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俘虏们坦白承认了自己的罪行，所以中国方面决定将他们全体释放，遣送回国。
历史逆缘的见证
由于航班的原因，我们在北京住了两天，所以有机会在市内多进行了一些参观。
在去军事博物馆之前，我们访问了著名的“故宫”（旧紫禁城）。这里是明清两代王朝的皇宫遗迹。故宫本身就是具有500年历史的博物馆。
穿过成为北京象征的天安门向北走，就来到了故宫博物院的正门——“午门”。故宫整个占地面积为72万平方米，屋宇达9000余间。据说这里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而且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建筑群。
虽说是平日，但由于休息日采取轮休制度，游客仍很多，外国人也比较多。解放后，中国政府对故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从全国收集了大量文物，在故宫内展出。
听着李梅子女士的介绍，我们来到了太和殿。这里堪称故宫的核心宫殿，是皇帝举行即位、庆典、颁布政令等重要仪式的地方。显示着昔日王朝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和陈设，令人瞠目结舌。我望着那些涂着耀眼的金箔和油漆的柱子，紫檀的宝座，金鼎，烛台……这些惊人的财富，不禁令人哑然。后来，我靠着笔记又逐一地回忆起来。
无论在哪个国家的王宫里，每当我看到统治阶级集中在那里的大量财宝时，就感到似乎听到了那些变成泡沫消失在历史的海洋中的无数民众的怨恨和恸哭声。为了收集如此众多的财宝，多少民众付出了牺牲啊！这些陈列品似乎在呼喊：看一看凝聚在财宝中的怨和恨，听一听劳苦大众的恸哭声吧！
翻译李女士说道：“这些财富和艺术都是为一部分统治者而存在的，和老百姓是无缘的。”我边听边想：不能说无缘，这些财富绝不会给老百姓带来幸福，毋宁说，会使他们更不幸。但是，今天，这些财富服务过的统治者死了，这些财富却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传了下来。从这种意义上来看，难道不是一种“逆缘”吗？
离开沉淀中国历史的宏伟故宫，我进入公厕，大吃一惊：“小便”姑且不论，“大便”周围没有任何围墙，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满不在乎地排便；在日本是面向里面，而在这里是面向外侧，同外边的人形成面对面。
公共厕所的外观，是一座很漂亮的砖砌建筑，而里面却是开放式的结构，使人大吃一惊。后来听说，女厕所的结构也是一样的。
好在我是小便，得了救。那些不服水土、坏了肚子的外国人和妇女们想必感到很窘吧！除了北京、哈尔滨的旅馆以外，我进入的公共厕所全都是同样的结构。有了这种经验之后，外出时，我都事先做好准备。
我担心这种公共厕所是否会使人误解现代的中国。我认为中国首都的“名胜”——故宫的公共厕所采用的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是不好的。在日本则不同，“有臭味的东西要加以掩盖”。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性格所致，但是，厕所本来是具有很强的隐私性，而且人们对自己发出臭味向外散发就有抵触。用很少的费用加以改造，是有利于改善中国的形象的。
其次，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态度不好。顾客站在前面，服务员们却满不在乎地仍在与同事闲聊，多次招呼才搭话，好像照顾你似的来接待，毫无笑容。
在中国第三产业领域里，很少看到年轻女性的微笑。中国的妇女五官端正，皮肤白净，腿细长，没有萝卜腿。她们虽然具备美人的条件，却不知把女人最重要的素质——殷勤忘在哪里了。
服务员不服务
在北京的购物中心王府井，我们曾经去过那里的新华书店。
这座书店坐落在王府井与长安街的拐角处，恐怕是北京最大的书店。在中国的书店里，顾客是不能直接拿书看的，而必须委托服务员把引起自己兴趣的书拿过来看，是一种“闭架式”的方法。
年轻的服务员当着顾客的面把书扔在拒台上。那一剎那，我大吃一惊，而顾客一点也不生气地拿起扔过来的书看起来。顾客一再招呼，佯作不知的服务员为数不少。
不仅在北京，而且在我们所到之处看到服务部门服务员的态度都是不好的。他们似乎不知道所谓“服务”是何含义。我曾短期在旅馆里工作，吃过服务行业的饭。看到中国服务人员的态度，我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当然，也有态度很好的服务员，但是，那是在逗留期间，与他们相互产生了感情所致，并不是专业训练出来的服务态度。我获得的深刻印象是：并非职业服务教育落后，而是根本没有进行过这种训练。
不过，也许是由于我有过从事服务行业的经验缘故，没有这种经验的人也许不会那么在意。
北京的夜晚比较暗，不仅路灯少，而且由于节省能源，总体看来，灯光照明都比较暗。
这在美国的街道也是如此，夜晚路灯比较稀疏。从国外旅行回来，为日本街道夜晚灯光之明亮而吃惊，不仅大城市，而且地方城市也是灯明如昼，在马路上能够看书的恐怕只有日本吧！
日本的资源大部分不得不依赖别国，而消费却如此可怕。对此，使我不得不感到担心。
在王府井暗淡的灯光下，许多人在步行，这是人们吃过晚饭之后出来散步。这里并没有为方便购物设置的“橱窗”，也没有鳞次栉比的餐厅、酒吧和弹子房，人们只是散散步，散步成为一种消遣。
有人说这里是“北京的银座”，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它是一个昏暗的银座。街道两侧虽然都是北京著名的商店，但商店本身也很暗，从外边看去，弄不太清楚里边是卖什么的。
在昏暗的灯光中，随着许多人的移动，扬起蒙蒙的尘埃，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气氛。虽然灯光暗淡，但是却没有忧郁，人们边走边高声谈笑，从昏暗中涌出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氛。
我们走进路旁的一家餐厅。样品拒里只陈列着二三种饭菜。餐厅内方桌边坐满了顾客，几乎座无虚席。整个餐桌都是面对面的席位，也看不到服务员。这里似乎并不像是自助餐厅。由于没有空座，也不懂得订菜的方法，无奈我们走出了餐厅。肚子饿起来，心中有些不安，如果晚上八点不回到旅馆，食堂就关门了。
习惯于东京“日夜服务”的我们，一下子还不适应昼夜分明的中国。
第02章 平房的落日
731部队的旧址
在北京逗留了两天之后，我们一行于9月17日下午4时乘中国民航601航班飞往哈尔滨。这是一架和YS…11相似的苏制伊柳辛型双引擎螺旋桨飞机。
满机的乘客大部分是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内，日本人一共只有7位。
我们预感到，如果不出现误用照片问题，这次似乎将是一次愉快而成果丰硕的旅行。
飞行约一小时三十分钟之后，飞机到达了哈尔滨上空。从机上向下望去，透过云海的缝隙可以看到辽阔的平原，弯曲的河流在夕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乘火车需要17小时的旅程，乘飞机只用了不到两小时的时间。
云海下面的大地，就是昔日的“满洲国”，是日军侵略最严重的地区。这块深深地铭刻着侵略伤痕的大地，在云海下面苍然地迎来了黄昏。
飞机降低了高度，地面逐渐显露出来，我刚想飞机会不会在小米、高粱地里着陆时，前方巳出现了跑道。
一阵轻轻的振动，飞机着陆了。这时是下午5时40分，飞机是准时抵达的，恰好是夕阳刚刚落到地平线上的时刻。
走下飞机，迎面袭来一阵寒气。在机场大厅的入口处，我们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省分会副主席关沫南先生和该会的张浪先生还有诗人中流先生的欢迎。看上去他们是衷心欢迎我们访问的。给人的印象是，中国作家协会是以北京为中心的一个非常统一的组织。听说作家也是公务员，根据各人的业绩来确定他们的地位和薪金。
日本的作家很少到哈尔滨来。来迎接我们的三位人士，作为中国的作家，对《恶魔的饱食》都表示非常的关注。
机场距市内约42公里，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所在的市中心，约需一小时的时间。
我们分乘两辆中国制的“上海”牌轿车离开机场。汽车行驶在广阔农田中的道路上。这里并不是平原，而且到处都经过耕耘，根本没来到“满洲”的感觉。
几乎看不到人家，没有擦身而过的汽车，也没有行人，只有偶尔几辆运货的马车。视野所及的辽阔原野，被沉落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余辉柔和地染红，气温相当于日本10月中旬左右。
我心中产生了一种终于来到了这里的感慨。虽然心中担心着日本的情况，但是，既然已来到了当地，就决心专心致志地进行采访。由于这种缘故，平安无事地踏上了这块土地，产生了一种异常的紧迫感。
我们的车里坐着关沫南先生。在车中再次相互介绍之后，通过德永君的翻译，双方进行着交谈。
关沫南先生身体比较瘦小，乍一看似乎像有病在身，有些纤弱。他语气稳重，说话的表情柔和，很有风度。作为共产党作家，他参加过抗日运动。他在东北地方从事抗日地下活动，曾被日军逮捕，差一点被送往731部队。在车中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这一点。
“如果无妨的话，能否讲一讲您的抗日活动和被日军逮捕后的体会呢？”
对于我的希望，关沫南先生既不争强，也不勉强开口，而是毫不在意地像回忆往事般淡淡地讲了起来。
抵达哈尔滨伊始，就遇到了一位最希望找到的活证人。查证731部队现场，从这位抗日作家提供的生动证词揭开了帷幕。
抗日作家的证词（一）
“1941年12月31日深夜，两个日本宪兵把我逮捕了。他们将灯火管制时用的外黑里红的窗帘蒙在我的头上，架着我上了车，走了大约30分钟。这天夜晚，哈尔滨市所有的左翼作家同时都被捕了，所以将这次事件称作‘12。31事件’，又称‘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
“被捕以后，我被监禁在松花江附近挂着‘松花塾’招牌的秘密监狱里（位于今天哈尔滨中央大街和友谊路的拐角）。从外表看，它是一幢极其平常的、屋顶略高些的普通平房。市民谁也不知道这里是监狱。
“被关的房间中，在很高的墙上有一个嵌着铁栏杆的小窗户，踮起脚尖或跳起来也看不到外边。附近有一幢白俄的教堂，地面有电车终点站。从传来的阵阵钟声和电车进站的轰鸣声和回头电车的发车转辙器转换声，可以判断出监狱的位置。
“我们进行活动时，有三个特务（机关人员）钻进了我们内部。他们在三年中间一直在监视我们的活动，掌握内情。在我们被捕、接受审讯时，他们事先已进行了调查，日方巳详细地了解我们的活动情况。三个特务中的一个是其他县的共产党员。他们被捕后转向，背叛了党。另一个人是他的妻子，是共青团员。还有一个人伪装进步的态度，接近我们。我们将他们作为同志和他们交往了三年。其间他们完成了对我们活动的调查。
“被捕的另一个理由是我们在东北（满洲）报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他们已经翻译出来，作为证据。”
“我从十六七岁开始进行创作活动。二十一岁被捕时巳写了四十多篇短篇和两篇长篇，并正在报上连载。”
“被捕的人大多是左翼作家和游击队员，其他还有满铁的左翼刊物《满洲评论》的编辑和建国大学的教授。被关进‘松花塾’的人，下场都没有定。从写在‘松花塾’墙上的血书看，估计他们几乎都是进行绝食而饿死或被毒死的。包括我在内，一部分人被遣送至长春，得以活了下来。还有的人被送往731部队，没有一个人生还。”
“我得以生还的原因，听说，对当时的日军来说，共产党作家很稀罕，是为了进行观察。”
“我被捕后，被他们用竹剑乱打。我还遭受了拳打脚踢等暴行。‘12。31事件’前被捕的人，受到灌凉水、电刑等拷问。结果，有两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做了自供。半年之后，我们被捕了。”
“我虽受了拷问，但我说：‘我是一个个人，写了些基于共产主义精神的作品，是利用文学这个手段宣传共产主义，同共产党没有关系。’一直坚持到最后，我都这么说。”
“被捕的人去处多种多样，除‘松花塾’以外，还有日本领事馆、宪兵队本部等，市内设有许多监狱。哈尔滨宪兵队、哈尔滨市警察局特高科和特务机关之间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被送进了长春监狱，后来和狱中相识的一位妇女结了婚。她也从事抗日运动，被捕之后受到了同样的拷打。后来查明我（和共产党）没有关系才释放出来。”
“被捕时和释放时都是用灯火管制用的布蒙起眼来，并用汽车在市内转来转去，所以无法判明监狱的位置。”
“把我们出卖给日军当局的两个人，叫大内隆雄和藤田菱花。这两个人把我的作品翻译之后，作为我的罪状证据。大内原来是个左翼作家，叛变之后来到‘满洲’。据我所知，藤田是个特务，也是满洲的土匪。伙伴们并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汉语讲得十分流畅，毛笔字也写得特别好，而且，很喜欢中国的古诗和唐诗。他还吸鸦片。谁也不知道他是日本人。日本占领东北以后，藤田作为作家出现在长春。”
关沫南先生以低沉的语调淡淡地这样说道。从他那稳重的风貌完全看不出他是一位经受过残酷镇压风暴的人，但是，支撑纤弱身体的毫不动摇的姿态，却令人感到他有一种经历过长期抗日斗争锻炼而养成的坚强意志。
关沫南先生的话将要结束时，汽车驶进了市内。天巳经漆黑了，许多自行车行驶在没有路灯的街道上，自行车也是无照明的。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里，自行车都特别多，这是一个特征。道路像是专为自行车修建的，汽车得让着自行车行驶。不过，汽车和自行车相撞的事故也比较多，我们访华期间多次目睹了这种事故。
突然汽车急剎车，有许多人聚集在黑暗中，车灯灯光中升起了蒙蒙的尘埃，情况显得有些异常。车灯照在前方，一匹马流着血倒在地上，人也倒下了，这又是一次交通事故。
听说是汽车和马车发生冲撞，我们�