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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思想的变化。一个人不怕什么都没有，怕的（“文）是失去（“人）之后（“书）再拥（“屋）有，拥有之后又失去。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很大改变。熊心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熊心一开始是个“为人牧羊”的穷小子，蓝天白云，山坡绿草，倒也优哉快活，没想到会被人寻去做了大王，一下从地狱到天堂，颇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先王威风。尽管熊心知道这些威风是项梁施舍给他的，是项梁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满足，起码比每天闻那羊膳味儿好多了。项梁死后，熊心掌控军权，实实在在地当了说了算的大王。那时楚国在军事上处于低谷，但对于熊心个人来说，感觉却是最爽的时候。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维系多久，本来已经被他压制住的项羽，却先斩后奏，夺了宋义的兵权，他不得不任命项羽为新的统帅，他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后项羽大败章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心甘情愿归于项羽麾下，熊心明白，他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了。但此时熊心已然利欲熏心，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或者看清了却不愿意相信和认可。他依旧怀念着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往昔岁月，依旧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圣旨，继续强调着最初的那个伪命题，这无异于在项羽和刘邦的矛盾中又添了一把火。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变化，才有了“王关中”的伪命题和对伪命题的坚持，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熊心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政治想得过于天真。熊心唯一当机立断而又作出正确判断的，是项梁死后夺取兵权，但他不知道这种仓促夺来的权力并不牢靠。楚国本就是各方反秦势力汇聚起来的一个松散整体，要想实际掌控，绝不非朝夕之功。他所重用的宋义，并没显示出过人之处。而他对项羽的排斥态度，更是埋下了日后矛盾的隐患。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失误。
熊心的错误还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兵分两路，他一路也没跟着，仍旧坐镇彭城。如果他跟着其中一路，宋义（后来是项羽）或刘邦，那么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王者的威风，他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跟着宋义一路，项羽未必杀得了宋义，即便杀了，项羽也未必不会听他的。如果跟着刘邦一路，最后灭秦的功劳就是他熊心的。结果他偏偏选择做甩手掌柜，坐享其成，等着前线将士拼死拼活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跪拜复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7。刘邦懂政治，项羽真男人】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要善于捕捉信息，特别是捕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这就是所谓的敏锐性和洞察力。除此之外，还要懂得借助外力。外力有时是人，有时是事，有时也许就是一个并不成立、但可以随时拿来利用的伪命题。他们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以便让政治的风向标偏向自己。
刘邦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他会捕捉信息，会借助外力，也会变不利为有利。刘邦借助外力，不会在乎合不合规范，守不守道义，只要对他有利就行，这是他做事的出发点。而且他也总能将它们伪装得很规范、很道义，并让你顺着他的思路走，左右你的思维，让你觉得那是很自然的事。“王关中”其实后来已经成了刘邦野心膨胀的借口，而不是单纯的人事任命，因为彼时的刘邦，早已不把小小的关中王放在眼里了。
项羽则不会这些。“王关中”这个命题也成了项羽的一个致命伤。如果他后来坐镇关中，亲自当这个关中王，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如果项羽不杀义帝，继续选择让他当傀儡，项羽也不会授人以柄，成为刘邦进一步攻击他的口实。但是项羽的脾气就是这样，他没有那么多心机，既然看不上熊心，又觉得他碍事，那就不如让他去见阎王。
刘邦其实未必就与熊心有多么深的感情，而是他觉得如果熊心在，他和项羽还是平级，所以他会把熊心抬到一个高处。项羽杀义帝，和刘邦利用义帝的死说事相比，并不显得有多卑鄙。项羽杀熊心，是激于一时之愤，最起码是快意恩仇，敢作敢当。而刘邦哭熊心，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心里则为多了一个反对项羽的理由而暗自兴奋。从这点上讲，刘邦的人性比着项羽差远了。
尽管项羽对这个伪命题一千个不满意，对熊心一万个看不起，但他最后作决定时，能够先向熊心请示，说明项羽还是有良知的。最起码在他内心深处，还是把承诺当回事的。从这点看，项羽也算得上一个重信重义的真男人了。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值得钦佩和尊重，可玩政治就不行了。政治上的命题不一定是真命题，政治上的承诺也不一定是真承诺，所以项羽注定要为之纠结，为之困扰，最后吃亏的只能是他自己。刘邦就不一样了，他在这件事上坚持，并不说明他就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因为这件事对他有利。只要是对刘邦有利的事，他是不管承诺不承诺、道德不道德的。这一点在刘邦今后的生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说项羽不懂政治，从他尊熊心为义帝后，分封天下的事中也能看出来。项羽分封，是以战功多少为依据的，对六国尊奉的那些王族后裔并未照顾。这个按说是不错的，没有人情，全看战功。然而，这恰恰是项羽不懂政治的表现。因为政治是讲人情的。不讲人情，是需要用不讲人情来掩饰不可告人的目的。犹如你打点好了上司，在提拔你的时候，他会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对你进行评价，而不会说你礼金让他有多兴奋。
项羽这样分封，只会让一些二线领导，也就是带兵打仗的那些人信服，而不会让那些六国的后裔满意。其实，既然这帮人立了六国的后裔，项羽真要分封这些后裔，这帮人也不会有意见的。而且，按战功分封，也很难统一标准，因为谁都不会觉得自己出力比别人小，而封地却有好有坏，有大有小，如此一来，便埋下了矛盾的隐患。后来陈馀的反叛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项羽只会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想法去做，他活得真实，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却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在心机与狡诈充斥的政治舞台上，他注定会失败的。他唯一能得到的，也许就是因为他的真实，而受到后人的崇敬，仅此而已。然而，这种真实，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所在，才是我们所需要和提倡的。
人们总是喜欢研究政治上的手腕，对那些心机和狡诈发出由衷的赞叹，这是人的虚荣心和欲望在作怪。其实，政治是很残酷的，还是躲远点为妙。
第七章 人才·被重视的快感
【1。人人都喜欢被重视】
人人都喜欢被重视，人才更是如此。所谓人才，就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们需要一个展现的舞台，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有句话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话闪烁着哲学的智慧，却不符合一般的科学道理。金子发光，该是反光或者折射出来的光，如果没有光源，比如在漆黑的夜晚，你能看见金子发光吗？那是活见鬼了。人才也是如此，人才只有在做事时才能体现，正如金子需要光源的照射，方能体现其与众不同的价值。
仅有光源的照射也不行，如果一块金子被遗弃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那它的作用和一块瓦砾也无区别。所以金子还需有人发现它、使用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说的就是发挥人和物的最大功效和作用。人才也需要被发现、被赏识，需要有伯乐才行。
乱世出英雄，也出人才。四年的楚汉战争，是英雄与英雄的较量，也是人才与人才的较量。换句话说，刘邦和项羽不是一对一的在较量，而是团队与团队在较量。在他们麾下，各自都网罗了一大批人才，替他们征战，替他们出谋划策。项羽手下有范增、黥布、龙且、钟离昩。刘邦手下有张良、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郦食其，等等。
大家似乎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刘邦手下的谋士多，而项羽手下的谋士少（似乎只有一个范增），而且在谋略、手段上，项羽这边明显不及刘邦那边的人。其实不然。刘邦之所以谋士多，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多。项羽之所以谋士少，是因为他用的谋士少。人和人其实差不了太多，所谓的天才，自然有着过人之处，比如机敏灵活，比如思路宽广，比如记忆力超群，但我们也没必要就此将他们神话。术业有专攻，天才未必就是全才，他在这方面行，在那方面未必行。刘邦手下的人才突出，项羽手下的人才未必就不行，这里面有一个用和怎样用的问题。
在楚汉战争期间，还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人才不是固定的。项羽手下的韩信、陈平，后来都投奔了刘邦，黥布先是听命于项羽，后来渐渐疏远，最后也完全归顺了刘邦。这些人才的流动，实则体现了双方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也体现了双方在人才理念上的差别，最终也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
下面我们具体说说楚汉时期的几种人才现象。
【2。身边的人才】
我们先来看看刘邦身边的人才。
最早跟随刘邦的人才，是萧何和曹参。陈胜起事后，各地烽烟四起，许多地方官被人杀死，沛县的县令害怕，也打算响应陈胜，于是开会和属下商量，这时萧何、曹参就说：“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就是说你县令本是秦朝的官吏，现在各地都是杀地方官起事，你就这么起兵，恐怕没人听你的。不如“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劝沛县令找个有号召力的人来支撑门面，于是就想到了在附近山上落草为寇的刘邦。可等樊哙真把刘邦找来了，沛县令又后悔了，怕引狼入室，于是城门紧闭，不让刘邦进来，还要杀了出馊主意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于是出城投了刘邦。刘邦入城后，萧、曹二人拥戴刘邦做了沛公。刘邦自此完成了从一个山野贼寇到一方反秦领袖的转变。刘邦最初的发迹，可谓得益于萧、曹二人。此二人后来跟随刘邦征战，萧何管后勤，保障军需；曹参冲杀疆场，开疆拓土。一文一武，为刘邦立下了汗马功劳。
刘邦身边的另一个人才是张良，也是刘邦最重要的一个谋士，对刘邦帝业的成功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刘邦日后事业的发展，可以说都没离开过张良的帮助。前文我们介绍过，张良是韩国人，以恢复韩国为己任。张良最初跟了刘邦一阵子，后来随刘邦一同投奔了项梁，然后请求回韩地重建韩国。刘邦西进关中时，韩王成又派张良跟随刘邦入关。刘邦平定关中后，张良就又回去建设韩国了。等韩王被项羽杀死之后，张良这才又去投奔刘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一步。
这三位人才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欣赏刘邦。
刘邦与萧何、曹参应该早就认识，他们都是沛县人。萧何是沛县的主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办公室主任。刘邦还是个老百姓时，不务正业，少不了惹是生非，萧何便曾“数以吏事护高祖”，没少从看守所里捞刘邦。刘邦任泗水亭长时，相当于现在乡镇一级的地方官，萧何便成了刘邦的靠山，刘邦“常左右之”，有事没事就去萧何家里坐坐，顺便带点土特产等。刘邦送徙人去咸阳劳作，同僚送行，都要表示表示，“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其他人都是给三个铜钱意思意思，唯独萧何给五个。可见二人感情不一般。也可见萧何是很欣赏刘邦的。
曹参当时是狱掾，就是管狱讼的副官，与萧何同为沛县豪吏，在当地名头不小，影响也很大。刘邦与曹参的交往，史书上没有具体的记载，但同为官僚，都为朝廷效力，相互间肯定都熟悉，少不了在一起开会、吃饭，或是谁托谁办个事，顶不济见面也要抱拳行礼打个招呼。最关键的是，曹参和萧何二人关系不错，官僚之间关系都是错综交融的，认识其中一个，也就认识了一个圈子。
所以，萧何、曹参二位对刘邦的为人是了解的。有了这个前提，又有后来推举刘邦做沛公的事实，足见二人对刘邦的做事是肯定的，对刘邦的为人也是欣赏的。
萧何欣赏刘邦，还有一个例子。单父人吕公（就是刘邦后来的老丈人）为了躲避仇人，于是迁来沛县。因为吕公和沛县令是老相识，所以引得一些地方豪绅吏人纷纷前来道贺。萧何当时负责招待操持，相当于现在红白喜事的总管，由于来客很多，屋里装不下，于是萧何向贵宾们说：“进不满千钱，坐之堂下。”凡是礼金不满千元的，一律坐在堂下。如同现在办喜事，礼金少了不能上雅间一样。
当时正任泗水亭长的刘邦也去了，身上分文没带，却也想坐雅间，于是递上一张礼帖，上写：“贺钱万”。礼金一万块，可谓大手笔。吕公碰上大款，赶忙起身相迎，往雅间让，这可是贵客，不能怠慢了。萧何这时就说了，刘邦“固多大言，少成事”。刘邦这人好说大话，办事不靠谱，对礼帖大持怀疑态度。萧何这样说，一是对刘邦为人的了解；二是责任所在。他当时毕竟负责司仪的工作，有义务辨别礼单的真伪。但是萧何也是佩服刘邦的，一分钱不带，就敢过来白吃白喝，还被请到了首席，虽说德行上有所欠缺，但勇气和魄力可嘉。
张良几次三番离开刘邦，是因为他心中有韩国的情结所在，这个不能说他朝三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