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同样一亩地，改种经济作物，可以增加收入近2000块钱。30多万亩地，一年便可增加收入六七个亿；第二笔账呢，由于落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开始过剩，东莞有50多万劳动力，我们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转移了20多万的劳动力去搞工副业，以人均月工资200元计算的话，一年的收入又增加了四五个亿。仅这两笔账，我们一年就可以增加十几个亿的收入，再说我们已经干了好几年，这些钱不断转化为新的投资，又得到更多的收益。盖房子的钱也好，存银行的钱也好，包括一些基础设施启动的钱也好，都是从这些钱来的。”
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于光远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点点头说：“这样好啊！我们今天晚上算达到目的了。你们做得非常好！”
那个晚上，于光远并没有很快休息，他兴奋地拉着李近维谈了很久，浑身的疲劳和不适之感似乎一扫而光。
说起来，东莞农业商品化最早还是受了黄江镇北岸村的启发。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几位北岸村农民便偷偷尝试着将一块山沟地栽种上了橙子树苗。3年过后，那些橙子树上竟缀满了黄灿灿的果实，像一个个鲜艳的小灯笼悬挂在林间。他们悄悄将橙子摘下拿到附近集市上去卖，一个季节下来，他们的腰包竟也鼓实了不少。
从这个举动中，村里人发现了一些门道：同样的土地，换了品种来种，收入却相差一大截。很快，其他村民也买了树苗种上了。
大伙心照不宣地悄悄做着这一切，村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惟一能做的便是招呼大家别将这种事声张出去，千万不能传到上面去。
然而，不知咋的，事情还是传到了县上。
县里的领导听到此消息，眼前顿时一亮。好事啊！现在已是“春到人间草木知”，中央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刚刚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和所有权；二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前者可谓“松绑”，后者堪称“让利”。仅这两条，足可以使大家欢欣鼓舞了。农民的好日子要来了！
这个政策就像一股清新的春风，拂到了东莞领导们的心里。此刻，当他们听说下面群众已经干出了更好的经验，精神一振，这不正是农业发展的一个好办法吗？换种思路，把结构调整一下，同样的土地，改种不同的植物，那产生的经济效益就完全不一样了。这就如同一场及时雨呀！
又是春风，又是春雨。欧阳德、莫淦钦、李近维、郑锦滔等东莞县领导兴奋地围坐在一起讨论开了。李近维脑子灵，立马算出：“一亩水稻，收300块钱，改种橙子，收益为两千元……”相差这么多？！大家一个个茅塞顿开，似乎突然间发现了一块广阔的新大陆。
领导班子进行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觉得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哪种赚钱就种哪种！说干就干，经过认真的调研考察后，1979年起，东莞县委县政府开始对全县各乡镇进行政策引导，对土地作了相应的结构调整，尤其把大量不适合种水稻的地方都改种水果。
农村几千年搞单干，生产力却总是上不去，总是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折腾来折腾去，穷了山穷了水，也穷了农民们的积极性。但眼前的神奇一下子给农民们提供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想象空间。在对新生活的渴盼中，农民们积极性空前高涨，纷纷引种经济作物。
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变换一下机制，土地就能生钱、长钱、钱上滚钱。
这一切现在看似简单，但一下子打破沿袭多年的以粮为纲的农业格局，这在当时的中国，不得不说是一个思想大突破。
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入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入一个调整阶段。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
笔者惊叹的，也正是于光远感到欣慰的：从1981年到1984年之间，在中国改革大方向不甚明朗的状态下，其他地方无所适从，大多采取“开而不放，改而不革”的观望态度，东莞却没有停止改革探索的步伐，率先走在改革前端，大胆在农村改革上进行了尝试。
发生在东莞农村土地上的这场改革不仅使东莞的百姓收获了实惠，也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的创富神话。一个又一个万元户在东莞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新时代的朝阳已经升起……
霍福华就是东莞大地上农业商品化改革的受益者之一。
霍福华今年44岁，沙田镇穗丰年村人，上有两位哥哥。他这个老三排行很不沾光，大哥读完初中，二哥读完高中，轮到老三读书时，家里已是越发贫穷，刚念初中就被奶奶做主辍了学，才十二三岁便早早体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那时候的小福华啥都不懂，天生一副东莞人任劳任怨的优良美德，每天埋头干活，能吃大苦肯出大力。
霍福华记忆中的沙田贫穷无比。这块土地一百多年前还荒无人烟，当年珠江两岸一些水上人家靠着一条破船，沿江漂流，漂到了沙田，渐渐地，沙田便汇集了四面八方的穷人。这些穷人在这里住下后，也将贫穷的种子种进了这块土地，多少年来，贫穷就像生了根似的越来越深地扎在沙田。即使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田人别说去北京，能去趟莞城都已了不起。霍福华第一次去东莞时都已经22岁了，来回用了整整一天时间，那时沙田去东莞还没有路，得坐船。
霍福华向笔者回忆说：“后来我出来在一家国有企业找了一份打捞员的活儿，一个月能有三四十元。记得有一次从香港那边过来一条船，在交界处卡住了，天气特别冷，在海里一呆就是半个小时……”
生活的严酷也铸炼了这个东莞人的吃苦和坚忍。3年后，东莞的农业商品化的改革大潮将霍福华从“苦水”中拯救出来。“当时我承包了几十亩地，学着种莲藕。最初承包几十亩，后来越来越多，最多达一千多亩。第一年赚了几千块，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后来扩大生产，第二年赚了一两万，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那时候万元户可不得了了，以前做梦也都不敢想的事。做莲藕挣上钱之后，我就拿着这笔钱去做生意，开始老失败，但我总是不甘心，不肯轻易放弃，所以就咬着牙继续往前走，继续努力，终于有所回报，再后来就慢慢做大起来。”
东莞很多企业家成功后，往往热衷于回报社会，霍福华亦然。1989年至今，霍福华先后在教育上捐款近千万元，刚刚又投建了两所小学。他还为沙田镇引进20多家外商企业，投资8亿港元，为沙田的经济建设立下大功。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霍福华似有隔世之感，他感慨地说：“我后来跑过很多国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觉得东莞是最好的。东莞这几年来真的很了不起，经过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得相当好。我一直没有离开东莞，没离开沙田，就是觉得自己家乡好，我们这里的水土好啊！”
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农业发展史。多少年来，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用血汗养育了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的中华文明，然而，他们却永远无法改变贫穷的命运。正是伟大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沿袭了几千年的农村生产模式，从而使得中国走上快速走向富强的发展之路。因此，像沙田这块被贫穷深深扎根的土地也开始流淌出金子。
●工业之花盛开田野
左拉说：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在于不断地增加更多的知识。李近维对此深有感受。在他看来，探索未知，不仅是生活的全部意义，更是一种责任。
李近维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东莞又是一个农业县，所以他对社会的观察点更多落在农村和穷人上。长期以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人力是一种资源，但东莞农村人口过多，都挤在有限的土地上，实际上是一种隐性失业，这是农村贫穷的症结所在。通过计划生育把人口降下来总要有个过程，当务之急必须先把人口多这个包袱变成财富，让农民富起来。那么，如何变？
1984年，李近维终于琢磨出自己的一套想法。［汶Ｚei8。电子书小说网／／。 ］
是年8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任仲夷来东莞视察。李近维赶紧不失时机将自己的这些思考向任仲夷和盘托出。
任仲夷边听边点头，他深知中国农村历来有着“多子多福”、“人多力量大”的传统观念，然而，生得越多就越难富裕起来，老年人多了，社会负担就越严重，文盲、半文盲多了，社会发展就难以前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了，社会更加动荡不安，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任仲夷问李近维有什么想法。
“想法是有。我觉得关键是两条：一是增加就业机会，二是提高人口素质。如果人口素质不高，当然难以富起来，但就当前来说，就业机会更重要。一个小学生就业，十年八年后有可能是个车间主任、厂长，是个人才；一个大学生毕业五年没有工作干，就可能是个废材，因为知识会老化，人也会衰老。解决农民就业，这是眼前最实在也是最迫切的问题。”
“嗯，那你打算怎么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任仲夷往前欠一欠身，目光盯着李近维，来了兴趣。
“还是在劳动力和土地上做文章！”
“好，你往细里说说！”
“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拓宽生产领域，不要老是把农村人口束缚在农业和有限的土地上，应该拿出一部分土地来作为工商业用地，把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逐步解放出来，发展二、三产业。东莞通过这几年的发展，我觉得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书记，您觉得呢？”
任仲夷一边听着，一边不时地点头，听到这里双目炯然一亮，他也有些兴奋：“农村工业化？好！好想法！”
“在今后几年内，我们的目标是从农业转移出70％以上的劳动力搞工业和服务业，逐步实现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
“很好，你们就这么搞，我支持你们。”任仲夷的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他说，“希望东莞发展得更快一些，东莞要争取成为‘东冠’！”
1984年9月，在中共东莞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刚刚出任东莞县委书记的李近维代表市委作了题为《改革、开放，向农村工业化进军，促进经济建设全面高涨》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东莞“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思路……
笔者写到这一节时，始终处于一种无法理解的惊叹中：究竟是哪一种神奇的力量给了东莞人一双能够看清未来的慧眼？
想当年，毛泽东曾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设想，在农民的推动下，这一宏伟设想终于得以实现。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么多年里，中国却始终采取着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工农业的剪刀差”使得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然而，中国伟大的改革开放这一重要转折，给了东莞改变自己贫穷落后命运的历史性机遇。怎样彻底改变东莞农业县的命运，改变东莞农民的命运，东莞原来是从解决穷人问题、农村问题和恶性循环问题着手，一步一步地试着把人口包袱变为财富。也可以说，东莞的工业化构想也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开始的，进而夺取全面城市化的胜利。
在这个关键时刻，“农村工业化”的决策是多么具有前瞻性！没有站在历史高度的人是不会有这等视野和决策能力的。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1978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5800多亿元，发展到2002年时已突破100000亿元，这样的巨大变化令人惊叹。然而，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速度缓慢，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步伐。更为突出的是，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却不尽如人意，很多专家呼吁：中国以这种大量流动人口的存在来替代城市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中国必须以一种历史性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农民工问题。
实际上，这一切可以归咎于一个根源性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去，即如何通过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关键一点，农民留在本土就业，还是拥入城市。我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地方选择的大多是后一种途径，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外流，这便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这种畸形的转移方式所产生的诸多矛盾已日渐明显，已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问题。
透过沉重的现实背景，让我们把目光再回转到20多年前的东莞，当我们重新审视东莞当年提出的“农村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思路时，便再一次感觉到了这10个字那沉甸甸的分量——东莞当初转移剩余劳动力的方式，在土地上就业，在家门口就业，这是一项多么具有历史眼光的决策呀！难道东莞人有先见之明，提前预测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将产生的难以化解的一系列问题，便提前做出令人惊喜的尝试？
笔者心存疑惑。
20多年之后的2008年初，李近维解答了笔者的疑问：“东莞在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种植业结构之后，农业中富余的劳动力一下就凸现出来了。当时我们在想，让这批农村剩余劳力去大城市就业，不用说大城市本身就业的压力也很大，即使能够安排，我们也要把这些青壮年留在家乡，因为财富是人创造的。如果农村只剩下‘6138部队’（儿童和妇女），连我们的农村干部也留不住，那农村的发展不是更落后吗？所以，我觉得与其让他们到大城市就业，不如就地创造就业机会，离土不离乡，把家乡建设为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