在编导一方来说话——我们应该体谅电视台的难处。我认为，可以增加节日和纪念日的数目。举例来说，现在有儿童节、青年节、老人节，怎么没有中年节呢？要知道，中年人肩负着生活的重担。再比如说，现在有妇女节，为什么没有男人节呢？要知道，男人更需要关怀嘛。再说，打鬼子也不必等到抗战胜利五十周年，每年的“七七”和“八一五”都可以打他们。经过这样安排以后，可以做到每天都有一个题目，只要在这个题目之下，不管节目好坏都可以演。到了中年节，除了《人到中年》，似乎没什么可演的了，这就省得挑挑拣拣，年年都演它。我现在想不到有什么专以男人为题材的影片，那就更好。干脆什么都不演，电视台放假，在屏幕上放一条字幕：本台全体人员向全国所有的男同志致敬。有些计算机病毒闹起来就是这样：屏幕上冒出一行字来，就焊死了不动了……有些电脑可能会染上某种择日发作的病毒，比如“黑色星期五”、“米开朗琪罗”，这种病毒要好几年才发作一次，一台电脑也顶多染上一两种病毒。电脑病毒不可能时常发作，更不可能每天都发作。这理由很简单：电脑是买来用的，每天闹一次，这种破烂我们要它有何用处？相比之下，我发现大家对电视比电脑宽容得多。
在美国左派家做客
上个礼拜王先生来访问我，问我爱听谁的歌。我实在想不起歌手的名字，就顺口说了个披头士。其实我只是有时用披头士的歌来吵吵耳朵；现在我手上有这四个英国佬的几盒磁盘，ＬＤ连一张都没有，像这个样子大概也不算是他们的歌迷。只是一听到这些歌就会想到如烟的往事：好多年以前，我初到美国，深夜里到曼哈顿一位左派家里作客；当时他家里的破录音机上放着披头士的歌。说起来不好意思，我们根本不认识人家，只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们这个地址。夜里一两点钟—头撞了进去，而且一去就是四个人。坦白地说，这根本不是访友，而是要省住旅馆的钱——在纽约住店贵得很。假如不是左派，根本就不会让我们进去，甚至会打电话叫警察来抓我们。但主人见了我们却很高兴，陪我们聊了一夜，聊到了切？格瓦拉，托洛斯基，还有洁然的《金光大道》。这位先生家里有本英文的《金光大道》，中国出版，是朋友的朋友翻译的，我翻了翻，觉得译得并不好。这位朋友谈到了他们沸腾的六七十年代：反战运动、露天集会、大示威、大游行，还讲到从小红书上初次看到“造反有理”时的振奋心情。讲的时候，眼睛卑鄙冒金光。我们也有些类似的经历，但不大喜欢淡。他老想让我们谈谈中国的红卫兵，我们也不想谈。总的来说，他给我的印象就像某位旧友，当年情同手足，现在却话不投机——我总觉得他的想法有点极左的气味。要是按他的说法，我不必来美国学什么，应该回去接着造反，我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但不管怎么说，美国的左派人品都非常之好，这一点连右派也不得不承认。
我记得这位左派朋友留了一头长发。穿着油光水滑的牛仔裤，留了一嘴大胡子，里面有不少白丝。在他那间窄小、肮脏的公寓里，有一位中年妇女，但不是他老婆。还有一个傻呵呵的金发女孩，也不是他的女儿。总的来说，他不像个成功人士。但历史会给他这样的人记上一笔，因为他们曾经挺身而出，反越战，反种族歧视，反对—切不公正。凌晨时分，我们都困了，但他谈意正浓——看来他惯于熬夜。在战斗的六七十年代，他们经常在公园里野营，在火堆边上谈着吉他唱上一夜，还抽着大麻烟，这种生活我也有过。只不过不在公园里，是在山坡上。可能是在山边打坝，也可能是上山砍木头，一帮知青在野地里点堆火，噢噢地唱上一夜。至于大麻，我没有抽过。只是有一次烟抽完了，我拿云南出的大叶清茶给自己卷了一支，有鸡腿粗细。拿火柴一点，一团火冒了上来，把我的睫毛燎了个精光。茶叶里没有尼古丁，但有不少咖啡因，我抽了一口，感觉好像太阳**上挨了两枪，一头栽倒在地。只可惜我们过这样的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只是自己受了些罪而已：对此我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觉得已经够了，我想要干点别的——这是我和左派朋友最大的不同之处。但不管怎么说，在美国的各种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左派。
门前空地十年前我在美国，每天早上都要起来跑步，跑过我住的那条街。这条街上满是旧房子，住户一半是学生，另一半是老年人。它的房基高于街道，这就是说，要走上高台阶才到房门口。从房子到人行道，有短短的一道漫坡。这地方只能弄个花坛，不能派别的用场——这就是这条街的有趣之处。这条街上有各民族的住户，比方说，街口住的似是英裔美国人，花坛弄得就很像样子。因为这片空地是漫坡，所以要有护墙，他的护墙是涂了焦油的木材筑成，垒得颇有乡村气氛。花坛里铺了一层木屑，假装是林间空地。中央种了两棵很高的水杉，但也可能是罗汉松——那树的模样介于这两种树之间，我对树木甚是外行，弄不清是什么树。一般来说，美国人喜欢在门前弄片草坪，但是草坪要剪要浇，还挺费事的；种树省心，半年不浇也不会死。
我们门前也是草坪，但里面寄宿的学生，谁也不去理它，结果长出耐旱的篙子和茅草来，时常长到一人多高。再高时，邻居就打电话来抱怨说这些乱草招蚊子，我们则打电话叫来房东，他用广东话嘟嚷着，骂老美多事，把那些杂草砍倒。久而久之，我们门前就出现个干草垛。然后邻居又抱怨说会失火，然后房东只好来把这些干草运走，上述两栋房子里的人都不想伺候花草，却有这样不同的处理方法。但我们门前比较难看，这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左面住了一家意大利人。男主人黝黑黝黑、长了一头银发，遇上我跑步回来，总要拉着我嘀咕一阵，说他要把花坛好好弄弄。照我看，这花坛还不坏。只是砖护墙有些裂缝，里面的土质也不够好，花草都半死不活。这位老先生画了图给我看，那张图画得太过规范，叫我怀疑他是土木工［程师出身。其实他不是，他原来是**萨饼的。这件事他筹划来筹划去，迟迟不能开工。
在街尾处，住了一对中国来的老夫妇，每次我路过，都看到他们在修理花园，有时在砌墙。有时在掘土，使用的工具包括了儿童掘土的玩具铲以及各种报废的厨具，有—回我看到老太太在给老头砌的砖墙匀缝，所用的家什是根筷子。总而言之，他们一直在干活，从来就没停过手。门前的护墙就这么砌了出来，像个弥陀佛，鼓着大肚子。来往行人都躲着走，怕那墙会倒下来．把自己压在下面。他们在花园里摆了几块歪歪扭扭的石头，假装是太湖石。但我很怕这些石头会把老两口绊倒。把他们的门牙磕掉……后来，他们把门廊油得红红绿绿，十分恶俗，还挂上了块破木板钉成的匾，上面写了三个歪歪倒倒的字“蓬莱阁”。我不知蓬莱仙阁是什么样了，所以没有意见，但海上的八仙可能会有不同意见……关于怎样利用门前空地，中国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其中之一是在角落里拦出个茅坑，捞点粪，种菜园子。小时候我住在机关大院的平房里，邻居一位大师傅就是如此行事。他还用废油毡、废铁板在门前造了—间难以言状的古怪房子，用稻草绳子、朽烂的木片等等给自己拦出片领地来，和不计其数的苍蝇快乐地共同生活。据我所见，招来的几乎全是绿荧荧的苍蝇，黑麻蝇很少来，由此可以推断出，同是苍蝇，黑麻蝇比较爱清洁，层次较高；绿豆蝇比较脏、层次也低些。假如这位师傅在美国这样干，有被拉到衔角就地正法的危险。现在我母亲楼下住了另一位师傅，他在门前堆满了拣来的易拉罐和废纸板，准备去卖钱。他还嫌废纸板不压秤、老在上面浇水，然后那些纸板就发出可怕的味道来，和哈喇的臭咸鱼极为相似。这位老大爷在美国会被关进疯人院——因为他—点都不穷，还要攒这些破烂。每天早上，他去搜索垃圾堆，然后出摊卖早点。我认为，假如你想吃街头的早点，最好先到摊主家里看看……我提起这些事，是想要说明：门前空地虽是你自己的，但在别人的视线之中。你觉得自己是个什么人，就怎么弄好了。
后来，我的意大利邻居终于规划好了一切，开始造他的花坛。那天早上来了很多黑头发的白种男人，在人行道上大讲意大利语。他们从一辆卡车上卸下一大堆混凝土砌块来，打着嘟噜对行人说“ｓｏｒｒｙ”，因为挡了别人走路。说来你也许不信，他们还带来几样测绘仪器，在那里找水平面呢。总共五米见方的地面，还非弄得横平竖直不可。然后，铺上了袋装腐殖土，种了一园子玫瑰花。路过的人总禁不住站下来看，但这是以后的事。花坛刚造好时，是座庄严的四方形建筑。是一本正经建造的，不是胡乱堆的。过往的行人看到，就知道屋主人虽然老了，但也不是苟活在世上。
卖唱的人们有一次，我在早上八点半钟走过北京的西单北大街，这个时间商店都没有开门，所以人行道上空空荡荡，只有满街飞扬的冰棍纸和卖唱的盲人。他们用半导体录音机伴奏，唱着民歌。我到过欧美很多地方，常见到各种残疾人乞讨或卖唱，都不觉得难过，就是看不得盲人卖唱。这是因为盲人是最值得同情的残疾人，让他们乞讨是社会的耻辱。再说，我在北京见到的这些盲人身上都很脏，歌唱得也过于悲惨；凡是他们唱过得歌我再也不想听到。当时满街都是这样的盲人，就我一个明眼人，我觉得这种景象有点过分。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卖唱者，就属那天早上看到的最让人伤心。我想，最好有个盲人之家，把他们照顾起来，经常洗洗澡，换换衣服，再有辆面包车接送他们各处卖唱，免得都挤在西单北大街－－但是最好别卖唱。很多盲人有音乐天赋，可以好好学一学，做职业艺术家。美国就有不少盲人音乐家，其中有几个还很有名。
本文的宗旨不是谈如何关怀盲人，而是谈论卖唱－－当然，这里说的卖唱是广义的，演奏乐器也在内。我见过各种卖唱者，其中最怪异的一个是在伦敦塔边上看到的。这家伙有五十岁左右，体壮如牛，头戴一顶猎帽，上面插了五彩的鸵鸟毛，这样他的头就有点像儿童玩的羽毛球；身上穿了一件麂皮夹克，满是污渍，但比西单的那些盲人干净－－那些人身上没有污渍，整个人油亮油亮的－－手里弹着电吉他，嘴上用铁架子支了一只口琴，脚踩着一面踏板鼓，膝盖栓有两面钹，靴子跟上、两肘栓满了铃，其他地方可能也藏有一些零碎，因为从声音听来，不止我说的这些。他在演奏时，往好听里说，是整整一支军乐队，往难听里说，是一个修理黑白铁的工场。演奏着一些俗不可耐的曲子。初看时不讨厌，看过一分钟，就得丢下点零钱溜走，否则就会头晕，因为他太吵人。我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个哗众取宠的家伙。他的演奏没有艺术，就是要钱。
据我所见，卖唱不一定非把身上弄得很脏，也不一定要哗众取宠。比方说，有一次我在洛杉矶乘地铁，从车站出来，走过一个很大的过厅。这里环境很优雅，铺着红地毯，厅中央放了一架钢琴。有一个穿黑色燕尾服的青年坐在钢琴后面，琴上放了一杯冰水。有人走过时，他并不多看你，只弹奏一曲，就如向你表示好意。假如你想回报他的好意，那是你的事。无心回报时，就带着这好意走开。我记得我走过时，他弹奏的是“八音盒舞曲”，异常悠扬。时隔十年，我还记得那乐曲，和他的样子，他非常年轻。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下面我要谈的是我所见过的最动人的街头演奏，这个例子说明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演奏，不一定会有损个人尊严，也不一定会使艺术蒙羞－－只可惜这几个演奏者不是真为钱而演奏。一个夏末的星期天，我在维也纳，阳光灿烂，城里空空荡荡，正好欣赏这座伟大的城市。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首都，帝国已不复存在，但首都还是首都。到过那座城市的人会同意，“伟大”二字绝非过誉。在那个与莫扎特等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歌剧院附近，我遇上三个人在街头演奏。不管谁在这里演奏，都显得有点不知寒碜。只有这三个人例外。拉小提琴的是个金发小伙子，穿件毛衣、一条宽松的裤子，简朴但异常整洁。他似是这三个人的头头，虽然专注于演奏，但也常看看同伴，给他们无声的鼓励。有一位金发姑娘在吹奏长笛，她穿一套花呢套裙，眼睛里有点笑意。还有一个东亚女孩坐着拉大提琴，乌黑的齐耳短发下一张白净的娃娃脸，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