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示意图说明在平房建立这支部队的经过，以及“宇治”型炸弹、“波”型炸弹、“吕”型炸弹和母子炸弹等细菌武器的种类，桑德斯评价说：“这是初次揭示了日军细菌战计划的规模”，“今后的课题在于能否取得这些资料”，从而产生了获取这些资料的积极性。10月7日又就各种炸弹详情审讯了金子顺一。金子是一个到1941年为止在平房工作了三年半，后来又调至东京军医学校工作的人物。
1945年10月8日，增田知贞从哈尔滨回到东京。审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开始摸到部队的核心部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增田是石井四郎的心腹，如果日本没有战败的话，继石井、北野之后，他会成为731部队的第三代部队长，是一个了不起的干部。10月9日，增田在接受桑德斯审讯时交代说，“在731部队秘密地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研究攻击性细菌战的部门为了保密，相互之间是不能进行协作的”。从增田的经历来看，在军医学校任教官（1931…1932年，1941…1943年）和在731部队（1937…1939年，1945年4月至战争结束）工作，是交叉在一起的，说明平房的部队和东京的军医学校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由于增田患急性疟疾，使第一次审讯陷于中断。三天以后的10月11日和16日又进行了审讯。增田本人吹牛说：“只有石井和我，才了解有关细菌战活动的全貌。”（10月8日）增田的口供成了“桑德斯报告”的核心。也就是说，他详细地供述了在平房用于实验的病原体种类、培养基、大量生产的方法、生存能力的研究、水井污染、动物实验、细菌喷雾（烟雾剂）、从飞机上直接撒布以及部队感染事故等有关情况和在实验中使用的病原体肠伤寒菌、副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炭疽菌、马鼻疽菌、破伤风菌等，以及在炸弹的野外实验中，使用了灵菌和炭疽菌两种等情况。另外，还供认在炭疽菌的研究中，两年内共使用了100匹马、500只羊。他初次供称，平房的研究费，1944年度为600万日元；部队人员数1939…1940年期间，最大规模时多达3000人，1945年部队崩溃之前为1500人。这样，于11月1日提出了“桑德斯报告”。
“桑德斯报告”总结了上述两个月审讯的情况。报告说，细菌战的中心机关设于平房，最多时拥有3000名部队人员，其重点放在制造实战用的细菌武器，研究过8种特殊炸弹，尤其彻底研究了“宇治”型炸弹，曾在野外进行过2000多枚的实验。但是，在这里没有交代在安达进行野外活体实验的事实；同时，报告的“结论”中认为，日本细菌战计划未能制造出实用武器，而且还指出，即使手中掌握了细菌、化学武器，但由于担心美国用细菌、化学武器进行报复，所以，没有用于攻击（作战）。
桑德斯生病回国以后，盟军总司令部查到了潜伏在千叶县的石井四郎，把他带到东京。1945年底至1946年初，石井和盟军总司令部之间进行交易（所谓“镰仓会议”），以换取细菌战情报为条件，盟军司令部免除731部队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关于这件事，石井本人曾向若干人说过。免除战犯罪责一事，早在1945年秋麦克阿瑟、威洛比和桑德斯三人就巳做出决定。桑德斯在接受记者采访，回答“你是否知道免除战犯罪责的交易”的提问时说：“是的，那是1945年秋天，我和盟军总司令部的上司威洛比少将进行商谈之后，两人一起来到了总司令办公室。我们坐在麦克阿瑟两旁。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交谈的内容。威洛比说，如果不保证不追究他们的战犯责任，就不能顺利地查明731部队的情况，是否可以由桑德斯中校出面做出这一保证呢？麦克阿瑟回答说：‘可以这样做。’威洛比问：‘桑德斯中校可以说是您的意思吗？’麦克阿瑟（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为了接办桑德斯的调查工作，底特律克堡的阿沃·汤普森来到日本。他从1946年1月11日起至3月11日为止，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这就是第二次调查。汤普森的调查，瞄准在石井的审讯上。对石井的第一次审讯是1946年1月17日在东京进行的，直到2月25日，期间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审讯。1月9日，另一个部队长北野政次独身从上海乘美国飞机回国后，对他每周进行一次审讯。对石井的审讯，作为“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报告”，于1946年5月31日提交给化学战部队长。这个“汤普森报告”收录在本书第三章和资料一中，已有详细说明，在这里予以省略。但是，石井四郎和北野政次都不仅隐瞒了进行活体实验的事实，而且有关731部队的其他情况，也作了谨慎的供述，使之不超越“桑德斯报告”的内容。这一点有必要加以注意。
对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是以1947年初苏联要求允许审讯原部队人员开始的。国际检察局1947年1月7日打电话给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说，苏联代表要求批准他们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进行关于细菌战的审讯。过了两天，乌西里耶夫（苏联副检察官）发出了致威洛比（第二参谋部）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说，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其实验的结果杀害了许多人。为了就这一问题提供证词，希望审讯石井四郎、菊池齐（第一部细菌研究部部长）、太田澄（第二部实战研究部部长）等三人。1月15日9时起，在东京陆军省召开了包括来自美国和苏联和翻译在内的7人会议。在会上，苏联斯米洛诺夫内容充实的说明，使美方惊叹不已。他说在平房的731部队中，进行过细菌战的大规模实验，杀害了2000人，还说在安达有一个野外活体实验场。这一情报是关押在苏联的两名原731部队人员提供的。斯米洛诺夫这样说道：“在平房，他们把人关押在监狱里。为了提供研究所制造的各种培养菌效力的数据，以各种方法使这些人感染——或者以密封汽车送往安达，把他们捆在木柱上，以种种方法让他们暴露在从飞机上投炸弹和通过喷霁扩散撒布的细菌之中；为了对牺牲者进行观察，又把他们带回平房……日本人杀害了2000名满洲人和中国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都同石井将军、菊池大佐和太田大佐有关系。”
提供这一证词的是拘留在苏联的两名原部队人员川岛清和柄泽十三夫。川岛是该部队第四部细菌制造部部长，柄泽是第四部细菌制造班班长。斯米洛诺夫说：“我们原来以为这一证词的内容是毫无道理的，所以请苏联的细菌武器专家（对川岛和柄泽）再次进行了审讯，并对平房废墟进行调查，确认了这一情报。”
以川岛和柄泽等原部队干部的口供为契机，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美国开始对活体实验进行调查，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在1949年12月苏联举行的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公审记录上留下了川岛、柄泽等12名被告的审讯记录和法庭上的证词。正像在本书第一集中描写的那样，他们生动地供出了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实际情况。哈巴洛夫斯克法庭的公审记录，是苏联非公开的审判（实际上是公审，有许多市民进行了旁听。《朝日新闻》1989年10月4日、1990年2月5日）。有人对被告的证词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但是，美国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审讯，完全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记录。不消说，美国并非意识到这一点才进行调查的，也并不是为审判石井等人的战争犯罪而进行调查的。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美国免除石井等人的战犯罪责，是为了以此换取731部队活体实验的全部技术成果。其目的在于：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收集细菌、化学战的情报。因此，“费尔报告”、“希尔报告”中的审讯内容极其详细。这些详细的报告，结果有力地证实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中被告证词的内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讽刺。本书第一集使用了哈巴洛夫斯克审判的记录，又根据美方的资料写了第二集。如上所述，两者具有国际上相互论证的关系。
但是，根据斯米洛诺夫的报告，则不得不说美国在以往的桑德斯和汤普森进行的两次调查中，在活体实验问题上完全受骗了。感到十分困惑的盟军总司令部和美国本国（华盛顿陆军部联合参谋总部）之间，围绕着如何对付（苏联提出的）审讯石井等人的要求频繁来往秘密电报。如上所述，美国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不让苏联审讯石井等人，而由他们自己再次进行审讯，以独占活体实验的成果，这是自不待言的。麦克阿瑟于1947年2月10日再次致电陆军部参谋总部，要求就是否应允许苏联审讯石井等人问题做出判断。尽管苏联连日进行催促，但是（美国）本国一直没有复电，处于无法答复苏联的状态之中。至3月21日美国才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发给麦克阿瑟（W94446）。同时，威洛比于3月30日发出致撒克斯顿上校的文件。4月10日约翰·B·克里上校发出了致对日理事会苏联代表德尔毕扬柯的电报，通知说，不能把石井、太田交给苏联。
这样，诺伯特·H·费尔于1947年4月16日抵达日本，开始进行为期约两个月的关于“731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的调查。到1947年2月为止，盟军总司令部和第二参谋部（G2）收到了主要是原731部队人员的许多匿名信，也有人通告他们在平房进行过活体实验。费尔抵达日本以后，同意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的看法：即认为这些信件可靠，有必要再次审讯原部队的干部。于是，立即开始进行调查。在四五月间，费尔在审讯中，当然包括苏联要求审讯的石井、菊池和太田等人，此外，还包括了龟井贯一郎、荒卷广户、增田知贞、金子顺一、内藤良一、村上隆、碇常重、若松有次郎等人。在本书中，据审讯石井时担任翻译的U·U先生说，在1949年6月左右（无准确的月日记录）费尔于5月8日、5月9日两日审讯了石井，把龟井称作是一位全面协助调查的一位“有影响的日本政治家”。其间，让19名细菌战研究骨干用英文写出了细菌、化学方面的人体实验报告。这一报告共60页，记述了利用炭疽菌、鼠疫菌、肠伤寒菌、斑疹伤寒菌、赤痢菌、霍乱菌等进行活体实验的情况。编写这份报告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历时9年之久的灭绝谷物研究问题，由八木泽和滨田提出了10页的报告。此外，还有细菌炸弹、利用喷雾撒布细菌的报告（可能是在安达进行的实验），对对于中国人进行的12次野外实脸、气球炸弹，对家畜进行的细菌、化学研究也进行了调查。
费尔回国以后，于6月20日由底特律克堡向化学战部队长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细菌战活动的新情报概要（英语写成，共11页）”。这相当于“费尔报告”的概论部分。迄今，尚未找到这个60页的英文报告，也未找到“费尔报告”。也有人认为，只要未找出这一报告，就无法依靠美方的资料来弄清活体实验的情况。但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顺便说一下，四次报告的形式都是有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接着是分论，包括单个调查、审讯记录或附录补遗。相当于总论的部分，是分论的要点或者概要，有的还包括了结论。费尔在6月20日的报告中写道：“凡没有加以特别说明者，本报告所列资料，全部都来自对人体的实验。60页英文报告的摘要，详细地介绍了对上述炭疽菌、鼠疫菌等问题的审讯结果。对石井四郎的审讯，是在5月8日、5月9日进行的。让石井在上述60页英文报告之外另写一个报告，说明石井将军20年来在细菌、化学领域中的经验概要，估计7月10日可以取得。”但是，这个报告实际提出与否，现在无法确认。同样，20名原部队人员正在写有关驻长春的“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的报告，原定8月底可以取得，但是究竟结果如何，也未得到确认。
在“费尔报告”中说，获得了8000张显微镜用标本。细菌战用的病原体是利用200多名死者制成的。这些标本秘藏在寺院或日本南部的深山里。我们看到并巳经取得了这些标本印刷品。同时，盟军总司令部第二参谋部麦克尔上校已将它装船，“在极为良好的状态下运抵美国”（费尔6月22日信函）。在制作这些标本时，请来日本病理学专家，让他们从事整理标本内容、实验说明以及病历等方面的作业。“费尔报告”的结论是：“……恐怕在分析了各种报告之后，我们能够进行得到解答的特定审讯。在大量生产、气象学研究以及实战用武器方面等，我们显然比日本高出好几档……然而，活体实验方面的资料，如果把它同我们及联合国动物实验的资料联系起来使用的话，那将是非常有价值的。病理学研究和人类疾病方面的其他情报，对于研制炭疽菌、鼠疫菌、马鼻疽菌等真正有效疫苗的尝试也许很有价值。”
为了扩大费尔对活体实验调查，“分析各种报告之后进行特定的审讯”，埃德温·V·希尔和约瑟夫·维克托于同年10月28日抵达日本。希尔从10月29日至11月25日进行了审讯调查。其结果于1947年12月12日向华盛顿国防部化学战部队长奥尔顿·C·维特提出了“关于细菌战调查的概要报告”。正如报告中记载的那样，先后审讯了研究喷雾的高桥正彦、金子顺一和研究斑疹伤寒的笠原四郎、北野政次和石川太刀雄以及另外两人，还就25种细菌审讯了石井四郎、太田澄和增田知贞等共22名医生。报告中写道：“被审讯者主动地提供情报这一点是值得注目的。在审讯中，没有人提出免除战犯罪责的要求。对于石井四郎同美国的交易——即如果美方用文件保证石井及部队人员免除战犯罪责的话，他们就详细地供述细菌、化学战研究计划，围绕着细菌战情报是否作为战犯的证据问题，最终美国本国于9月8日致麦克阿瑟的电报中，传达了下述事实：‘为了安全保障，不应追究石井与有关人员的战犯罪责，也不应留下许诺，而应按照以往的方法，一个不漏地获取全部情报，务必继续进行工作。’”
“希尔报告”在“各项结果”的项目中一开头说：“在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